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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三年丧不计闰令甲：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为断，遇闰月不在此数。盖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丧，不以闰月数，何也？期者，复其时也，大功以下服月数，故以闰月除。《南齐·文惠太子传》：母穆后薨后，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王俭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议；文公讷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舍〔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诏从之〔按：以上引文应有《南齐书·礼志》中〕。按期丧尚不计闰，则三年之丧益可知也。

　　父在为母斩衰古礼：父在，为母服期。《礼记·杂记下篇》：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父在为母也。《丧服篇》曰：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汉以来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然犹仅齐衰也。明太祖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其庶母，皆齐衰杖期。自后遂为定制。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妇为舅姑三年丧，起于宋太宗时。《燕翼贻谋录》云：《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礼及《开元礼》妇为舅姑服期，近代多为重服，请加裁定。”魏仁浦等议曰：“古礼有期年之说，至后唐始定三年。窃以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妻齐体，哀乐不均。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诏从之，遂为定制。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

　　丧次助哭世俗有丧者，于吊客至，则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遗令云：“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

　　避煞丧家避煞之说，俞文豹《吹剑录》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传，至期必避之。据此，则唐时已有此风。洪容斋《夷坚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欲验死者所趋。已而见鹅足迹在灰上，皆疑董已堕入畜类。又侯甸《西樵野记》：乡人顾纲卒，煞回，适值夜中，其妻设香楮牲馔于灵几，阃中障以彩绮，合门皆隐邻舍，独留一媪守家。媪见一物状如猿，而大如犬，据案啖牲。见媪，连殴之，媪号呼，家人趋救，已失之矣。又储泳论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则受某日之煞气。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说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则死者右足钳而向左；雄煞不出，则左足钳而向右；皆不出，则左、右足皆钳而相向；皆出，则两足皆不钳而向外云云。历按诸说，则雄煞、雌煞之说，理或有之。然泥于习俗，至倾家出避，则惑矣。善乎陈东山之论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之内者？又岂有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卧苫块中，帖然无事。此可此破俗说也。

　　墓祭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

　　合葬《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然则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盖取相亲之意。《记》云：亲之也者，亲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离，故卫人之也离之，鲁人之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然所谓离之者，亦非异其椁，但一椁而为二室耳。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后世古法渐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讲，所谓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人之生死不齐，时之贫富亦异，故朱子谓古人椁大，可容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圹。则并有隔圹者矣。

　　改葬《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礼。按《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故有阙，是以改葬。《战国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谓太子曰：“昔王季葬于禁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出而张朝三日而后更葬。”则改葬起于文王也。（《吕氏春秋》谓葬于涡山之尾，《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盖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者，韩昌黎亦谓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备礼者；敖继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礼，如晋惠公于共世子之类是也。后世以迁就风水，轻动祖宗之体魄，谬矣！改葬在除丧后者，其服缌麻。《梁传》：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丧服记》：改葬服缌。戴德、郑康成皆谓：服缌者，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及孙为祖后者也。然则主丧者仅服缌，非主丧者则无服矣。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聘礼》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贾氏以为宗庙皆有碑，以识日景。《说文注》又云：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丰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丧大记》：君葬四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按此数说，则古人宫寝坟墓皆植大木为碑。而其字从石者，孙何云：取其坚且久也；刘勰则谓：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后代自庙徂坟，以石代金；司马温公谓：古人勋德多勒铭鼎钟，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作文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此二说似谓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无涉者，然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又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率索之象。孙宗鉴《东皋杂录》：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李绰《尚书故实》亦云：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后人因就纪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者，亦设圆空，后悟其非，遂改。而孙何亦谓：昔在颍中，尝见多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更以质之柳仲涂，亦云。然则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传于世者，汉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蔡邕作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载在《文选》。《后汉书》：崔实卒，袁隗为之树碑颂德。故刘勰谓东汉以来，碑碣云起。吴曾《能改斋漫录》亦谓碑文始自东汉。而朱竹又引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类，则西汉已有碑制。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墓志铭墓志铭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谈》谓：《事祖广记》引《炙果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以为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谓志之者，犹今之主丧云尔，未可改作志也。惟《封氏见闻录》：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之女，嫁荀之子者。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志铭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云云。阮亭所据封氏之说固核矣，然《南史》齐武帝裴皇后薨，时议欲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自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以来，共相祖袭。今储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烦石志。”此则墓志起于元嘉中之明据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孝〕武帝自为墓志铭。）司马温公亦谓南朝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然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见《南史》，则晋已有墓志之例。又《宋书·何承天传》：文帝开玄武湖，遇大冢，得一铜斗。帝以问群臣，承天曰：“此新莽时威斗，三公亡，皆赐之葬。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饿而冢内更得一石，铭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亦见《学斋占毕》。）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金史·蔡传》：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今在所展之内，命改葬于城外。此两墓俗传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启圹，其东墓之柩端题曰“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汉高祖子刘建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作《两燕王辨》甚详。此又西汉题识于柩之法。不特此也，《庄子》云：卫灵公卜葬于沙丘，掘之得石椁，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乃夺而埋之。则春秋以前已有铭于墓中者矣。（《唐书·郑钦说传》：梁任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有解者，戒子孙世世以此访人。五世孙写以问钦说，钦说方出使，得之于长驿，行三十里，至敷水驿，乃悟：此冢葬以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钦说传》内。则汉时铭墓又有此一种，盖即《庄子》所谓石椁铭之类也）由此数事以观，则墓铭之来已入。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此又何说？窃意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颜延之耳。

