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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胡绳

　　《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一张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到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我的这些文章本来是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没有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写文章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而国内政治仍然使人焦虑，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中国的历史上经常有塞外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事。这些历史旧事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不同。但就历史上胡骑踏进中原引起的种种反响来说，也确有和现实某些相似的地方。写这些文章时对相同相似之处不免注意较多，而且因为是讲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前代事情相异，当然就不可能说到了。在1946年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先生们处理这本书稿时，把书中有几处说到当前正是抗日战争的话改成了已在抗日战争后的语气，现在我又改回去了。这毕竟是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痕的书。

　　也许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体例可说是别创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出版还颇受到读书界的注意。记得在1946年吴晗同志从大后方到北京路过上海时，曾写了一篇篇幅比较长的文章评论和介绍这本书，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但可惜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这本书出版后三年多全国解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两三年间，因为学校里没有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的中学曾用《二千年间》这本书当做新的教本代替以前暂用的教科书。显然这本书是不适合于这个用途的。我想那时曾用过这本书的老师们是很吃力的。以后虽然有的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但没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没有再出版过。在这次《胡绳全书》重印以前惟一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这套丛书编辑的用意是把被认为还值得保留的民国时代出版的书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三本书被收入在内，《二千年间》就是三本书中的一本。

　　（按：本文节选自胡绳先生在1996年为《胡绳全书》第五卷所写的引言。标题系编者所拟。其中提及的吴晗文已收入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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