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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隐公元年：开卷第一义，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春秋三传详释
2、隐公元年：开卷第一义，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
鲁隐公元年，《春秋经》落下了庄重的第一笔：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是《春秋经》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记事，一共六十二个字，平均每个月五个字。即便当时刻竹简不如现在的电脑输入法快捷方便，但说到底，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如此这般的话，这份差使可真够得上清闲了。（Ⅰ）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能写短些就别写长了--《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时间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说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Ⅱ）
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向外看看，他山之石也差不多，汪荣祖还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我们的《春秋经》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 the tenth year, Nabopolaasar, in the month of Iyyar, 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 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 men of 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 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 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 12th day, 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 ）；
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 ）。（Ⅲ）
（Ⅰ）[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Ⅱ）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页。对《编年记》性质的另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与其说《编年记》'有些像后世的年谱'，倒不如说它有些像后世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更符合实际一些。"--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2页。
（Ⅲ）[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第25－26页）引巴特菲尔德《史源》第115页。
如果把人名、地名一换，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经》里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人家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么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春秋经》的笔法还仅仅是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而已，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曾经说过"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调了个儿，（Ⅰ）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是有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经》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经》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却是一个问题）。
可是，前人简约，后人可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更靠后的人们为了搞清楚"《春秋》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经》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了。
《春秋经》的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开讲"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问题是困惑了人们许久许久的--为什么《春秋经》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呢？
乍看之下，这问题有点儿像是无理取闹。可不是么，人家作者或编者还不是爱从什么时候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是你来写一本历史书，完全可以从你喜欢的任何一年开始呀。
但是，周人的风格应该不会这么前卫，况且一部编年史的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斗大的疑点就立刻出现了：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Ⅱ）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好长的时间段呢，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是呀，我们很难想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Ⅲ），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呢，《春秋经》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Ⅰ）到底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还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为一桩千年公案。对两者的辨析可参考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文认为后者才是正确的说法，并认为产生前者这一讹误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笔误，因为'左''右'两字的字形极其相近，手写体极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没有细加查验，记错了；再就是因为后来写史向文学方向进化而将左右史的职责渐渐相融……"另一种意见认为，事实上并无左、右史分职之事，可参考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完全就否认史书体裁之记言、记事之分的也有，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作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为二物也。
（Ⅱ）鲁国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还是他爸爸周公旦，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Ⅲ）关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解释，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Ⅰ）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预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在时代上差不了多少，况且鲁隐公乃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人，如果周平王能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也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经》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Ⅱ）--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杜预的话，说《春秋经》虽然看上去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说事的，讲的似乎也只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经》里写的那些事情尊卑尽备，等等等等，所以，虽然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以"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Ⅲ）
孔颖达最后一句话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意思基本是说：《春秋经》就是一部帝王职业培训经典教科书。--但这教材并非帝王秘传，不是只供皇帝一个人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钻研的，也是鼓励老百姓学习的，科举考试也要考这个的，这就好比"三个代表"光辉理论，领导要认真学，老百姓也要认真学的，一些重要考试也会考到的。
