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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志第一　礼仪一

　　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

　　殷因于夏，有所损益，旁垂祗训，以劝生灵。商辛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迁周削弱，礼失乐微，风凋俗敝。仲尼预蜡宾而叹曰：“丘有志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于是缉礼兴乐，欲救时弊。君弃不顾，道郁不行。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昭公娶孟子而讳姓，杨侯窃女色而伤人，故曰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矣。群饮而逸，不知其邮，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鲁侯逆五庙之祀，汉帝罢三年之制，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矣。诸侯下堂于天子，五伯召君于河阳，朝聘之礼废，则侵陵之渐起矣。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成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甚刍狗之弃路，若章甫之游越，儒林道尽，《诗》《礼》为烟。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项羽，放赏元勋，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

　　微习礼容，皆知顺轨。若祖述文武，宪章洙泗，则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兴典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世祖中兴，明皇纂位，祀明堂，袭冠冕，登灵台，望云物，得其时制，百姓悦之。而朝廷宪章，其来已旧，或得之于升平之运，或失之于凶荒之年。而世载遐邈，风流讹舛，必有人情，将移礼意，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沧溟，饰以涓尘，不贻伊败。而高堂生于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弘暢人情，粉饰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称当世之美，自有周旋之节。黄初之详定朝仪，太始之削除乖谬，则《宋书》言之备矣。

　　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瑒，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仍诏尚书左丞江德藻、员外散骑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书舍人刘师知等，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后齐则左仆射阳休之、度支尚书元修伯、鸿胪卿王晞、国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则苏绰、户辩、宇文弼，并习于仪礼者也，平章国典，以为时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圆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圆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圆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迄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余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设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

　　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

　　礼以黄琮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后。周冬至于圆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

　　自晋太始二年，并圆丘、方泽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自是冬至谓之祀天，启蛰名为祈谷。何佟之又启：“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课，既乖尚质，谓宜革变。”

　　博士明山宾议，以为：“《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裸耳。郊不应裸。”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案《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藉轻物，陶匏贱器，方还付库，容复秽恶。但敝则埋之，盖谓四时祭器耳。”自是从有司议，烧埋之。四年，佟之云：“《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欑题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五年，明山宾称：“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诏更详议。山宾以为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诏并依议。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为烦重。仪曹郎硃异议曰：“望是不即之名，岂容局于星海，拘于岳渎？”明山宾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设岳镇海渎，又立四望，窃谓烦黩，宜省。”徐勉曰：“岳渎是山川之宗。至于望祀之义，不止于岳渎也。若省四望，于义为非。”议久不能决。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复下其议。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钟山、白石，既土地所在，并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慰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称：“五祀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师、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星下隶。两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柒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悉以白茅，诏下详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柒。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槁荐，并以素俎。又帝曰：“《礼》‘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阴义。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礼》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并是别祭，不关在郊，故得各从阴阳而立坛坎。于南郊，就阳之义，居于北郊，就阴之义。既云就阳，义与阴异。

　　星月与祭，理不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圆丘小而且峻，边无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请五帝座悉于坛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悉停为坎。”自是南北二郊，悉无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　　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

　　陈制，亦以间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于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禅，修南郊，圆坛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广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余准梁之旧。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享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按《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玄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埋沈副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制曰：“可。”　　亨又奏曰：“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燎祀司中、司令、风师、雨师。’郑众云：‘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如此则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设星位，任即除之。”享又奏曰：“《梁仪注》曰：‘一献为质，三献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献。’臣案《周礼》司樽所言，三献施于宗祧，而郑注‘一献施于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义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质文，拜献之礼，主于虔敬。今请凡郊丘祀事，准于宗祧，三献为允。”制曰：“依议。”废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议增广。久而不决。至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曰：案前汉《黄图》，上帝坛径五丈，高九尺；后土坛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坛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

　　即日南郊坛广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坛广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议增南郊坛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于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坛上方十丈，以则地义，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汉家之数。《礼记》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飨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于地上之圆丘。夏日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

　　《记》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于其质也，以报覆焘持载之功。《尔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为。”古圆方两丘，并因见有而祭。本无高广之数。后世随事迁都，而建立郊礼。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见丘而不必广洁。故有筑建之法，而制丈尺之仪。愚谓郊祀事重，圆方二丘，高下广狭，既无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袭。今谨述汉、梁并即日三代坛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听旨。

