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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度支类

　　清稗类钞度支类足国帑世宗综核名实，罢诸不急之务，河防、海塘等巨费外，皆罢不修。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一切赃款、羡余银.两咸在焉，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每令直省将各省正供籴米随漕而入，故仓庾实积，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同光度支琐闻同治丁巳、戊午间，穆宗尝手批至户部取银，户部见条付银，不敢覆也。

　　宁、苏、杭之织造，每岁发五百万两。

　　光绪中，度支竭蹶，户部当时不过存银二百万两。每月须放八旗兵饷四十八万两，虎神营等一百余万两，而所存之银，仅足发三月兵饷，司计之臣，时时仰屋兴嗟。庚子联军入京时，顿有五百万，盖彼时以军需紧急，各省饷银一时凑集故也。

　　建颐和园，其款多出之海军经费，约计银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于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一百四十余万，归户部拨款者仅三十余万，余均归颐和园.孝钦后驻园时，每日须用一万两。

　　醇亲王薨，修祠、造坟诸费，皆由部拨，约共享五百万.祠中九莲灯开销九万两，户部接内务府咨，即付，不敢驳诘。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置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祇报一百两，布政使廷杰欲悉数入官，县官苦之。使人询天津之成法，某乃往津说直督裕制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以津地之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庈若悉归官，将以何给费？」裕曰：「藩司欲如是，吾亦莫能争，今略增旧额何如？」某曰：「愿增为八百，可乎？」裕曰：「可矣。」于是涞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

　　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祇二成半。然领款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交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辄覆以无，再催，乃少给之，否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二成半者，较寻常工作祇二成而已。

　　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以德宗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焉。

　　孝钦后尝命内务府大臣某购灯数百盏，某恃有慈眷，未纳贿.灯入，内监故污之，以示孝钦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孝钦亦怒，命毁之，实时数百盏灯狼藉满地。宣某入，令其拾碎玻璃，拾尽始已。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乙丑一案，定为三十万两。戊辰，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癸巳，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时福锟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回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

　　户部岁奉孝钦后十八万，德宗二十万，名曰「交进银」。德宗之二十万，二月初缴.孝钦后之十八万，则每节交五万，年终交八万.端节银于四月杪交入，中秋银于八月初交入，其年终银则于十二月初交入。

　　大内银库存一千六百万两，孝钦后处尚有黄金三万两。

　　孝钦后发内帑银，惟戊戌春赈四川灾五万两，饬由户部先垫，准在拨内务府款时扣回者，余虽名内帑，实仍由户部发出。

　　光绪辛丑回銮之直隶用款辛丑回銮皇差，共享一百九十余万，内由外省协解七十八万，由赈捐项下提用五十余万，善后局支出二十余万，南三府地丁银三十余万.每尖站报销，二万八九千至三万余四万不等。宿站报销，三万八九千至四万余五万不等。尖站者，日间用膳、休憇之站也。

　　赔款八十万，暂向赈捐项下借拨。

　　陵差请部拨六十万.省外抚恤教民款，共请二百万两，由京饷及北洋海防公费划拨。实津贴各州县一百余万，余七十余万，以十万作课吏、校士之需，以十余万安置降匪，十余万还借地方公款。

　　范文肃定赋税国初，范文肃公文程仗剑谒军门，文肃为宋范忠宣公裔，太祖曰：「名臣后，宜厚待。」大兵入关，参帷幄。初定赋税，有司欲以明末练饷为标准，范曰：「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岂可复蹈其误.」因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

　　减赋雍正初年，用怡贤亲王言，减苏松一地道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道十七万两。乾隆丁巳，又减江、浙两省地丁银二十万两。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银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定制，丁统于地，非计丁出赋.有漕省分并地丁，计为什一；无漕省分，祇计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东南大定，江荪巡抚李鸿章又奏减江苏苏、松、太三属漕米五十四万余石，浙江巡抚左宗棠又奏减浙江杭、嘉、湖漕粮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请施行。

　　朱文端请永杜加赋大臣遗疏，多子孙宾客为之，即力疾手定、弥留口占者，亦叙述恩遇，泛论治体者居多。独朱文端公轼疏云「万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财尤宜郑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于几微，在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若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傥有言利之臣倡为加赋之议者，伏祈圣仁干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云云。

