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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兄终弟及，元武宗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终于不用写他那怪且长的蒙古名字了）。

　　爱育黎拔刀八达（元仁宗）像元仁宗乃大有为青年，马上罢废尚书省，诏逮为哥哥元武宗敛财弄得天下骚动的几个贼臣脱虎脱、三宝奴、王黑等人，审讯后全部斩首抄家。其实，这几个人相比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人，并无太大过恶，只有三宝奴曾经劝元武宗立己子为储君，别的人只是承上意为皇帝敛财罢了。政治就是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新必破旧，展威定杀人。宝位坐定后，元仁宗把哥哥元武宗的时政一一翻转：

　　罢止中都筑城的宏大工程。

　　罢止全国数处专供皇家御用的多余营造。

　　罢止江南地方大量印制佛经。

　　罢止国家专买专卖浙盐。

　　罢各地僧人“总统”地方佛政。僧人诉讼，悉归有司，不能逃法。

　　罢行至大银钞和铜钱。

　　禁止寺僧夺冒侵民田。

　　禁止汉人、回回术士出入诸王及贵戚、大臣之家妄言休咎。

　　罢征八百媳妇及大小彻里蛮，以玺书招谕。

　　元仁宗为当时及后世儒生一直挂在嘴边的“伟大”事迹，就是恢复了蒙元废止八十多年的科举。此举虽属“形象工程”，但确有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马上王朝，终于要以儒家法典为依据，求取治天下之才了。

　　元代科举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年底开始施行后，元顺帝元统三年（1355年）曾停考五年，而后又恢复，最终延续到元朝灭亡。元政府中央一级的科考，从1313到1368年，总共录取进士1139人，从数目上讲，元朝科举完全是粉饰太平的装点，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汉人儒生之出路仍旧狭窄至极。

　　惟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蒙官员多人反对以“辞赋”取士，元仁宗最终仍决定在考试中增加“古赋”的考试内容。当然，文化修养不占优势的蒙古，色目人可以不参加“古赋、诏诰、章表”等科目方面的考试，他们只以蒙古文考试“经义”等相对简单的题目。学以致用，由于科举有“古赋”内容，元代士人形成了“寒窗试赋万山中”的风气，在辞赋创作上推陈出新，一洗南宋、金国专营排比对偶的浮华空洞，强调“赋乃古诗之流”，赋予侈丽宏壮的辞赋以崭新的内容。以情为本，直抒胸臆，“祖（离）骚而宗汉（赋）”，致使空靡浮丽的俳赋和律赋完全失去了市场，尚情尚义的古赋成为文学复兴运动的主要形式。所以，元代的科举，使得中国古代重要文体之一的辞赋达至它最后的巅峰时刻，虽属昙花一现，但其“峻丽”之美和“汪洋恣肆”之豪，今天读之仍旧让人情思一振，神清气壮。

　　由于元仁宗身边有李孟、张珪（张弘范之子）这样的能臣，统治初期确实让人有气象一新之感。但是，由于其母后答己肆行干政，奸贼铁木迭儿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元仁宗又不敢惹老妈生气，使得时政愈行愈下。

　　铁木迭儿乃成吉思汗功臣者该的玄孙。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相的铁木迭儿被人奏称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赴京。武宗皇帝看见这个奏报还很生气，御笔要有司严查。未几，“皇太后有旨赦之”。原来，身板魁梧、干嘛嘛行的铁木迭儿之所以这么大胆私自入京，正是应武宗的母后答己之招，前来服务的。春风数度，太后答己对铁木迭儿欢喜得不行。所以，元仁宗还没即位，太后答己自己下旨用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有皇太后撑腰，铁木迭儿很嚣张。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张弘范之子张珪因上奏铁木迭儿不应为“太师”，惹起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共怒，趁元仁宗去上都不在大都，把张珪召入宫内死打了一顿，打得这位副相血肉横飞，被人用轿抬回家中。时任元仁宗侍卫的张珪之子张景元以父病为由向皇帝请假，元仁宗大惊：“朕离大都时，你父亲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张景元不敢道实情，跪地涕泣不已。稍后，元仁宗知悉此事，意甚不平，罢去铁木迭儿相位，以合散为右丞相。太后答己恼怒，闯入儿子宫中大嚷大闹，儿子惹不起亲妈，元仁宗只得下诏恢复铁木迭儿右丞相的职务。

　　“铁木迭儿之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滋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幸亏平章政事萧拜住（契丹人）和御史中丞杨朵儿只（西夏人）不畏强权，联合内外御史四十多人，共同上章弹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欺上罔下，占据晋王田及卫兵牧地，窃食效庙供祀马，受诸王人等珍玉之贿，动以万计。其误国之罪，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奏上，元仁宗看得触目惊心，大怒，立刻派人去搜抓这位奸相。

　　铁木迭儿眼线多，腿脚快，闻讯不妙，猪癫疯一样窜入国母老蜜的兴圣宫内。“帝不忍伤太后意，但罢其相位。”才隔一年多，经不住亲妈闹腾，元仁宗只得下诏起复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

　　1320年，元仁宗刚咽气，太后答己马上又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此时，这位奸相凶相毕露，马上杀掉了先前弹劾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等人，肆行报复，大肆诛戮。