　　碑表、志铭之别《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圹中，此志铭与碑表之异制也。诸书所载，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铭》所谓“思传旧德，宜勒黄金之碑”，杨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铭》所谓“丘陵标榜，式建丰碑”，此碑之立于墓上者也。贾昊所辨东海女郎及甄邯诸事，皆从开冢而见。又《神僧传》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亻垂制铭于冢内。司马温公志吕诲，云海将死，嘱为其埋文志。张仲倩云：撰次所闻，纳诸圹。志铭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后者，《王荆公集》中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于嘉，贾魏公碑亦立于既葬之明年。而墓志之作，必在葬前。温公铭其兄周卿及昭远，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请于他人，而自为铭，以葬时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开平神道碑铭》亦云序而铭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无纳圹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墓志铭藏于圹内，邵陵王又作墓志列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又范传正作李白新墓铭，刻二石一置圹中，一表道上，景濂或仿此欤？（温公谓：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藏于圹中，非开发孰从而睹之？谓志铭可不用也。费兖则引韩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孙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贵，始寻求，命其子祭而开圹，各得志铭然后信。则志铭之设，亦孝子慈孙之深意，未可尽非也。）《涌幢小品》云：刘宋时，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得立，庶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见《南史·裴松之传》）。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及五代而弛，今且弥布天下矣。又朱竹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规制之宜审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可也。碑铭可也，而直谓之碑则非也。孙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陈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乱之以铭，未尝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逊传》：魏收为《库狄干碑序》，令樊孝谦作铭，陆邛不知，以为皆收作也。是又有两人合作序、铭者。）迨李翱为商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丽牲悬纟率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为铭，谓之量铭，钟有铭，谓之钟铭；鼎有铭，谓之鼎铭，不闻其去铭字而直谓之量也钟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审者也。（按《南史·虞荔传》：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馆。则六朝时已单名曰碑。）《癸辛杂识》引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也。后立碑于墓，其篆额应止谓之额，今讹为盖，非也。此题额之宜审者也。又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州集中，皆书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之，以为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词也。而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已。其妻之，则于志中见之。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又古人于碑志之文不轻作，东坡答李方叔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风斯下矣！唐荆州云：近日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土，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长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为此又后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志之始也。又《后汉书·赵岐传》：岐久病，敕兄子可立一员石于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此亦与杜子夏临终作文同也。

　　行状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自唐以来，未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六朝以来已有之。按《梁书》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任、裴子野皆有行状。《南史》袁昂临没，敕诸子不得上行状。徐孝嗣为吴兴守，王俭赠以四言诗，人以比蔡子尼行状，《北史》邢臧为甄琛行状，世称其工。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先贤行状最多，则汉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状，本以上太常、司徒议谥法。《魏书》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鸿胪、本州大中正条其行迹，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议谥。不应谥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实。若状不实，中正坐如博士。《封氏闻见记》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谥，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议拟申省，省司议讫，然后奏闻。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虽有中正、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而滥者接踵。魏袁翻谓：今之行状，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状，便为议谥。请敕太常，有言词流宕、无复节限者，不得听受。唐李翱亦谓：行状谥牒，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愿敕考功，虚者勿受。按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之处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虚誉，何况近代之行状，不必经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虚词谰语，连篇累牍也！俞文豹《吹剑录》：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不知何据。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已见《唐史》，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