　　免租税漕粮高宗自奉俭约，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浙江组绣，代以刻丝；御膳房日用，屡加核减，至末年，岁用仅二万余金。惟关民间大计者，则不计。西域、金川用兵至一万万零四千余两，河工、海塘以亿万计，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税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粮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勋奏除蒙番赋籍吴三桂开藩云南，尝割丽江边界地赂蒙番，赋籍尚留。尚书范承勋督云贵，奏除之。

　　耗羡归公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其端则发于山西巡抚诺岷、布政司高成龄.盖先是，州县征收火耗，藉资日用，上司所需，取给州县，不无贪吏借口上司容隐之弊。雍正甲辰，诺岷请将山西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除抵补无着亏空外，分给各官养廉，而成龄复请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窦，必更定良法，耗羡必宜归公，养廉须有定额，诏总理王大臣九卿会议.会各省皆望风奏请，议遂定。

　　沈端恪力争耗羡归公之议沈端恪公尝争耗羡。盖耗羡归公之议，刱自田文镜、诺岷。世宗已许行，而犹召九卿议之。众以上意所向，不敢争，沈独争之，力言今日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世宗曰：「汝学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是日，众皆为沈危，然上虽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粮税西康粮税，土司、呼图克图征收实无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种一斗，年出产十余斗者，征粮数升。若土司、呼图克图之公地有与百姓之地相连者，则免百姓耕地之粮，命百姓备籽种，代耕公地，秋收时，土司、呼图克图但收公地所产之粮.其征固轻，而征银即较粮重一二倍。每年征粮之外，若婚嫁、兵事，则另派百姓纳银，一年数事，则派数次。一二年无事，则以三年朝贡之事派之。且征收粮税，系头人经手，土司征粮一斗，头人加征一升或半升不等。于牧场则征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银仍与耕地者同。至光绪乙巳、丙午间，里、巴两塘改流，另定粮赋章程，征收虽较前加重，毫无杂派，百姓闻风，咸恐土司、呼图克图苛虐，极愿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于土司、呼图克图及头人等，若辈故动辄阻挠耳。

　　田法四川成都北门外昭觉寺，田业张广，岁所盈积，更以置田。某县令新莅任，闻而恶之，谓：「若任其添置，则成都之田，将被购尽.」乃定自后寺中不得置田。于是岁所入租金悉埋诸地下，每岁约得五六十万.又上海人置田过五十亩者，辄被举为保正，虽隐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户购田，均不敢过五十亩。又扬州富人购田，辄被掯勒，不能得颗粒租，故扬州富人独不置田。

　　关税各省关税，以乾隆癸酉奏销册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万，当时各省最为富饶，商贾通利。后司事者冀久其任，岁增盈余，至乾隆乙卯，则加至六百四十六万有奇，故不免亏缺。司事者重征以饱私囊，亏缺数目，仍归正供销算，徒有赔补之名，从无倾其私囊者。至嘉庆甲戌，浒墅关亏缺二十余万，他税称是。藉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不前，物价昂贵，民大有损.使轻其征收之款，而核其实入之数，虽不及乙卯之丰，亦必以乾隆癸酉为则，年销年款，国课不致虚悬，贸易亦沾实惠，诚上下两便之术也。

　　海关常关康熙乙丑，就沿海贸易省分，设江、浙、闽、粤四关，称海关监督。道光壬寅，与外国订约，开五口通商，设关征税，后渐开至三十余口，并增三十余关，即世所称海关隶于税务处者是也。海关任洋员，谚有「洋关」之称，又或求别于常关而称「新关」，皆非也。海关、常关性质既殊，税率亦异，所税船货，其类尤别，宜乎自为统系，无联属之关系.而五十里内外常关之区别，则沿光绪辛丑和约而来也。辛丑赔款，常关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关，应归海关兼管，厥后，遂以口岸五十里内者属税税司，五十里外者仍属监督。其后制定两权并立，计有海关四十处，分关、分卡一百零三处，常关二十二处，分关、分卡六百四十五处，名称固甚复杂也。