但孔颖达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暗示：《春秋经》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春秋经》的写作或编纂是属于所谓"观念先行"的。这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存在着不少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加工"或删削史料的痕迹，这就使得《资治通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帝王教科书，却不是一套老老实实的历史书。（Ⅳ）这也就意味着，这部书的帝王读者们其实常常是从"历史故事"里学习治国要领的。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
（Ⅱ）[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疏]……《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Ⅳ）《资治通鉴》的这种问题我曾在《孟子他说》第三册的开篇处里举过例子，可以参考。
当真如此的话，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了这种态度，（Ⅰ）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Ⅱ）；若论"流长"，"文革"时期是连历史照片都要篡改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所谓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种观念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春秋经》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这个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地泯灭了《春秋经》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经》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是，且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查查历代年表，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接班人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经》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了。咦，问题可就来了：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春秋经》的开端显然放在周平王元年是最合适不过的，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讲法。
《春秋经》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可真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单单从历史分期上说，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经》而得名的，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经》纪年的起讫时间，讫年的麻烦容后再说，先看这起始年：一般我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经》的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说：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Ⅲ）
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人为议定，一笔糊涂账总算略略有了定局，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我们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经》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呢？
（Ⅰ）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页：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
（Ⅱ）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12页。
（Ⅲ）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页。
无论如何，这怎么看怎么都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如果《春秋经》是我写的，估计大家早就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了："什么什么嘛，乱搞一气，编年史哪有这么写的呀！"但问题是，历来都说这书出自孔圣人的手笔（无论是他的原创还是编著），圣人自然不会胡搞，我们之所以看不懂，绝对不会是因为圣人笔误，而是因为我们太笨，领会不了圣人的真谛。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王树民就曾针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接近吧，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代吧，可鲁国所有的国君全都是周公之后；说鲁隐公是位让国贤君吧，可他老人家只是有让国之意却未成事实，最后还被人杀了，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以此来作为《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的深意所在也太不着调了，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Ⅰ）
杜预的解释这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是，对于历代那些认真的学者来讲，《春秋经》既是天下第一大经，这开宗明义之处无论多么费解，也是一定要搞明白的。
最早捉摸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经》编年的最后一年里庄严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随即自问自答说："祖之所逮闻也。"根据一些专家们的注解和发挥，这句话的意思大约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祖父辈的人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由祖父讲给父亲，父亲讲给作者自己，再由作者自己记录下来。（Ⅱ）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经》开始于鲁隐公不过是孔子"力所能及"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Ⅲ）不过，想想一部编年史竟是这样的主要依靠"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而成书，难免让人感觉怪怪的。
不知道孔子有没有想到，他这《春秋经》的开篇第一义竟成了开篇第一大难题，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类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汉人相信孔子的《春秋经》是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犹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大家恨不得把经书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挖掘出无限深意才好。《春秋经》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是不可小觑的。王充在《论衡·正说》里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经》，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呀，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说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较真，问："就算三八二十四，可是，242－240＝2，这还差着两年呢？"--是呀，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Ⅰ）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第120页。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以来之事，祖虽不及见，犹及闻而知之。过是以往，文献不足，恐失其实，故断自隐始。
（Ⅲ）[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解云：假托云道，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
当然，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非要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的话，《春秋经》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了，可这么搞实在说不过去，圣人就往前挪了两年，总不能搞得不当不正呀。"王充然后又罗列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Ⅰ）
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的一番话很是说明问题：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并无详说。讲《左传》的老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依然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讲《公羊传》的专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朝，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把周朝的"文"的风格变回"质"的风格；讲《榖梁传》的老师又说：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已经完蛋了，孔子很伤心，这才作了《春秋》，为的是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Ⅱ）。--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老人家（Ⅲ）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经》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在啖助这番话里，公羊学家的"黜周王鲁"是个纲领性的思想，稍后细表，单看这"三传"专家们各执一词，也确实不容易弄清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