　　尚书仆射臣缮，左户尚书臣元饶、左丞臣周确、舍人臣萧淳、仪曹郎臣沈客卿同元规议。诏遂依用。后主嗣立，无意曲礼之事，加旧儒硕学，渐以凋丧，至于朝亡，竟无改作。

　　后齐制，圆丘方泽，并三年一祭，谓之帝祀。圆丘在国南郊。丘下广轮二百七十尺，上广轮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级，四面各一陛，下级方维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内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

　　皆通八门。又为大营于外壝之外，轮广三百七十步。其营堑广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门。又为燎坛，于中壝之外，当丘之丙地。广轮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泽为坛在国北郊。广轮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为三壝，相去广狭同圆丘。壝外大营，广轮三百二十步。营堑广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门。又为瘗坎于坛之壬地，中壝之外，广深一丈二尺。圆丘则以苍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从祀于其中丘。面皆内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师、雨师、灵星于下丘，为众星之位，迁于内壝之中。合用苍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庙，陈币于神武庙讫，埋于两楹间焉。皇帝初献，太尉亚献，光禄终献。司徒献五帝，司空献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荐众星。方泽则以黄琮束帛，夏至之日，禘昆仑皇地祇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镇、会稽镇、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峄山、崧岳、霍岳、衡镇、荆山、内方山、大别山、敷浅原山、桐柏山、陪尾山、华岳、太岳镇、积石山、龙门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壶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倾硃圉山、鸟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恆岳，医无闾山镇、阴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龙山、漳山、宣务山、阏山、方山、苟山、狭龙山、淮水、东海、泗水、沂水、淄水、潍水、江水、南海、汉水、谷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涝水、渭水、泾水、酆水、济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沲水、卫水、洹水、延水，并从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余并内壝之内，内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仪同圆丘。其后诸儒定礼，圆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则岁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为坛于国南，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

　　为三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内壝。四面各通一门。又为大营于外壝之外，广轮二百七十步。营堑广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门。又为燎坛于中壝之外丙地，广轮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灵威仰于坛，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礼用四圭有邸，币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骍特牲一，仪燎同圆丘。其北郊则为坛如南郊坛，为瘗坎如方泽坎，祀神州神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礼用两圭有邸，各用黄牲一，仪瘗如北郊。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司量掌为坛之制，圆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径六丈，十有二阶，每等十有二节。在国阳七里之郊。圆壝径三百步，内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径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阶，阶十级，级一尺。方丘在国阴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阶，尺一级。其壝八面，径百二十步，内壝半之。

　　南郊为方坛于国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广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内壝半之。

　　神州之坛，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圆丘及南郊，并正月上辛。圆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并从祀。皇帝乘苍辂，载玄冕，备大驾而行。预祭者皆苍服。

　　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所感帝灵威仰于其上。北郊方丘，则以神农配后地之祇。

　　神州则以献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庙以黄，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纯，表貉磔禳用庞。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再岁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内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众星三百六十座，并皆从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汉、内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内壝之内，众星在内壝之外。　　其牲，上帝、配帝用苍犊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犊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地祇及配帝在坛上，用黄犊二。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营州北方，咸州东北方，阳州东方，各用方色犊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间。其冀州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于坛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为坛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西一里，去宫十里。坛高七尺，广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礼四圭有邸，牲用骍犊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犊二。凡大祀，斋官皆于其晨集尚书省，受誓戒。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祭前一日，昼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闻见衰绖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大祀养性，在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