　　梧州关梧州一关，扼左、右江之冲，百货往来，榷征极重。监督所入，大率岁赢十万，酬应开销均在其外，丁役陋规亦在其外。全省官场，指为第一肥乡，无不沾其余润。

　　花子关淮安关久有花子关之目，以其搜括无遗，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税国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税，阮文达公元官粤督，始奏免之。阮有诗云：「西洋夷船来，毡毳可衣服。其余多奇巧，价贵等珠玉。持以示贫民，虽巧非所欲。田少粤民多，价贵在稻谷.西洋米颇贱，曷不运连舳？夷曰船税多，不赢利反缩.免税乞帝恩，米舶来颇速。以我茶树枝，易彼岛中粟。彼价本平常，我岁或少熟。米贵彼更来，政岂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岁亦足。」

　　活税死税直隶州县，多恃骡马税，虽号称由州县承办，而往往分给一二处于巡检、典史，数目各县不一，且时有改为活税者。活税，每价一百千抽一千。死税，则骡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驴三百有零。以上皆系外收之数。交官则骡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驴一百二十。计南宫一县，外收至三四万，而交官不及半，至报部不过数百金而已。

　　粤东税契粤东州县交代，仿照山东办法，各清各任。实任出差调帘或别有事故，委员代理者，代理期间，归并前任统算。每有因流摊各款彼此互争者。其实交代局中，祇问正部及解司三项，如已解者结报，未清解者严追。交代册内有解长别款，或款为代垫者，虽盈千累万，不计也。其最无理者，为短征税羡一款。州县税契，由于民间买卖田产，然不能一定，其置产之人，多因省费，匿不投税过割，白契管业.图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据，伺州县官卸任时，减价招徕，始行投税。州县官临交卸时，祇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迨朦印后，因此缠讼，轇轕不清，而定章，州县短征税羡，即须赔缴.盖由于同治间某方伯曾下一檄，谓各牧令如能将税羡长解者，分别调剂，于是各州县纷纷解长，甚有解私囊而见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谓即以上年所解之数作为定额，于是害民之事，又变而害官矣。后改为三联税契，不用契尾，又将契价酌留二成办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扬州盐课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祇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其后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价，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又豢养乏商子孙，月支万计。最奇者，当时有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又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委员王凤生查请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盐纲两淮盐务，积弊甚多，亏正、杂课以巨万计，岁尽而前岁纲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请节浮费，革根窝，定桶称，编船号，疏运道，散轮规，弱带销.大旨谓商本轻则盐价自贱，私贩不缉而自消，旧欠轻则新纲可清，积压无因而借口。且疏销巡缉，责成州县汛弁，而盐政非所属，令沮不行，请裁盐政，由总督兼辖。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办舞弊鹾贾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盐筴利弊。长芦盐课有易称弊，每引浮数百斤，致壅滞难销，动损国课，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李补官旬日，露章劾之，枚举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审讯，皆引服。查有圻论戍，其余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顿两淮盐法自陶文毅公澍改两淮盐法，而盐商顿变贫户，凡倚鹾务以衣食者，无不失业，一时谤议蠭起。扬州人士为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拈得此牌，虽全胜亦负，故得者无不诟骂；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虽全负亦胜，拈得之，辄喜而加以谑词，其亵已甚。文毅闻之大恚，即具折力辞盐政及江督之职，廷旨未允。一二年后，其风始息。

　　厘金厘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乃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之用。行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运使金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属中饱，鄂抚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其法，凡诸贾人积贮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钱，官取其厘，分别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设卡，穷民小本经纪者免。故商贾不病，而大有裨于饷，军兴十余年，赖以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虽创行于雷，而其议实倡始于乌程监生钱江也。江字东平，尝客广东，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粤寇乱时，往邵伯埭投雷，历言用兵、理财诸法。雷大悦，辟置幕府，佐雷办理粮台，遂立厘金之法。嗣江与雷积不相能，雷竟戕江，于是人但知雷创行厘金而知江者少矣。然厘金之法行之既入，官吏待缺者视为利薮，设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仆役，一局数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蚀，甚至石米、束布，搜括无遗，则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尽善也。雷既用此策，军用日饶，公私交裕，又使江与同幕五人亲赴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