（Ⅰ）[汉]王充《论衡·正说》：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Ⅱ）[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榖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Ⅲ）《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及至宋代，《春秋经》在群经之中更被特别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是时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Ⅰ），孙复则是北宋《春秋》学的一代开山祖师，他的《春秋尊王发微》正是诸论中的佼佼者。该书论及《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说道：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和鲁隐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春秋经》开始于鲁隐公，只是因为鲁隐公当政的时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大，尊卑无序，赏罚无凭，有人变乱礼乐，有人弑君杀父，有人窃国僭号。周平王是个昏庸之主，从鲁国的视角来看，他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搞成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正是因此，《诗经》自《黍离》之后，天下不再有"雅"了（本来该在风、雅、颂里属于雅的那部分诗歌被降格为国风了），《尚书》自《文侯之命》而绝，天下不再有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了，《春秋》自鲁隐公开始，天下不再有王了。--孙复认为这才是孔子深意之所在，是谓"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Ⅱ）
孙复此说也算言之成理，其中论及周平王"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于是始有《春秋》。这一说法被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表达得更加清晰：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开始的，周王室的基业原本基于西边的丰镐，而东迁洛邑之后，"宗周之重失矣"。那么，为什么《春秋经》不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呢？因为周王室虽然东迁，但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西归的，就这么等呀等的，一直等到周平王死了，王室还在东边缩着呢。大家心里一凉，知道从此算是没希望了，于是才有了《春秋经》。（Ⅲ）
但无论孙复说还是徐树丕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后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了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拉扯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上台全在同一年。--但这种巧合就如同买彩票中大奖一样，那么，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第一个新上台的国君就是鲁隐公。
--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
不知道那些古代经师们有没有这样暗自感叹过：如果把鲁惠公换成鲁隐公，那该省去多少麻烦啊！
--先别指斥这个想法的荒诞，因为它还真曾被人当真过的，比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就很认真地阐释过：《春秋经》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呢？答案很简单：《春秋经》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给害死的。（Ⅳ）
（Ⅰ）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1页：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镬，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事者，几可谓无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无论与孙复胡安国二氏有出入否，固无不受二氏之影响者，亦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孙胡二氏之说明，宋儒所倡之春秋大义，可知而概略矣。
（Ⅱ）[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隐公元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自《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Ⅲ）[明]徐树丕《识小录》"春王正月说"条：或曰："何以始鲁隐也？"曰："鲁隐之始，平王之终也。周之不兢自平王始也，宗周之业基于丰镐，而东迁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则何以不始于平王之初年也？"曰："周虽东而君子尚冀其反于西也，故迟之以岁时至平王之终，曰：无冀矣。故《春秋》于是作也。
（Ⅳ）[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九卷：《春秋》之作，曷为不托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曰：《春秋》，诛乱臣贼子之书也。隐公，被弑之君也。
何焯之论虽也在理，但毕竟属于主观臆测，而对于这同一个问题，《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还真就曾"接近客观"地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写道：按照《史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所以《春秋》应该始于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当然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毫无解释，搞得后来的学者们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春秋》毫无疑问该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助、赵匡就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和《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两位是从何得知的？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纪年书，很是周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赶紧找石先生去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后来也再没见着。（Ⅰ）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没了下文。他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我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后，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后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但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Ⅱ）；第二，虽然《春秋经》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儒赵鹏飞《春秋经荃》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而且还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赵鹏飞是从《论语》里孔子的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之于《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天下越来越乱，中兴无人，于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所以，《春秋经》始于鲁隐公，这是虚的，实质则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衰世。（Ⅲ）
（Ⅰ）[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懦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Ⅱ）[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曰：隐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东迁非平王之为乎？此一时也。固世道升降之一会也。自是而上进，进而升，则其极也为成康、为文武；由是而下骎，骎而降，则其极也为战国、为暴秦。世道升降之会决于此时矣……