　　乐石世俗志铭之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峄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始皇峄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谓之乐石（以磬乃作乐之具）。他处刻石文，不云乐石也。文士通用之于碑碣，误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礼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盖每遇父母没之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终日。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之制。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封氏闻见记》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而引《晋书》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弹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其不见客者，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行之既久，此礼将遂废，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则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文昌杂录》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议。荀纳，王洽等谓：“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则更当有忌时、忌年益为无礼。”《南史·张融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者以孝明帝忌月，请献俘不作乐。方庆谓：“礼有忌日，无忌月。”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韦公肃传》：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

　　七七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此不得其说。田艺衡《春雨逸响》云：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杨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宝云：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人之气亦惟七，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又引《论衡·订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者庚辛之神，盖甲乙鬼，庚辛报，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尝〔常〕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金日鬼则火为之杀，皆隔七日也。是数说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为候。如世人病伤寒者，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不爽者。《易》曰七日来复。此固天之道也。《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王棠谓：古礼诸候七虞，以七日为节。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盖因虞礼而误用之也。又引皇甫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阴阳家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云云。棠谓“日以七数之”者即今世逢七设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实不始于唐。按《北史》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国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为之行丧礼）。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和士开，将幸晋阳而士开母死，帝听其过七日后续发。又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杨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特论去之。《韩琦君臣相遇传》：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圹司空图作生圹，每春秋佳日，邀宾友游咏其上，事见《唐书》。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后汉书·赵岐传》：岐自为春秋藏〔按：“后汉书”作“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导宾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此生圹之始也。《唐书》姚勖自作寿藏于万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卢照邻隐具茨山下，预为墓区，偃卧其中。李适营墓树十松，未病时，《常》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此皆在司空图之先。

　　生祠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先为桐乡令，后入为大司农，临死，嘱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子孙念我，不如桐乡民。”其子遵遗令，葬之于桐，桐人果为立祠，岁时祭享不绝。《后汉书》：周嘉为零陵守，卒，吏民颂其遗爱，为立祠焉。王涣为洛阳令，卒，民立祠于安阳亭西，每祀辄弦歌之。许荆为桂阳守，卒，桂阳人为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既没，吏民为立祠。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后汉书》：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又李宪即诛，余党犹据守，光武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乘单车，驾白马，往喻降之，乃共为立生祠，号曰白马从事。《唐书》：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吕治荆州，有惠爱，荆人构生祠。没，人又以钱十万徙祠于府西。《宋史》：李入相，淮阳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张亢传》：其祖张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数州之民诣阙，请为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以来，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旧唐书》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

　　祠堂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东坡《逍遥台》诗自注云：庄子祠堂在开元，此或后人因其葬处为之，非漆园时制。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奇诡之状，因书壁而呵问之。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将作穿复土起冢为祠堂。其时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马温公谓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如成都外诸葛祠堂，盖一二而已。《光武纪》：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谒陵而起祠堂，则亦或在墓也。《后汉书》：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爱慕，送其丧归。诏书嘉美，为立祠堂。又清河王庆欲为母宋贵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为没齿之恨。《魏略》：明帝东征，过贾逵祠，诏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北史·崔士谦传》：士谦为荆州刺史，及卒，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亭。《周书》：司马裔卒，家室卑陋，丧庭无所，乃诏为起祠堂。此则不在墓所，然其时尚沿祠堂之名。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若唐世所传家庙碑、先庙碑之类，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传》：尝请复群臣家庙，曰：庆历元年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请下有司论定施行。王曙亦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亦请定群臣家庙之制。苏颂曰：“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今不能有土田，请考唐人寝室燕飨仪，止用燕器常食。”皇中遂著令臣下立庙。是其时亦未以祠堂为名。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术祠堂，英宗建木华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为名，则士大夫私庙可知矣。

　　宗祠素像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为尸。是战国时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设君室之文，则素像实自战国始。顾宁人谓：尸礼废而像事兴，亦风会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设神主，无复有素像者，其祖先真容则有画像，岁时展敬。唐、宋时则尚多素像。陆鲁望建祠，素已像于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诗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陆深《溪山余话》云：予谪延平时，路过兰溪，谒章枫山祠堂，祠中素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实不自佛家始。《史记》：帝乙为偶人以象天神，与之博。则殷时已开其端。《国语》：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写其形而祀之。《国策》宋王偃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厕。则并有铸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语，宋玉《招魂》亦云“像设”。魏文侯曰：吾所学者，乃土梗耳。又《国策》：秦王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止之，曰：“土偶与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岁八月雨降，则汝残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残则复西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削子以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税驾也。’”则泥塑木刻，战国时皆已有之矣。又《韩非子》记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诀。至佛像，自汉武击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归。然则佛像本用金铸，其后有用土木者，则转从入中国后，以中国之法为之耳。《宋史·方伎传》：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坏，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后世真身塑像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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