　　金安清办厘捐金安清字梅生，秀水人，由佐杂起家，洊至两淮盐运使，长于理财。咸丰末，江苏全省沦陷于粤寇，完善者仅江北十余州县，时金以两淮盐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局以供军饷，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最著者为杜文澜、宗源瀚、许道身三人。方开办之始，召诸员入谈，询以月薪若干金始不绌于用，所对者或多或少，次日授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并意外事亦足办矣。若更有一文染指者，当以军法从事。」众人无不懔栗，踊跃从公。故得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使无脱巾、哗溃之虞者，金与有力焉。

　　法越战前之粤西厘税粤西之西南，距桂林较远，为通滇要隘者，曰百色厅，右江镇驻思恩府，近资控制。沿江市易，以木簰为大宗，由右江转入府江，南下东省，关征厘榷，颇有可观.惜无专司之人，仿湖北新关、江宁下关木税章程切实办理者，故全省一岁所入地丁杂项不过二十万金，厘税则有四十余万，惟米捐为最巨。当法越事起，东省水灾，恃西米以济，中外合词奏免米厘，西饷因以大匮.朝廷特允西抚之请，拨粤海关税、四川盐课济之，仅可自保。盖西省边区，向由部库、邻省协拨，军兴而后，协拨十不得一，亦惟倚厘税一项而已。

　　洮南货币洮南之蒙人交易，全用现银，而自他处购办货物，以奉省钞票为宜。但奉票太少，不敷市面之用，故兼行吉、黑官票。且又有本城商家所发纸币约十六万元左右，然以准备不充，信用缺乏，较奉票差至一角有余，商、民交困。而生银真币既不可得，所属各县，仍通用此项纸币，以为本地粮米等土货之通币。

　　甘肃货币甘肃圜法极敝，制钱铜铁杂用，同、光间，军务倥偬，库款益不给，藩司印钱币以济乏，每纸值钱千枚，按时值铜铁钱各半。久之，币价寖绌，至左文襄督关陇时，钞法益敝，每纸仅值大钱六文，官私充用，束币盈橐，益不便。左谋发库藏悉收之，商之藩司某，某有难色，曰：「尽偿币值，须金数百万，惧不给，奈何？」甘人闻之，喜而奋曰：「公肯收币，公施惠甘人多矣。请仍按时值，每纸予钱六文，综计需金数十万，可毕收矣。」左喜，发库金收币，甘人亦有私毁义不取值者，既讫事，仅用银二十余万两，而甘币之困纾矣。

　　新疆货币光、宣间，新疆钱币有白银、「即块银.」天纲银元、市银之别，以红钱四百枚为一两。贸易用市银，白银、天纲例须贴水。红钱不便取携，故纸币风行，载明红钱四百文。纸币四种：一老官票，藩司发行一百万两，南路最信用，价与白银等，北路亦较市银价高。一新官票，亦藩司发行一百万两，价较市银为高。一兴殖银行票，一油布票。商家所出，即市银也。

　　西藏货币藏人习用杂银，与廓尔喀贸易，即用廊币。高宗以中外一统，通用制钱，藏地不宜转用外番货币，且廓部所铸之钱，易回纯银，又搀铜鼓铸，是藏中纯银，为廓易去，因禁止廓人贸易。至民间买卖，以哈达，茶，黄油等交换，非价之高者，不用银币。达赖所铸银圆曰藏圆，重一钱，银六铜四，形圆而薄，名曰「唐加」。向无辅币，市中贸易，非翦破不可，一唐加，可以翦之为二为三为四为五为六，名曰「卡扛」。藏，印通商后，印度卢比通行藏中，原值银三钱二分，当未畅行时，仅作二钱数分，后因商旅之往来印藏者非用卢比不可，遂増涨至四钱左右，每岁漏税不可胜计。四川造币厂为抵制卢比计，特仿其制，铸三钱二分之银圆，营销边藏，并有重一钱六分及八分者，为之补助，藏人始颇争用。然其地土货少而外货多，以川圆购外货，外人不用，即用矣，亦必故抑其价，作二钱八分或三钱不等，印度卢比，则仍作四钱. 于是贩卖川茶之商，多用川圆，贩卖印货之商，仍用印度卢比。故察木多一帯，川圆多而印度卢比少，拉萨一帯，仍印度卢比多而川圆少。铜圆则由川运往，恩达以东，亦畅行矣。