（Ⅲ）[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一，"始隐"条：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将兴西周矣。兴西周之志不得行于时，而寓于《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则《春秋》者，中兴周室之书也。然则不始于孝，不始于恵，而始于隐，何哉？盖《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当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兴衰拨乱而为西周之宣王乎？初则怠矣。迄恵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励精改图振刷群弊卓为贤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则兴西周之业尚何望哉？至隐公之世，则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纲，而天下之乱有加于前，而中兴无其人矣。夫子于是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故始于隐。非始乎隐，始乎平王之末也。谓周室至是不可不中兴矣。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这话怎么想怎么都好像睁眼说瞎话，《春秋》明明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呀，难道这也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顾亭林就是这么说的。
顾亭林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于公、榖。顾亭林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公羊、榖梁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经常穿凿附会、误人子弟。所以顾亭林要是说《春秋》不从鲁隐公开始，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应该"很有道理"。
顾亭林说：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了藏书，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感慨说："周礼尽在鲁国呀。我今天可算领悟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啦！"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都有专人记录在案，那时正值周王朝的兴盛之际，所以典章制度才被称为周礼，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害怕了：历史记录可不能就这样中断了呀，这才开始编修《春秋》。鲁国的历史档案从鲁惠公（鲁隐公的爸爸）往前都还好好的，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糟糟了，所以孔子担心了，这才去斟酌编修，所谓"作《春秋》"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Ⅰ）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我们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从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熊逸按：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了，我前边的表述里有个小小的障眼法：这句"《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用词是"《春秋》"而不是"《春秋经》"。）
顾亭林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的。杜预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经》的整个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后经孔子编修。所以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不是原创，而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宋朝以前是"周孔"并称，宋朝以后才"孔孟并称"）。（Ⅱ）
顾亭林这是把杜预之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这个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矛盾。
--顾亭林上面的话里用到过这两个词：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
之。孔子惧，作《春秋》。"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经》；要么孔子'作'了《春秋经》，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Ⅰ）[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Ⅱ）[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如果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这一问题，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亭林这里却把这一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给捏合在了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可是，这是不是主观成分太多了些呢？而且顾亭林这样来解释"作《春秋》"，不等于就是"修《春秋》"吗？
顾亭林很快就遇到了反驳。同为大师级的人物阎若璩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个办法，他从杜预出发来问难顾亭林：按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熊逸按：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要搞什么"起自伯禽、成于鲁国（Ⅰ）良史之手"这类说法呢？
顾氏说的在理，阎氏问的也在理。无论如何，看来这事也很难凿实了。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亭林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还有说《春秋经》的发端取意于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于周桓王的……（Ⅱ）
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经》为汉朝预制宪法"的说法就肯定很难再找到市场了。那么，究竟谁说的对呢？有一个较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经》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边就没少有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了，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搞得孔子说出那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这所谓三桓即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哥儿四个围绕继承权展开的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后来，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这哥儿几个都是鲁桓公的儿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Ⅲ）。--"三桓"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复杂的纠葛。那么，很容易理解的是：孔子如果想讲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想讲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讲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讲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要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经》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Ⅰ）[清]顾亭林/著，[清]黄汝信/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四，"鲁之春秋"条：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作制礼经也。
（Ⅱ）[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原春秋托始上"：近代先儒有以为天王不当下赗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又或以为《春秋》为桓王而始不为平王……
（Ⅲ）[清]曹基《左氏条贯·纂要》：鲁三桓：僖元年，公子友败莒于郦（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而季孙氏始），四年，公孙兹侵陈（叔孙氏始），十五年，公孙敖救徐（孟孙氏始，亦曰仲孙）。
王树民即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Ⅰ）
王老师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问题是，他的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经》无论是"修"（编纂）出来的还是"作"（创作）出来的，肯定是出自孔子之手。
王老师一开篇就说："《春秋经》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春秋经》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Ⅱ）--但是，事实上，《春秋经》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经》是否为依据《鲁春秋》而修订出来的，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比如杨伯峻就曾斩钉截铁的语气大唱过反调："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Ⅲ）
