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叙述了西周乃至春秋时代之学校概况,其次要谈到孔子以下及于战国,其间约有三百年时期。此一时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况,亦可谓乃是一有教育而无学校之时期。亦可谓教育乃自学校中解放而归入于私家友朋集合之时期。因周室东迁,中央政府早不为社会民众所重视,列国间卿大夫渐渐有不悦学之现象,地方学校亦逐步废了。于是学校与教育,遂逐渐归入到平民社会中去。

  孔子崛兴,以一平民,而把以前相传的贵族教育开始转移到平民社会来,开出此下平民讲学之风。后世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实亦可称为开天辟地旋乾转坤一伟人。因以前教育,都限制在政治圈中。以后教育,乃脱离政治圈转入社会而自为发展。然中国此下教育,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此乃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所在。治中国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者,于此一节,乃尤当注意。

  孔子弟子共有七十余人,来自四方。或自鲁,或自卫,或自齐,或自宋,或自陈,或自吴,此已自北方黄河流域,跨过淮水,南及长江流域。因此孔子设教,在当时,实是国际性的,不限于一国一地。

  孔子的学生,有父子同来受教的,有贵族,有平民。有的很穷,有的很阔。亦有些不是好出身,不务好行业,但经孔子教育,都变为学成行尊,出类拔萃,显于当时,传于后世的一批人物。中国古代社会之大变动,不得不谓自孔子教育有以启之。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当时称之曰六艺。凡此六艺,都是当时贵族阶级日常事务中所必需历练的几项才干。故贵族之疏远层,及民间俊秀,必先习此六艺,乃能在贵族圈中服务。当时称之谓儒。儒乃是当时社会一行业。孔子自己身通六艺,其弟子除娴习当时例行的六艺外,或通政事,或擅理财,或长军旅,或娴外交。要之,均可成为政治人物,供当时政治上之实际应用。但更重要的,孔子乃在此种种政治界实用艺能之上,发挥出一番大道理。此一番大道理,私之可以修身齐家,公则可以治国平天下。并亦永为中国后世所信守而遵行。于是在儒的一新职业之中,加进儒的一新理想。自有孔子,而中国教育内容遂超出于政治事业之上之外,而成为社会人生文化一切行为主要有理想的一项目,而孔子因亦被称为至圣先师。

  但孔子当时传教,实没有一学校。后人称之为开门授徒私家讲学,其像样的创始,实始于孔子。《庄子·渔父篇》有云:"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唐人钱起诗:"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杏坛只是一栽有杏花的高地,既非学校,亦无教室。想是孔子春日郊游,偶尔到此。实则只是在家设教而已。又孔子在宋遇难,亦与其弟子习礼大树之下。可见孔子随处不怠行教,幕天席地,则莫非设教之所。行游坐息,亦莫非设教之缘。人生不忘教学,教学即是人生。孔门之教,宜即可代替世界任何一大宗教而有余。故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

  孔子以下有墨子,其徒三百人,其数量已远超孔子之上。孔子之出,一车两马,俭不中礼。又与其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墨子则千里徒行,至于裂裳裹足。孔墨皆以平民讲学,在当时,乃是一种非官方给养的自由职业,宜其生活贫薄有如此。但其震烁一世,影响于后代者实甚大。

  再下到孟子,则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生活情况较之孔墨,已甚阔绰。而阔绰过孟子的,时尚多有。即如齐之稷下先生,受齐威、宣、湣王历代供养,皆赐上大夫之禄,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既不预政事之烦,专以招揽弟子,讲学著书,称先生者逾七十人。朋徒群集,数百千人。此时则教育事业已远超在政治事业之上。但亦是得政治上崇重供养而来。即隐沦不显如庄周,亦有弟子相随。从容于论学著书,此亦决非仅藉于漆园之微薪。当时教育界持论多反现实政治,而同时政治界则尽量崇重此辈讲学之人,此层亦当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所应注意。

  当时私家讲学,不仅成一学术集团,同时亦是一经济集团。孔子曾说:"自行束脩以上,未尝无诲。"束脩只是一条干肉,用作贽见之礼。后代弟子敬师学费,仍称束脩,或称薪水,皆是极为微薄之意。抑且不仅弟子于师有敬礼,师之于弟子,亦有通财相助之谊。颜渊死,其父颜路欲请孔子之车以为之椁。此而决非无端请乞。如孔子周游,诸弟子相从,亦皆食于孔子,可见师弟子本常通财。孔子虽不从颜路之请,但孔门弟子,终为颜渊集资厚葬。至墨子赒养其弟子之事,更屡见不鲜。故墨子门下,不仅是一经济集团,同时亦是一劳工集团。通力共产,后代之有帮会,其事远从墨家集团来。至孟子时,从者数百人,皆食于其师可知。如此则私家讲学,同时岂不即成为私家养徒。一自由讲学者,同时又是一自由养徒者,其势震撼上层贵族阶层,乃始有齐威、宣以来稷下之制。而如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养士,其实亦是慕效当时讲学大师之养其门徒。直至楚、汉之际,天下大乱,叔孙通投汉高祖,随身尚带有一辈学生。若非由叔孙通给养,何能枵腹相从。此亦是古代中国社会一特有现象。

