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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九

▲山泽之利（下）唐德宗时，赵赞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然军用广，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贞元九年，从张滂请，初税茶。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以所得税钱别贮，若诸州水旱以此钱代其赋税。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钅共、刘晏之辈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夫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后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严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税始此。昔者三代盛时，山泽之利皆以予民，秦汉以来始夺民之利而有盐铁之赋，盖其初意恐豪强之专其利，或借此以叛乱，非专以利国也，其后则以利国矣。然盐铁之为用，民食淡则不能下咽，民徒手则不能断物以成器，是不可一日阙焉者也，于是而榷之，已非王政，矧茶之为物，民之日用不可无，非可以他物代之，胡亦榷以为利焉。呜呼，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其食者茶也，既以税其食而又税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税之，民亦不幸而生于唐宋之世哉。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及播为相，置榷使自领之。李玨曰：“榷茶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臣按：茶有税始于赵赞，然寻即亟罢，张滂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税而又置使以榷茶，遂为天下生民无穷之害。宋太祖乾德二年，诏在京、建州、汉阳、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开宝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岁，请高其价以鬻之，太祖曰：“茶则善矣，无乃重困吾民乎？”即诏第复旧制，勿增价直。臣按：宋太祖此言蔼然，仁民爱物之心溢于言外，可以为万世帝王法。陈恕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条利害，第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视上等之说，利取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惟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行之数年，公用足而民富实。臣按：宋太初此言可以为人臣司国计者之法，所谓“可行之商贾，不可行之朝廷”，此一言非但为茶法也。繇是推之，则汉人之平准、宋人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辩而明矣。仁宗初，建茶务岁造大小龙凤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欧阳修曰：“君谟（蔡襄字）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宋人造作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所谓大小龙团是也。龙团之造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谓小人不足道也，襄士人而亦为此，欧阳修所以为之叹邪。苏轼曰：“武夷溪边粟粒芽，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读之令人深省。神宗熙宁七年，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王韶又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自熙丰来，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臣按：后世以茶易马事始见于此。盖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则西北之人嗜茶有自来矣，盖西北多嗜乳酪，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故也。是则茶之为物，虽不用于三代而用于唐，然非独中国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宋人始置茶马司，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谓榷务、贴射、交引、茶繇诸种名色今皆无之，惟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贡为之禁限，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所以然者非为私奉，盖欲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其视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国家经费之用，岂不天渊哉？圣世仁民之泽大矣，生斯世而为斯民者，乌可不知所自。侍御史刘挚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西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且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蜀州茶园乃百姓己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 臣按：产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颇严，盖为市马故也。夫以中国无用之茶而易外国有用之马，虽曰取茶于民，然因是可以得马以为民卫，其视山东、河南养马之役固已轻矣，然恩泽既厚，怨讟易生，天下皆无而己独有之，民愚不能反己，况其地素贫而易变，伏惟当世司国计者宜有以调停而优待之，俾两得其便，一方之人不胜幸甚。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南、福广之税，其茶有末茶、有叶茶。臣按：茶之名始见于王褒《僮约》而盛着于陆羽《茶经》，唐宋以来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然唐宋用茶皆为细末制为饼片，临用而辗之，唐卢仝诗所谓“首阅月团”、宋范仲淹诗所谓“辗畔尘飞”者是也，《元志》犹有末茶之说，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已上言茶）《周礼》：丱（故猛反）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臣按：丱之言矿也，金锡未成器曰矿。物其地，视其土色以别其所产也。图而授之，使取矿者知所得也。巡其禁令，防人之窃取也。《管子》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若犹然后）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太锄也）若其事立，行服连（连，辇也，人所挽者）轺（居玉反，大车驾马者）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臣按：自古商利者言盐必与铁俱，盖以盐者民食之不可无，铁者民用之不可阙，计口食盐则盐日以销，然生者又继取用无已，若夫铁之为用，则成一器之用，或以终身，不然亦或致岁月之久，非盐之可比也。言利之徒乃以铁并盐而言，至其设官也亦兼以盐铁为名，其轻重不伦矣。呜呼，米、盐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针、耒耜之类民所用以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民之法，岂有是哉？汉武帝从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置铁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敢有私铸铁器者，釱右趾、没入其器物。马廷鸾曰：“孔仅、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属大农，则其利尽，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盐虽官尝自煮以权取时利，亦非久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与桑、孔之法异矣。” 臣按：汉置铁官四十郡，不出铁处又置小铁官，则是鼓铸之官几遍天下，而民间之一刀一针、一斤一锯皆有税焉。呜呼，天子富有万方，赋税、贡献之入奚趐亿兆，而取之民也琐屑如是哉？我朝惟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又多捐之于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铁）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蹄。苏轼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间楚，董卓剉坞金亦多，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叶梦得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辈之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间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呜呼，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则夫金、元以来所谓宝石者，何足尚哉？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臣按：采银之官始置于此。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乃黜万纪。臣按：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而谓其以桓、灵相待，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后世人主以言利，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岂非太宗之罪人哉？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共之”，后世人主于其臣下有以兴利为言者，宜举二帝之言以拒之。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对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 真宗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乃诏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法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地之所产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饰，乃至熔而销之，或以缕而为服，或以嵌而为器，上而冠帻、下而靴履，与夫食用戏具，无不用焉，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兴、一神像之设，靡费乃至千百两焉，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诚非虚语也。真宗禁销金，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不然，上为之而禁下，欲其不为，岂所谓以身教哉。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有与地土俱生者，金银铜铁之类是也。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而生之者随继，故虽日日取之、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若夫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虽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以上坑冶）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开成三年罢之，以矾山归州县。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陈傅良曰：“宋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后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矾）以上山泽之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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