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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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