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经》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伯峻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没能凿实。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王树民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即便我们能够确认《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树民的解释还只能说是入情入理而已，却没有证据支持。
是的，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在若干个合理的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俗话），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即便只看看最身边的人，我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段完全合乎理性的人生，不是吗？
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当然，答案总还是需要证据的。
一个不合理的答案就带着证据出现了。
风水轮流转，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的说法在两千年后又以崭新的面目重现江湖，当然，这回是带着证据来的。这个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是如何意味深长的。张文题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Ⅳ）大意是说：
（Ⅰ）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
（Ⅱ）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
（Ⅲ）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前言之（二）"春秋和孔丘"（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16页。
（Ⅳ）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的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张政烺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大意是：周朝称王天下，制订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的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十二为什么是"天之大数"，这很奇怪哦，如果说"九"或者"十"，甚至《周易》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五"，这还都好理解，可为什么偏偏是"十二"呢？
杜预给《左传》这里作的注释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张政烺解释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这个"天之大数"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作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目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正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史记》当中--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史记》的十二本纪在体例上是仿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可见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史记》十二本纪很难说是个合情合理的编排，比如，刘知几就曾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襄王）、《项羽本纪》应该归在世家，称本纪是自乱其例。这种"自乱其例"司马迁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的也有他的难处：因为大原则是，"十二"这个数字是不能动的，本纪的十二个座位必须被填满才行，可历史人物哪能和人为规定的数字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上呢，司马迁不得已之下这才"自乱其例"的。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有学有识，为什么把《史记》全书的纲领搞得这么糟呢？这是受家学的影响--司马氏世为天官，星历是他家门的本行，世代薰染不易摆脱，本纪要有十二篇才足以显出神圣庄严，否则便不成个体统，法天之数是学者的职责，相反则成为街谈巷议的小说了。……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内容不足则杂凑，如果多呢？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是十三国……"
回到《春秋经》的问题，张政烺匡正王充之说："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么能使人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
张政烺说的不错，虽然在我们现在来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数"显然是形式主义严重了些，很不合理，但这种思想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上却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即便在现代，媒体每年评选各个"十大"，难道大事和名人都那么齐整地正好每年十个？
那么，如果是为了凑数的话，孔子作（或"修"）《春秋》的难度应该比司马迁作《史记》要低一些，因为司马迁要在一个通史的框架里捏合"十二"之数，而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数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数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乍听之下还真是个很荒谬的答案，但是，对数字的附会，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比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为什么是一百单八将呢，因为这个数字是由三十六天罡加上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再追问三十六和七十二是怎么来的，大约还能追溯到五行理论上去（Ⅰ）。《周礼》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为六大系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Ⅱ）
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讲官制和数字的关系，这正（Ⅲ）是"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说到朝廷以十二臣为一个单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杨希牧曾经给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一个非常现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说是中国甚或全世界学术史上最早从事宗教符号学研究，并最先使用现代所谓'符号'一词的一位符号学家。……该书（熊逸按：即《春秋繁露》）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符号学的论著。"（Ⅳ）看来董仲舒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古装版《达芬奇密码》的主人公的。由董仲舒而至司马迁，我们在想到司马迁的家学影响之外，还得考虑到他曾经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这大概还能推论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史记》很难免会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毕竟公羊学是当时的显学。（Ⅴ）
表－"十二次"，引自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谓'十二次'，是古人发现木星十二年绕天区一周，就将天球赤道、黄道附近的一周天自西向东，以二十八宿为标志分为十二等分，用星纪、玄枵等命名，与国相对应，称为十二次。……有了这样的对应关系，古人就可以把天象与人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Ⅵ）
这十二次名号古怪，最为人熟悉的除了"寿星"，恐怕就只有一个"大火"了--这就是"七月流火"的那个"火"。
（Ⅰ）闻一多、季镇淮、何善周：《七十二》，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卷22。
（Ⅱ）按：《冬官》内容失传，《考工记》是后来补缀上去的。
（Ⅲ）[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其以十二臣为一条，取之岁之度。
（Ⅳ）杨希牧：《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论稿》，《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引文见该书第639页。
（Ⅴ）参见：陈桐生《＜史记＞与春秋公羊学》，《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Ⅵ）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3页。原注：据《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律历志》与《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综合而成。
二十八宿：
斗牛女
女虚危
危室壁奎