　　钱法源流国初，钱法屡经更定。始以满、汉文分铸天命通宝、天聪通宝，钱幕皆无字。迨铸顺治通宝，则专用汉文。嗣于钱幕之左，铸汉文「一厘」二字，「纪值银之数也。与古半两、五铢等钱纪铜之轻重者异。」其右，系户部者铸「户」字，系工部者铸「工」字。后又改定京局，钱幕分铸「宝泉」、「宝源」二字，皆满文。其各省镇局亦分铸各地名。江南江宁府局铸「宁」字。安徽局铸「安」字。苏州局铸「苏」字。江西南昌局铸「江」字，后又铸「昌」字。浙江杭州局铸「浙」字。福建福州局铸「福」字。漳州局铸「漳」字。台湾局铸「台」字。湖广武昌局亦铸「昌」字，后又铸「武」字。长沙局铸「南」字。河南开封局铸「河」字。山东济南局铸「东」字，后又铸「济」字。山西太原局铸「原」字，后又铸「晋」字。陕西西安局铸「陕」字。甘肃巩州局铸「巩」字，后移兰州，仍用「巩」字。密云镇局铸「密」字。蓟州镇局铸「蓟」字。宣府镇局铸「宣」字。大同镇局铸「同」字。临清镇局铸「临」字。四川成都府局铸「川」字。广东广州局铸「广」字。广西桂林局铸「桂」字。云南云南府及临安府、大理府、禄丰县、蒙自县各局俱铸「云」字。贵州贵阳府局铸「贵」字。毕节县局铸「黔」字。皆满、汉文各一，满文居左，汉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钱幕俱照京局例，以「宝」字为首，次铸本地方一字，皆用满文。盖于钱面铸年号，以昭王制，于钱幕铸满书，以示同文。

　　当十大钱咸丰时，造当十大钱，出京即不可用，价日落。外省人入京者，猝不易辨，或戏释之曰：凡当十大钱，手中仅取一文，其钱面却写十文，市中通呼为二十文，如用以购物，实准作平常制钱二文。

　　咸同光宣四朝钱法之变更国朝制钱，以康、干两朝所铸为最，皆取给于滇铜.逮咸丰初，军旅数起，国库匮乏，滇铜亦因道梗不至，于是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铸大钱以裕度支，时祁文端公嶲藻方长户部，力赞成之。癸丑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重六钱.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复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名曰「钞钱」。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五钱，铜色黄.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继而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甲寅正月，增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铁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其时盗铸钞钱之案蠭起，严刑不能禁，官中既艰于收兑，民间亦不复流通，先后奏请废止，惟留铜、铁当十钱.后铁当十亦废，仅留铜当十一种.谕令大钱与制钱并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又复不用大钱，纷纷扰扰，圜法大坏。至光绪戊子，阎敬铭为户部尚书，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期，所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期于三年内收尽.然大钱在市，虽名当十，仅作制钱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扰，贫富交困。先是，咸丰初年，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戊子以后，渐减至十二千，丁酉以后，更减至十千零，大钱渐绝，市面乃稍定。壬寅、癸卯间，鄂省首铸当十铜元，「粤省最初设银元局，张文襄公莅鄂，招粤工匠来，改铸铜元。」各省艳于大利所在，相率继起。间有铸当一、当二、当五及当二十者，以利率不厚，迄不多见。于是铜元充斥，圜法又坏。当铜元未行时，东南各省洋价每元八百余文，后渐増高至一千二三百文。所铸银元，虽标明每当十铜元百枚易一银元，然市间迄不遵从，甚有以铜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处互异，上下骚然，漏外溢，而币制遂成一极大问题矣，诸寇钱文开国以来之诸寇，皆尝窃大号，铸钱文，郑成功曰「常平」，孙可望曰「兴朝」，吴三桂曰「利用」，耿精忠曰「裕民」，迤西土酋王耀祖曰「大庆」，洪秀全曰「太平天国」是也。

　　钞票咸丰朝，以制钱缺乏，京师尝行钞票。既而价渐低落，至不能直半价，户部犹不肯废罢.而入市买物，无人肯收受者，遂相率以此充戚友婚丧之馈遗品。

　　吉林官帖吉林官帖之发行，自永衡官银号始。永衡官银号之创设，自吉林将军改为巡抚之时始。永衡贸易宗旨在发行市钱之纸币，「吉人呼为官帖。」嗣因吉林官银号赔累甚巨，乃改名为永衡久官银号。营业年余，颇获厚利，纸币之信用亦大着，每羌洋一元，仅换官钱二吊上下耳。于是增加扩张，设立分号二处，一在长春，一在哈尔滨.是时新发行之纸币，犹不过市钱四百万吊而止。未几，疫症蔓延，防疫无款，则发行纸币以充之。吉林大火，建筑市场无款，又发行纸币以充之。

