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不变中坐候末日


  守旧不变是渗透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中的一般的精神。他们用守旧不变的方针来对抗下层人民的反叛,对抗客观形势的变动,对抗在自己集团内部轻言改变的"叛徒"。

  一切按照老办法来做,一切按照"祖宗成规"进行,一切保持从来袭用的传统规矩--这被认为最妥当不过的事。固然封建时代的下层人民因为受着愚民政策的欺蒙,因为过着落后的经济生活,其行动与意识也常是保守的、守旧的,但是对于下层人民,维持现状就是继续受苦受难的意思,而对于上层统治社会,守旧不变却意味着继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特权。所以从下层人民中终于要爆发出打破现状的行动,而上层社会却到死也要坚持守旧不变的方针。

  现状纵然已经十分残败,但在这残败的现状中,他们还能享受富贵尊荣。他们拒绝任何一点变动,他们生怕那一点变动会把他们带到不可测的前途去。

  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正是为了达成维持现状、守旧不变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曾谈过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话是针对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谓不做事并非真的什么事不做,而是让一切都按照老规矩进行。随便举一个例,像东汉晚年有个人,叫做胡广,接连在六个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点政绩也没有。民间传诵道:"万事不理问伯始(伯始是胡广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这时却正是天下动乱、东汉衰亡的前夕。

  在这样的统治集团中,变法运动虽不过是极有限度的改良主义,但也很要有些勇气才能提出。所以对王安石这样的人,我们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统治集团中是充满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对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做什么改革事业,然而他在当时却被颂为贤相。反对王安石的守旧派中有吕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谈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对于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别,其实就是承认现状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实际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对阵营内的。

  宋朝选拔官员一向总是选所谓老成稳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满了须发苍苍、暮气沉沉的人,两眼只看过去,遇事但求守旧,他们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见有人出来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张,就群起而攻之。这情形固不仅宋朝如此。梁启超在清末,曾以生动的笔调描写当时守旧腐败的官僚集团,他说,这些老朽的官僚,"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用乞儿拾到金子,死命坚持不放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守旧,是很适合的。宋朝从开国以来,国势就在不安振荡中,清末更是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之时。对于统治者,这都是"轰雷盘旋其顶上"的危险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子"随时可能失掉的时候。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惧怕,所以就越是要选择所谓"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现状,而排斥任何敢于轻言改革的人。

  不仅那种牵涉范围较广的变法运动会在统治集团中引起普遍的愤怒,就是任何一点小事,也不是可以轻易更动的。试看清末上层社会中的守旧势力是如何顽强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们反对使用洋枪,反对开工厂,反对谈"西学",反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一切都是"于古无据"、"破坏祖宗法制"的。封建统治者愈是到了面临崩溃危机时,愈是害怕变动,"杯弓蛇影",最无关重要的变动也会使他们心惊肉跳。

  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守旧不变,并不是因为他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腐败无能,因为他常常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但历史上也有些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绝对不能主动地实行变制。譬如关于选官制度,我们曾谈到由荐举征辟制变为科举考试制;关于赋税制度,我们曾谈到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关于军队制度,也有"府兵"、"禁军"、"卫所"这种种变动。这些都是由统治者自动造成的变革。--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变动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动,对于事情的实质是没有什么改革的。

  而且这种种局部的制度上的变动,也还是在客观形势逼迫统治者到万不得已时才实行的。荐举制发展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经过许多变乱,旧贵族势力衰退,无力控制局面,上层社会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力量。这时旧制度事实上已不能继存,所以非有新制度产生不可。其他制度改变也是如此。在"租庸调制"实际上已经崩坏的时候,才有"两税制"之创行;在"府兵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地方军阀各拥私军,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军,于是统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新制度。所以这一切制度变动,与其说是有意识的改良办法,无宁说是一种补苴弥缝的手段。

  但在现状已经残破的时候,用补苴弥缝的手段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府兵制都崩坏了,因为统治力还没有完全瓦解,所以还能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找到些新办法,力求弥缝,暂度难关。弥缝的结果不过是使唐政权在风雨飘摇当中多拖了一个时期。而当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垂危的时候,那就连补苴弥缝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死死抱着老办法,坐等灭亡。我们以前曾谈到南宋、南明这种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显著地表现了坐以待毙的情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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