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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突的原因

　　为什么在北方塞外活动的各族经常和中国发生冲突，引起战事，乃至侵入中国呢？

　　人们常用天时地利的原因来解释。南方的气候比较暖和，土地也较丰裕，所以住在北方的人要渐渐地向南移动，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据说，在1～5世纪间，就是在东汉初年到南北朝间，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半部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以至引起了原住在那里的各部族纷纷南迁。所以在这期间，在欧洲有日耳曼各族的迁徙，使罗马帝国大受骚扰;而在中国，便发生了鲜卑与突厥人的渐次南下。--这些天时地利的因素固然都是有影响的，但还不能说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和塞外各族之所以经常对立冲突的主要原因，还该从双方的社会政治情况中去探求。

　　中国的内地虽然有广大的疆域，但是当一个统一的专制政权在国内已取得巩固地位时，它的向外发展的要求也就强烈起来了。向外发展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用"四夷宾服"来提高专制统治政权的威信，并取得远方的贡物来增加"天朝"的财富;同时也是想使"天下英雄"都把目光对外，减少专制政权的危机，尤其因为在建立统一政权的国内战争过程中，已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军队，既无法复员，就只好用来不断地对外战争，以避免这些军队久驻国内可能引起的祸害。封建专制主义的向外发展和近代帝国主义的向外发展，在性质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其为侵略行为却又是同样的。

　　但是在和塞外各族的相互关系上，中国并不老是在侵略者的地位，也常常是被侵略者。当塞外的莽原上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国的某一族的强大力量的时候，如何守住那东西绵亘六千里长的边塞，抵抗外族的侵入，或越出边疆，控制塞外莽原以防止外族的侵入，那就更是专制统治政权的生死问题了，因为一旦外族的铁骑踏进塞内，中国人民固然会成为铁骑下的牺牲者，而统治者也一定身蒙其害。有时统治者为了某种利害的打算，自动招引了外族侵略武力入内，由此而造成的恶果，那是统治者自己也还是不能不分尝到的。

　　再就塞外的各族看，他们在文化上固然都比中国落后得多，但那些有力量和中国敌对、并大举侵入中国的各族，却已并不是最落后的、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野蛮人。当一个部族还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们还只是在很小的群体中活动，还没有国家组织，也没有金属的劳动工具和武器，生产力和战斗力都很低弱。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塞外莽原的自然条件是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了，他们也不能够集聚起强大力量，来和中国敌对。只有那些正在超越过或已经远超过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才能够作为侵略者而站在中国边疆上。

　　比如在西汉时，在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社会中，青铜器已经非常发达。虽然仍残存着原始社会中的氏族组织，但是已经有了从事生产的奴隶，有了世袭的贵族统治者了，所以也就有了国家的机构。据西汉时的史料，匈奴国中在最高的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等等官名。这些官都是世袭的，各自辖有一部分土地，各自拥有一部分军力，每年一月、五月和秋天，各地首长都要集合一次。这种国家机构虽然还很落后，但已显然不是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了（恐怕和殷与西周的情形很相近）。又如鲜卑，在东汉初年刚和中国接触的时候，还是女系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部落中有酋长，那是由部落人民选举出来的，各部落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最高的政治组织。上文提到过的在东汉末年的檀石槐，恐怕是在鲜卑族中第一个建立国家的领袖，这也就是说，在檀石槐时，鲜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从原始的民族社会组织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国家组织了。也就从檀石槐时起，鲜卑在塞外成为侵略并吞别的部族的强大力量，并且渐渐侵入中国的塞内了。以后各朝代所遇见的外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南北朝时开始遇见的突厥，在文化发展上还比匈奴高一点，已有文字。最高的君主叫做"可汗"，以下设有二十八等的官，都是世袭职。再如契丹，据史书上说，在隋时和唐初，契丹族中是分为互不统辖的八部、十部或二十部，每一部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大人"，发生了关于全族的事情时，就由八部"大人"会议。唐末时，其中有一个部的"大人"叫做耶律阿保机的，率部定居在汉城（今热河围场县西南），设计杀死了其他各部大人，从此他就做了契丹的最高君长，死后即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不再行选举的制度了。--这个故事正是氏族社会消灭、国家产生的过程的反映。契丹的侵入塞内就是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从女真（金）、蒙古（元）、满洲（清）的古史的传说中，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形。

　　这些从事游牧、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一旦开始抛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就不能再安于在莽原上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了。在这些部族社会内部发生分化而形成的上层统治分子，尤其积极地企图在对外战争中捕捉大量的俘虏做奴隶，企图获得更富饶的地方以扩展其财富。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固然也有战争，但他们的武力却异常薄弱，绝对对抗不了中国。到了成为具有统一组织的国家以后，他们便有可能组成较大的军力，在野心勃勃的君长率领之下，来敲打中国边塞的大门了。又因为他们接近了这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受到强烈影响，往往很快地通过奴隶社会的阶段，而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侵略和统治的野心。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在中国，是带有向外扩展统治权的要求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另一方面，在塞外，是新兴的部族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和财富也有着侵占的野心--这样，当然使北方的边疆经常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中了。

　　所以对这问题，有两种看法是应该纠正的。一种看法是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和外族的关系，把一切对落后部族的侵略性的行为和带有压制性的政策，都看做是合理的。另一种看法是否认历史上的外族统治的事实，认为辽金元清的统治不过是表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各族来"同化"于中国，形成这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两种看法虽是相反的，但常有人并持这二说。在那些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家看来，前一说自然是对的，而为元清统治者所御用的历史家尤其会同情后一说。但在现在，根据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不能不采取另外的看法。

　　历代的专制政府常采取不正义的方法对待周围的落后部族，加以欺凌压制，以致往往因此而引起他们的反抗，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不必讳言的史实。忠实地研究这一部分的史实，对于新的民族政策的推行是极有好处的事。至于外族侵入中国后，常发生民族间"同化"的现象，固然是不必否认的史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出，这些侵入者不止是损害了、推翻了一个旧的专制政府，而且使当时的中国人民成为外族的奴隶，陷到百倍千倍的苦难之中。无论哪一代外族的统治都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所凝成的啊！纵然这些侵入的外族最后是"同化"了，但是他们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的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却是不能否认的。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和蒙古及其他各族人都亲如手足，但并不须因此而抹煞历史事实。

　　以下我们就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外族的侵略统治这两方面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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