　　洋钱名称不一乾隆以前，粤中所用之银，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此四种来自外洋，统称之曰「洋钱」。其后又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来自英吉利，亦谓之「公头」。福康安节制两粤，爵嘉勇公，有司以公头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间呼为「番面钱」。以其像如神，故又号「番佛」。仁和周南卿咏洋钱句云：「一总假情留半面，十分难事仗圆光。」

　　禁用日本宽永钱宽永为日本年号，其钱文曰「宽永通宝」。乾隆间，以沿海地方行使宽永钱甚多，疑为私铸，谕令江苏、浙闽各督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经江督尹继善、苏抚庄有恭疏奏：「此种钱文乃日本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因定严禁商舶携带倭钱及零星散布者官为收买之例。

　　令民称贷公家光绪朝，扬州陈六舟京兆彝，巡抚安徽，条陈便民如干事，有令民称贷公家春借秋还一条.得旨申饬，谓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以是改任浙江学政。当是时，合淝李氏族人某擅杀人，知县宋某必欲置之法，李氏大哗，宋竟罢尸 . 陈适于是时改官，人咸谓得罪巨室使然，而不知别有为也。

　　左文襄倡借洋债光绪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议借用洋债，此为政府募集外债之始，「商人之欠洋款由来已久。道光壬寅中英《江宁约》第五款「酌还商欠三百万两」，此为国家代还商欠，非国家自身之欠款也。」委道员胡光墉主其事。此事传之沪上，西报略有讽议，谓借债募兵，非计之得；又有谓国际用兵，「新疆兵事颇涉中俄关系.」第三国不宜有所资助。此等论调，看似忠于为我，其实此次借款，划出若干为购买枪炮之需，债权者得两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观者遂不免发为妬词也。及华字报稍稍登载，事为左所闻，左即致书某友云：「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盖即指此事而言也。

　　捐输始于开国捐输，粃政也，开国即行之。顺治己丑，户部奏军旅繁兴，岁入不给，议开监生、吏典等援纳，并给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赎.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称捐输三载，所入二百余万，知县最多，计五百余人，与吏治有碍，请停。未几，噶尔丹战事起，又开，且加捐免保举各例。御史陈菁奏请删捐免保举一条，增捐应升先用，陆陇其亦以为言，部议不允。乾隆丙辰，下诏停止，又留户部捐监一条.壬辰，川督文绶奏请暂开，奉旨申饬。嘉、道以后，接踵又开，始而军务，甚而河工、振务，亦借口开捐，一若舍此无以生利者。贪官墨吏投赀一倍而来，挟赀百倍而去，吏治愈不可问矣。

　　王文简处置赀郎之意见自滇，闽，二广用兵，开捐纳之例，始犹不至过滥. 其后陕西赈荒，出塞运饟等事，则渐泛滥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补知府，言官论之，因革去。其后，于振甲为运饟都统，则不由户部及九卿集议，径移吏部铨补，于是佥事方面显官亦在捐纳之列，初任即得补授矣。后左都御史张鹏翮疏言州县守令，教职捐纳泛滥，九卿集议，遂欲通改幕职，佐贰等官。尚书王文简公士祯时贰户部，曰：「朝廷不可失信于天下，已往可勿论，但当慎之于将来耳。」众以为然，遂罢议.阿五捐米助饷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吴三桂反，五欲挟还水西地，亦稍为之助。适将军穆某提大兵恢复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约矢将军以为功。先是，安坤妻禒氏，乌蒙女也，安坤既诛，禄氏逃入乌蒙，垂二十年。三桂灭，阿五乃奉禄氏归旧巢，谓禄氏有遗腹子名胜祖。康熙甲子，朝廷念捐米功，授胜祖宣慰司衔，阿五六品长官司衔。