  又且当时大师讲学,必兼著书,著书必用竹帛。即就经济条件言,亦不易易。又当时著书,亦多集体为之,又有累世为之者。如《论语》一书,即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等集体记录编纂,直到战国中期后始成书。《墨子》书中如《天志》、《尚同》、《兼爱》等,各分上、中、下三篇,乃由墨家三派分别撰述。又有《墨经》等益后出。《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非出庄子一人之手,亦非庄子弟子一时所成。犹必有再传三传者加入,如《论语》、《墨子》之例。《孟子》七篇亦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讨论集成。然则先秦之讲学团体,同时亦即是著作团体。吕不韦在秦得意,招天下宾客,合撰《吕氏春秋》,此亦时代风气。集体著作,乃当时常事,今乃绝不能尽知当时各书各篇各自撰著者之姓名。是则当时一学术团体,既不为利,亦不为名,乃共同宣扬一思想与理论为主。此亦中国古代社会,为此后历史文化传统开先河者一特殊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又当时著书,流传极速。一家成书,各家同睹,故相互间多争辩驳难。但此时一书籍流传,全赖誊钞,事亦不易。诸子中晚出如荀子,最为博通古今群籍,又广自著书。其门下,如韩国公子韩非,楚国书吏李斯,亦各远道奔凑。苟子最为齐国稷下先生之晚辈,而在彼时,曾屡次高踞稷下先生之首座。彼亦遍游列国,行踪极广,想其朋徒相随,当亦如孔、墨、孟子之例,由彼给养。是则其经济凭藉,决亦非薄,故能在当时,有此大气魄之讲学著书与游行之规模。同时有邹衍,其为当时所宠显尊礼,则似当更甚于荀卿。又当时诸子所著书,皆能审慎保存而久传。秦灭六国,汉继灭秦,兵祸连结,民生无宁日,亘百年之久。然迄于汉世,诸子百家言皆获存全,即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收书中可见。此又岂民间私人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然。

  近人艳称战国,认为百家争鸣,可征当时思想之自由。此乃徒拾一时口头禅,宁能捉摸到当年之真史实。自孔子以平民私人讲学,百家踵兴,朋徒群集。虽各无专设的一所学校,却各有一私家结合的学团。本于相互共同之思想学术,激起相互共同之实行活力。我们今日不徒当探讨其学说内容,更应注意其经济实况及生活真情。惟其社会上有此种新集体之风起云涌,才能与当时正趋没落之贵族阶级接步代起,而开创出秦汉以下士、农、工、商之四民新社会。此乃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动,绝大创造,皆由战国百家掌握其转捩之枢机。所谓百家,乃如同司马迁《史记》鲁、卫、齐、晋之称为世家,而实是一无组织之大集团,而亦称之曰家。决非一夫妇子女之家。其称曰诸子,亦借用古代贵族阶级分爵公、侯、伯、子,男之子。此辈虽系平民,乃亦约略相当于封建之贵族。贵族拥有土地,有土斯有众。此辈则拥有学术思想,亦拥有信受此学术思想之一批门徒,而形成一种共同精神,附随而有一种共同生活,亦约略仿佛于同时一小诸侯,惟无封土而已。故时人遂称之曰诸子百家。又称此等士曰游士,因其非土著不安居。但若热心富贵,如公孙衍,张仪,则孟子鄙之曰妾妇。所以当时的平民自由讲学,乃得与封建贵族为代兴,而亦并无贵族平民阶级斗争之迹象,此又岂近人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国史者之所能知。

  就此当知,当时诸大师仅为学术思想行教化,而不为私生活私奉养作打算之精神,既已大堪佩仰。而风气感召,全社会上下,尊师崇道,慕效恐后,此已不能与西周以下由政府规定出一套制度,建立起一些学校,来推行教育事业者相提并论。在此一时期,乃是由社会下层酝酿出一番风气,而并无一种制度可言。然而下层社会风气之影响力,则实远超在上层政治制度之上。

  故凡属政治上具有一种真实性之制度,则必从社会风气酝酿而出。否则有名无实,有此制度,无此风尚,空制度决不能与真风尚相敌。故在当时,虽无特定制度可言,而亦可谓之是一种未成制度之制度。

  以上略述中国教育制度之第二期,此下当述第三期,为秦汉时代之教育制度。秦代享国未久,当以两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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