　　元仁宗太子元英宗甫即位，太皇太后（老娘们又升一格）答己下旨进铁木迭儿上柱国、太师。

　　英宗皇帝少年英锐，很快就不买皇祖母账，自己任用安童之孙、年纪与自己差不多的贵臣拜住为相。

　　忧惧新皇算账，加上天天“伺候”老娘们答己，铁木迭儿忽染重病，没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其秽行恶政，涂污了元仁宗时代的政治。

　　元仁宗时代废至大钞钱、停止尚书省敛财，开科取士，尊儒崇礼，经理田赋，确实行了不少“善政”。此外，元仁宗时代，察合台汗国的也先不花起兵反元，也被元将床兀儿等人率兵打跑，北疆宁固，诸后王不再折腾。

　　仁宗皇帝“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个人品格方面几乎算得上是元帝中最好的一个，此人“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确可称得一个“仁”字。但是，在立储问题上，元仁宗的确有所“亏心”。

　　依情依理（不是依礼），元武宗很守信用，以皇储之位予弟弟元仁宗，二人有约，元仁宗“万岁”之后，应该传位于元武宗之子。但是，出于私心，加上铁木迭儿的撺掇，元仁宗在延祐二年（1315年）封元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让他出兵云南。道路迢迢，瘴气遍路，此举无异于把大侄子“流放”。和世不高兴，其手下的元武宗旧臣更不高兴。一行人走到延安，就与关中的蒙古宗臣秘密联系，起兵兴戈，准备拥和世回大都争帝位。不久，这些人窝里反，内讧连连，和世只得跑往察合台汗国的老亲戚也先不花处躲避。

　　元仁宗也松一口气，如果众人把这个侄子抓回大都，还真不知如何“处理”他。于是，他便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此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为人留下口实，种下日后的隐忧。其实，答己皇后和铁木迭儿之所以鼓捣元仁宗立硕德八剌，原因是武宗皇帝的儿子和世少年时代英锐之气显于脸面，而硕德八剌看上去“柔懦易制”。所以，同为自己亲孙子，答己自然倾向于拥立看上去容易摆弄的硕德八剌为皇储，这样的话，日后元仁宗有好歹，继位的孙子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她更年期后的性生活也不会被“打扰”。

　　元仁宗不像哥哥元武宗那样好色，却是个嗜酒成性的酒鬼。他的“驾崩”，实则是酒精深中毒使然。马上帝王家族，遗传数代，DNA中都带有高度酒精，欲罢不能。

　　成吉思汗陵墓

　　元仁宗葬所，与先前诸帝一样，都是埋葬于“起辇谷”。但是，“起辇谷”到底是什么地方，说法多多，成为后世学者白首苦思也找不出答案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人认为“起辇谷”在斡难河流域（今黑龙江上游鄂嫩河），有人认为“起辇谷”是蒙古语“怯绿连河”的转音，即在今天蒙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岸边，有人说应该是蒙古阿尔泰之北的山谷之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逝世地六盘山附近。最浅显的说法，是讲起辇谷就是今天成吉思汗墓所在地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此说最不可信，成陵应该是类似衣冠冢的陵墓。

　　当然，传说中陵内藏有一块灵骨以及吸附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一绺白色公骆驼顶鬃毛，确实是全体蒙古人的精神圣地。笔者在2006年6月曾亲自去成陵参观，国家新近投资一亿二千万人民币，把成陵修葺得金碧辉煌。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旗阿腾席勒镇从前属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现改盟为市，称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汉意为“宫殿”，守护“鄂尔多”的人称为“鄂尔多斯”，专职守卫“鄂尔多”的族群称为“达尔扈特”，日后，守陵人群日益繁衍，这些“达尔扈特”便以“鄂尔多斯”部族名义在草原上作为标识，守护成陵则成为这一族群的天职。由于鄂尔多斯部在明英宗天顺时期（1457—1464）迁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奉“八白室”（八组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白色帐蓬）于其中，清初迁至伊金霍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可以这样说，真正埋葬蒙古诸帝尸身的陵墓群仍旧是个谜团。这与蒙古帝王入葬的习俗大有关联。据《元史·祭祀志》所记：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绿纳奇实为帘，覆棺亦以纳奇实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奇实，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以此观之，其棺木形状很像埃及的木乃伊形状。而最初记载元帝埋葬之法的，当属元末文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它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这种记载，与西方人马可·波罗、加宾尼以及波斯人拉施拉等人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即深埋土葬，不起坟茔，以此来保密葬所。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大汗，其卫士在护送他们灵柩去葬地路上，会尽杀所遇之人，“杀时语之曰：往侍吾主”，道遇马匹也宰杀，以供亡帝“地下”所用。成吉思汗棺柩运送途中，护送卫士杀人数千。杀人最多的当属蒙哥汗死后尸体运送途中，自四川钓鱼城至“起辇谷”，凡杀两万多，途中所遇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逢之必死，真正的“丧门星”。忽必烈之后，途中杀人之事再无记载。

　　蒙古皇帝死后，汉人官僚送帝柩至大都建德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举行祖奠仪式后，“百官长嚎而退”，剩下的“旅程”，由蒙古王公、怯薛以及卫士担当。由此，汉人官吏从来不知“起辇谷”位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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