　　开捐免保举例康熙辛未，户部以大兵征噶尔丹，军用浩繁，奏行有输运粮草者，准作贡监并免保举例。陆清献公陇其时为御史，奏谓督抚举人，必曰清廉方为合例，若保举可捐，是清廉可捐而得也。又疏称捐纳一途，贤愚杂错，惟恃保举以防其弊，不敢谓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云云。下九卿议，并言事例已行，不必更张。其后，军功、捐纳两途，到省一年，由督抚察看才具，出具考语，即当时保举遗意。

　　饷生康熙戊午，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纳银四两，得入院试秀才；每名纳银一百二十两，名曰饷生。经御史奏止。「明福王时，县考童生，提学奉功令纳银三两二钱得入院试。此事殆沿其制耳。」

　　衡州九厘饷湖南衡州府有九厘饷，洪承畴用兵时拟设额也，后遂沿为例，衡民苦之。乾隆初，休宁黄兴仁守是郡，上牍请免之，议格不行。

　　张澄斋发藏粟道光中，英船入江，金陵戒严，兵民乏食，山阴张澄斋为白下侨旧，慨然发藏粟三千石，倾家财七万有奇，悉以供军糈，振民饥。城完寇退，口不言功，大府上其义，行有诏褒录，留江南以知府用，并赏孔雀翎。

　　索还捐银道光间，有西帮票某商甲号，遵例报捐知府候选，未几得缺。引见时，宣宗询其出身，以捐班对。问向作何事，曰开票号。宣宗不怿，斥之曰：「汝原系做买卖的，做官恐做不来，还是去做买卖的好。」甲见事不谐，亦愤然曰：「既不许咱做官，如何收咱们的捐银，不是欺骗咱们吗。」宣宗怒其贪鄙，而又怜其愚戆，挥令退出，即降手谕，将其革职，命户部发还捐银.空白部照钱江既佐雷以諴办理粮台，创厘金之法，然以江北兵勇万余，储胥孔棘，雷虽以转饷为职，实无所措一金。江复为画策，疏请空白部照，劝民捐输，随时填发，巨款可以立集。先是，百姓报捐，或输年不得护符，往往意兴索然，至是，朝纳白金，暮荣章服，富商巨室，遂无不踊跃输将矣。

　　咸丰朝诸臣奏请开捐咸丰癸丑，户部尚书孙文定公瑞珍奏请捐纳举人，礼部侍郎陶梁请仿康熙年间例，报捐生员，文生每名一百两，武生减半。甲寅，户部侍郎罗文恪公惇衍奏称粤东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积有公产，请令一姓捐银至万两者，将该族子弟每遇岁试，永远取进文武学额各一名。侍郎何彤云请开各省举人进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驳.马草生员同治时军兴，马多乏食，江南府县绅民，有请输马草捐以广学额者，鲍花潭学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繇是江南秀才，骤增十之一，故时人为之语曰：「鲍花潭有名学士，马草捐无限生员.」鲍盖咸、同间名宿也。

　　捐纳流品之杂捐纳一途，至同、光之际，流品益杂，朝入缗钱，暮膺章服，舆台厮养无择也。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以为将来噉饭地，故又美其名曰「讨饭碗」。至若富商巨室拥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莫不红顶翠翎，捐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并花翎也。

　　永远停止捐纳光绪庚子，两宫西狩时，江、鄂督臣会奏：「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嬲乱吏治，阻阂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变法，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庶几人人向学.」两宫深以为然，阅日而永远停捐实官之诏下盖是时以官为市，乡里小儿咸动官兴，且即无官者，亦可任意戴各色顶戴。稍能餬口之家，决不自认为白丁，人亦不以白丁疑之。当时又有种种劳绩保举，所谓半层之保举，补缺后以应升之阶升用是也；所谓一层之保举，免补本班以应升之缺升用是也；所谓一层半之保举，与以升阶，俟过班后再与以某升衔是也。有人家小康，冒称县丞职衔，人咸信之。会以讼事到官，官追究其捐纳之执照，乃知其分文未付，但意想耳。旧例，捐官必先捐监，是人并监而无之，或为之题衔曰「候捐监生」，俟捐监生后候捐县丞。

　　毕秋帆发库银赈济毕沅抚河南，乾隆丁未，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淹没田庐，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七月朔，得襄阳飞信，即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楚赈济，并即奏闻。高宗大加奖赏，不数日，擢两湖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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