奎娄胃
胃昴毕
毕觜参井
井鬼柳
柳星张
张翼轸
轸角亢氐
氐房心尾
尾箕斗
十二次：
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国名：
吴越
齐
卫
鲁
赵
晋
秦
周
楚
郑
宋
燕
进而言之，这一类在数字上对自然的模仿如果关起门来看，既可以说是古人的迷信附会，也可以说是祖先们超卓而独特的智慧，但若能出门看看，就会发现此处如是，别处亦然。
--"正如亚理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样：'他们依一年四季之例结合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为三区，共得十二区，有似一年的月数，这些区被称为三一区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数，每一氏族则包括三十人。'"（Ⅰ）
（Ⅰ）[古希腊]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3页。
人类学家也给了我们时代虽近、形式却古的另一番描述：
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找到了解释。"事实上，关于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于孪生的观念所作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可以发现。最著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tao道），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Ⅰ）
这种种说法，无疑都对我们思考"十二公"问题有些或多或少的启发。但反观张政烺的推论，其中显然也预设着这样一个前提：《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或"修"）的，因为，如果《春秋经》只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记载下来的一部国史，又怎么可能如此巧合地呼应了这个"天之大数"呢？所以，必定是孔子按着这个思路来创作或者统筹编纂的。即便退一步说，《春秋经》并没有孔子的手笔，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编者在。--这又是一个麻烦而且宏大的问题了。可以得到证实吗？等马上讲到"春王正月"的时候就会说到。
到目前为止，遗憾的是，对于"《春秋经》为何开始于鲁隐公"这个问题，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带着证据的答案）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而已，终究缺乏铁证。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当然还有，而且很多，别看我这里已经讲了不少，其实还只是择其大略、挂一漏万罢了。历来解经著作之中，尤其以解读《易经》和《春秋经》的为多，原因何在呢？这问题四库馆臣最了解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四库馆臣在筛选《春秋》类书目的时候，就感慨着历代相关著作以胡说乱讲的居多，但这些书数量又多，流传又广，既然"不能尽废"，就只好小心筛选了。（Ⅱ）
四库馆臣虽有他们的立场在，但这番话说的还算公允。所以，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绝不是我要故作什么惊人之语，这个意思古人就经常在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的那些话就比我说的要狠多了。
如果天塌下来，就先让纪晓岚顶着吧。
那么，话说回来，在这样多的前代著述和数不尽的精解与谬见之中，"《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隐公元年"这个问题的正解到底是什么呢？
前边用了千言万语来作解答，可其实呢，只要三个字就可以说清：不！知！道！
不错，这个《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直到现在也没有正解。
（Ⅰ）[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潘蛟/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5－126页）
（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见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榖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传》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榖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诸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别人没正解，我更没正解。当我在说前辈学者的解经之论未必就是正解的时候，并不意
味着我就能够给出正解。
当然，话要两说，一方面，虽然很多很多的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确的，而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所有的答案都错，却不可能所有的答案都对，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确与否根本是无从验证的--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学者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引杨时的话说：《春秋经》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会出现诸家歧义，是因为大家各以己意裁断经文，自己往歪路上走。其实呢，如果能把义理先搞明白，《春秋经》一点儿都不难懂。（Ⅰ）
期待考古新发现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还是杨时说的好，等走通了义理这条路，也许《春秋经》里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当然，你是一切答案尽在掌握了，可别人信不信那还得另说）。
谁的话对呢？
我也不知道。但这重要吗？很多人都未必能够（或未必在意）去判断经学上的是非对错，但他们总是能够各取所需，也许这才是重要的。
《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虽然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但由此倒可以讲讲我自己的"开卷第一义"了。
经典的读法有很多种，最省心的读法大约要算"只读一种版本"了。比如，我只读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凡是陆淳说得言之凿凿的地方我自然很容易信以为真，以后遇到不同的说法也很容易轻易斥之为错，简单快乐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想想，"《春秋经》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对这个问题，看的资料越多，也就越是不敢下结论了。
这正是我自己阅读经籍的一个体会：读的越多，懂的越少。
当然，"感悟"也是一种读法。禅门公案当中不乏有禅师因为听了艳词而悟道的事迹，在这里，艳词作为包涵着某种确切涵义的具体文本，其真实的语义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心意所至，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得到自己的"正解"。读经也是一样，举个小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讲到"止戈为武"，这是说"武"字的造字是由"止"和"戈"两个部分构成，涵义是"停止干戈才是真正的'武'。"一个简单的中国字里竟然蕴涵着如此深刻的哲理，这哲理曾经让很多人都心生"感悟"，对社会与人生于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出处是《左传》，既古老又权威。是呀，这都很好，惟一的缺憾是：对"武"字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错的，从《左传》就搞错了。（Ⅱ）
（Ⅰ）[宋]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杨时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则《春秋》不难知也。
（Ⅱ）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页，傅根清导读：如在"会意"下，许氏所举的例子是"武"、"信"。唐兰先生说："'止戈为武'，见于《左传》，'人言为信'，见于《榖梁》，似乎是很有根据的。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行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画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
追求"经世致用"也是一种读法。虽然早已不是古代社会了，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豪言依然让很多人心向往之--尽管这句话的来路不大可靠，尽管安邦治国和熟读经书之间到底存在着几分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不错，是有过满腹经纶的人出将入相的例子，可大字不识的人还有当皇帝的呢。所以还是那两句老话：个案说明不了普遍性；两件前后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求实"也是一种读法，但这种读法既很辛苦，走不通的迷宫又多，比如前述"《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这个问题，条分缕析到最后，也只能存疑而已。古籍往往如此，就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吧，《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五个字，如果你想理解为"学习应该经常复习"，也算简单省事，可真要深究起来，上万字怕也说不完全，最后也依然会有存疑之笔没法落到实处。
经学史上，各种读书治学的方法都不乏范例，一番领略下来也真是洋洋大观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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