　　其牲方色难备者，听以纯色代。告祈之牲者不养。祭祀牺牲，不得捶扑。其死则埋之。　　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　　仁寿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并于坛上，如封禅礼。板曰：维仁寿元年，岁次作噩，嗣天子臣坚，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玑运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群灵降福，抚临率土，安养兆人。顾惟虚薄，德化未暢，夙夜忧惧，不敢荒怠。天地灵祇，降锡休瑞，镜发区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极，蒙授龟图，迁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陈之岁，龙引舟师。省俗巡方，展礼东岳，盲者得视，喑者得言，复有蹙人，忽然能步。自开皇已来，日近北极，行于上道，晷度延长。　　天启太平，兽见一角，改元仁寿，杨树生松。石鱼彰合符之征，玉兔显永昌之庆，山图石瑞，前后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宫城之内，及在山谷，石变为玉，不可胜数。桃区一岭，尽是琉璃，黄银出于神山，碧玉生于瑞?献。多杨山响，三称国兴，连云山声，万年临国。野鹅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频赐引导。驺虞见质，游驎在野，鹿角生于杨树，龙湫出于荆谷。庆云发彩，寿星垂耀。宫殿楼阁，咸出灵芝，山泽川原，多生宝物。

　　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乌山，黑石变白，弘禄岩岭，石华远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苍乌，野蚕天豆，嘉禾合穗，珍木连理。神瑞休征，洪恩景福，降赐无疆，不可具纪。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灵，矜愍苍生，宁静海内，故锡兹嘉庆，咸使安乐，岂臣微诚所能上感。虔心奉谢，敬荐玉帛牺齐，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

　　大业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余并用旧礼。十年，冬至祀圆丘，帝不斋于次。诘朝，备法驾，至便行礼。是日大风，帝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归。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旧齐仪，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监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仪注》犹云衮服。十年，仪曹郎硃异以为：“《礼》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　　良由天神高远，义须诚质，今从泛祭五帝，理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为：“齐仪初献樽彝，明堂贵质，不应三献。又不应象樽。《礼》云：‘朝践用太樽。’郑云：‘太樽，瓦也。’《记》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庙所用，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礼不容象。今请改用瓦樽，庶合文质之衷。”又曰：“宗庙贵文，故庶羞百品，天义尊远，则须简约。今《仪注》所荐，与庙不异，即理征事，如为未允。　　请自今明堂肴膳准二郊。但帝之为名，本主生育，成岁之功，实为显著。非如昊天，义绝言象，虽曰同郊，复应微异。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姜蒲葵韭四种之俎，粳稻黍粱四种之米。自此以外，郊所无者，请并从省除。”初，博士明山宾制《仪注》，明堂祀五帝，行礼先自赤帝始。异又以为：“明堂既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后，东阶而升，宜先春帝。请改从青帝始。”又以为：“明堂笾豆等器，皆以雕饰。寻郊祀贵质，改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雕俎。

　　明堂之礼，既方郊为文，则不容陶匏，比庙为质，又不应雕俎。斟酌二途，须存厥衷，请改用纯漆。”异又以“旧仪，明堂祀五帝，先酌郁鬯，灌地求神，及初献清酒，次酃，终醁。礼毕，太祝取俎上黍肉，当御前以授。请依郊仪，止一献清酒。

　　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并无黍肉之礼。并请停灌及授俎法。”又以为：“旧明堂皆用太牢。案《记》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茧栗’。

　　五帝既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而《毛诗·我将》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维羊维牛’之说。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止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

　　请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质文之中，又见贵诚之义。”帝并从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与群臣切磋其义。制曰：“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方。’郑玄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叶光纪，向北则背赤熛怒，东向西向，又亦如此，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是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硃异以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于义成阙。”制曰：“若如郑玄之义，听朔必在明堂，于此则人神混淆，庄敬之道有废。《春秋》云：‘介居二大国之间。’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谓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营域之内，明堂之外，则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听朔之处，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复引《周礼》明堂九尺之筵，以为高下修广之数，堂崇一筵，故阶高九尺。

　　汉家制度，犹遵此礼，故张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郑玄以庙寝三制既同，俱应以九尺为度。制曰：“可。”于是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基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座，悉南向。东来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总配享五帝，在阼阶东上，西向。大殿后为小殿五间，以为五佐室焉。

　　陈制，明堂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齐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飨坐依梁法。武帝时，以德帝配。文帝时，以武帝配。废帝已后，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钅幵羹果蔬备荐焉。后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陈，收罗杞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唯明堂未立。开皇十三年，诏命议之。礼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等定议，事在弘传。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

　　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

　　终隋代，祀五方上帝，止于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坛上而祀。其用币各于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于青帝及太祖。自余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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