首页 > 古籍 > 一、"儿皇帝"和"贰臣"-二千年间

一、"儿皇帝"和"贰臣"

　　在历史上的大汉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时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帮助，灭后唐，受契丹之封为后晋皇帝。他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且每年搜括民财奉献绢三十万匹，其他珍宝珠玉也是不断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长耶律德光为父，信件往返时，起先他是自称为臣的，后来被允许以家人礼相待，改称"儿皇帝"。--照当时人的看法，称儿是比称臣高一级的，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石重贵继位，没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许，即上书不称臣而称孙，耶律德光大怒，借口兴师问罪。

　　像石敬瑭那样的人真可说是无耻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说，他本非汉人血统，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为并不能以他的血统来做辩护理由。他在后唐时，任河东节度便。他正是当时贪婪纵欲、卑劣无能的军阀官僚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他同时向契丹献媚、求封为中国皇帝的还有赵德钧。赵德钧是汉人，也是后唐的一个将军，后来契丹兵进攻后晋石重贵时，赵德钧已死，他的儿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踊跃地做契丹的先锋。其无耻和石敬塘父子不相上下。

　　石敬塘开了在异族卵翼下做皇帝、称臣称子的先例。以后宋代的皇帝也有向异族侵略者称臣称侄，并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金灭北宋后，以黄河以南之地建楚国，封张邦昌做楚帝。不久后，南宋复国，诛杀张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东之地封给刘豫建齐国。金人因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黄河以南的地区，想用中国人之力来间接统治，所以先后建立这两个傀儡国，其用意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各傀儡政权很相似。张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结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刘豫在北宋也做过中央大官，南宋复国时，他任济南知府，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金兵一到时，他要率领百姓投降，百姓不从，他半夜缒城而出，到金营纳降。降金后又钻营金的大将挞懒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这个人也不过是当时许多纷纷投敌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蒙元的灭宋，满洲的灭明，都是直接建立异族的统治，没有制造什么傀儡政权，但是文官武将士大夫投敌求荣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扫平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许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率领了十几万军队而向满清投降的。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负责对满战事，战败而降，明人以为他战死了，还在北京城里设坛遥祭，追赠优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军的先锋。后来各地起义抗清的人民武装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清朝统治者自然非常重用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巩固的统治政权以后，却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他还看不起这些变节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经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励"从一而终"的"气节"，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么二心。

　　我们并不是根据传统道德中的"忠"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个死心塌地效忠于专制统治者的并不就是可敬的人，一个始终做着异族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自然更是可卑的人。但像那被称为"贰臣"的人，今天在专制统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禄，一到明天，又投身到异族侵略者面前争取做开国元勋的荣耀，的确是把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最充分的了。不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他们都同样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价来填满个人的私欲，其前后行为又还是一贯的。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逼得旧的统治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从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产生这种可耻的"贰臣"，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人在还没有公开投敌的时候，其实早已是祸国殃民的人物了。

　　像张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时，已曾受到人民的公开申斥。金兵围攻汴京时，张邦昌和李邦彦等人都主张妥协求和，对于认真抗战的李纲等人竭力排挤倾轧。所以当时的太学生曾聚众上书说："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zhù）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这正是当时民间的公论。北宋末叶，当政的都是这一类"动为身谋，不恤国计"的人，在他们手里，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就是粱山泊好汉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弄到将骄兵弱，每战必败（和金人相约攻辽，金已破辽，而宋兵仍节节挫败，遂启金人轻视而长驱直下，无以为抗），弄到在兵临城下时，还是和战不定，终至把中原奉让给异族。--所以这些人不论后来是否像张邦昌那样公开降敌，但在实际上都是扮演着给异族的侵略者铺设道路的角色。

　　南宋初年又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他虽没有降过金，但他曾被拘金营，自称是乘间逃归的。事实上是已和金人勾结好了。所以他不惜诬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将，来促成和议，和议的结果是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并割让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于金。在对外这样屈辱的时候，他对内则实施很严格的统制，逻卒密布，以排除异己，钳制民意。这样就使南宋再也没有力量翻过身来，只好坐待亡国。所以后世虽还很有人为秦桧辩护，但事实具在，他的罪恶实在更大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写在《汉奸传》的前列。

　　明代情形也大体相似。明代后期政治上最有权势的是太监，许多腐败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监门下，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使清军得有机会从容地问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时候，朝中当权的还是属于太监政治集团中的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使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们也和清人讲和，情愿割地赔款，他们也多方阻挠积极抗战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后，他们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权而安享富贵的时候，便公开地投顺了清军。

　　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可耻可恨的败类，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内部必然的产物。他们本来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所看见的只是个人的私利，当然不会想到在异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难。为了自己安享富贵尊荣，他们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历史上每度异族入侵时，从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够得上称为民族英雄、值得我们歌颂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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