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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三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 《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 胡一桂曰：“此明伏羲始画八卦也。八卦为小成之卦（三画之卦），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画，只是自太极（理也）生两仪为第一画者二（阳仪、阴仪），两仪生四象为第二画者四（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四象生八卦为第三画者八，所谓始画八卦者此也。” 臣按：先儒谓《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颐所谓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易学纲有领开卷第一义。 是故天生神物（谓蓍龟），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朱熹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 张栻曰：“通于天者河也，有龙马负图而出，此圣人之德上配于天而天降其祥也；中于地者洛也，有神龟戴书而出，圣人之德下及于地而地呈其瑞也。圣人则之，故《易》兴于世然后象数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后世也。” 臣按：先儒谓四者圣人作《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变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图、洛书四也。是知圣人作《易》之由非止一端、为一物也，说者乃颛颛谓圣人则河图以作《易》，其然岂其然哉？盖圣人毕具众理于一心，偶因一物以起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当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臣按：神物、变化、天象、图书，圣人由之以作《易》；天文、地理、人身、物则，圣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纲，卦言其目。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干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帝（天之主宰）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臣按：先天、后天之言，始见于《干》之《文言》，然谓先于天后于天焉耳，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下为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为文王后天《易》，各有方位之次，分为横圜之图。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真德秀曰：“圣人作《易》，不过推明阴阳消长之理而已，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一消一长，天之理也。人而学《易》则知吉凶消长之理，以阴阳对言则阳为善为吉、阴为恶为凶，独言阳则阳自有吉有凶，盖阳得中则吉、不中则凶，阴亦然。以天理言则为消息盈虚，以人事言则为存亡进退，盖消则虚、长则盈，如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暑极则寒，寒极则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体此则当进而进、当退而退、当存而存、当亡而亡，如此，则人道得而与天合矣。故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孔子之身全体皆《易》也。” 臣按：史谓夫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盖尤加精审尔，非谓至此始学《易》也。朱熹谓此章大指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 周惇颐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羲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蕴谓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至广之业也，有卦则因以形矣。阴阳有自然之变，卦画有自然之体，此《易》之为书所以为文字之祖、义礼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于阴阳者，虽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此圣人之精蕴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谓《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众处，因卦以发盖其蕴也。非独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当以此推之。 程颢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 又曰：“《易》起于数，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程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时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 臣按：《易》之为《易》，有理、有数，言理者宗程颐，言数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义》《启蒙》，始兼二家说。先儒谓程学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心合；邵学言数，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言数不精且将流于技术。《易》虽告以卜筮而未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不倚《易》为说，而《易》实无之，今邵学无传，不若以理言《易》，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 张载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邵雍曰：“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臣按：先儒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此学《易》之法。杨时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 朱熹曰：“《易》之为书，文字之祖、义理之宗。”又曰：“《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对待者。” 《易》中之辞，大抵阳吉而阴凶，亦有阳凶而阴吉者，盖有当为有不当为，若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之，虽阳亦凶。《易》中多言利贞，贞、吉、利、永贞之类皆是，要人守正。 又曰：“《易》大概欲人恐惧修省。” 臣按：《易》者五经之本源，万世文字之所自出，义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见于五经者，皆学者人伦日用所当为之事，而其所以当为与不当为者，其理则具于《易》，可行与止之几于是乎决焉。是读经而不读《易》，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也。 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 又曰：“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辞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 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 又曰：“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来解。” 臣按：程氏论《易》曰辞、曰变、曰象、曰占，邵氏论《易》曰象、曰数、曰辞、曰意，至于朱氏之论则曰理、曰数、曰象、曰辞焉。三家之说虽不同，然所谓辞、象者皆未有遗焉者也，岂不以《易》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谓象与辞者，平居无事之时所当观而玩者，尤为要切乎？程氏之说，即孔子之说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赵谦谓，如《干》之初九变也，潜龙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辞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尽矣，要其归则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臣窃以谓，程氏本孔子说《易》之本指动静观玩之用，邵、朱二说教人读《易》之法也，学《易》者必兼三说以求之，思过半矣。（以上论《易》） 孔安国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程颐曰：“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音志）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先儒谓《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耆，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评，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孔颖达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臣按：尚训为上。 程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 臣按：《书》之大义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论《书》专指尧治民、舜事君为言，盖二者人伦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汤、文、武之所以治民，禹、皋、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尝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见也。 又曰：“《尚书》初读，若于己不相关，熟而诵之，乃知尧、禹、汤、文之事，无非切己者。” 又曰：“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臣按：《书》之为《书》，人皆知其为帝王为治之要道，而不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学者之本原皆本诸此。学者存养以敬而进学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学于古训、斅学于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于无过之地，则时雍咸宁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书》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书，今文乃伏生口传。”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如《盘庚》《大诰》《多方》《多士》之类，恐是当时召来而面命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诸篇，则修其词命。” 又曰：“典谟诸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周诰诸篇只似今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曰：“《书》者，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吾之心，然后可以见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 臣按：《书》之大要在于“允执厥中”之一语，而其所以信执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则信能执之矣。是知唐虞圣君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吕二子及蔡氏皆本诸心为言，盖示人以读《书》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书，无一语不及天，无一语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书，历代所宝，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孔子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故自唐讫周以定百篇之书，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一书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纲，修齐、治平之目，即《尧典》已尽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开知行之端，‘主善协一’四言所以示博约之义，务学则《说命》其入道之门，为治则《洪范》其经世之要也，他如齐天运则有羲和之历，定地理则有《禹贡》之篇，正官僚则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则有《无逸》《立政》诸书。煨烬坏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纲实用尚如此。”又曰：“六经莫古于《书》，《易》虽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辞，辞始于文王耳。六经莫备于《书》，五经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范》之稽疑也；礼主节文，《虞书》之五礼也；《诗》主咏歌，后夔之乐教也；《周礼》设官，《周官》六卿率属之事也；《春秋》褒贬，皋陶命德讨罪之权也。五经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书》则备纪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齐治平之规模、事业尽在此书。” 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以上论《书》）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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