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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大明朝的另类历史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谨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契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青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谨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呢。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凭添了“力量”。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司礼太监有“议政”权，并非是关键，他们还掌管东厂、西厂等事，设想，一个衙门又管政事，又管监察，天下大事，皆入一司。东厂始设于明成祖朱棣时，一直至明朝灭亡达二百二十多年。这一“特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的办事太监有时由司礼监主管太监兼任，有时由司礼监二把手兼任，全名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属下人尊称其为“厂公”或“督主”。东厂手下的“刑侦”人员和打手，均来自锦衣卫。有人可能以为锦衣卫也是宦官机构。错！锦衣卫始于朱元璋朝代的“拱卫司”。洪武十五年，正式成立“锦衣卫”，乃“上十二卫”中的一卫。“服飞鱼服，佩绣春刀”，是皇帝私人卫队，兼秘密特务工作。锦衣卫逮人，可以不经任何国家司法程序，他们不仅有逮捕权，还有审问权，不幸被逮的，即入“诏狱”或“锦衣狱”，十人入狱八九死，令人闻之生畏。锦衣卫下有十七个所，专门负责外出侦探的人员称为“缇骑”。人数最盛时，锦衣卫特务有十万人左右，加上各地流氓充当的“眼钱”，达二十万人。锦衣卫与“厂”并称，左称“厂卫”，但“厂”对锦衣卫有伺察之权。因为，太监多日夜在皇帝身边，一般来讲自然厂权要大过卫权。当然，厂卫权势此消彼长之际，相互勾结的时候为多，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太监，均以自己的心腹亲信任锦衣卫使，完全把这些有鸡鸡的军棍当成大狼狗来使。刘瑾当政时，开设“内行厂”，把独裁发展到极致。他本人对厂卫“走狗”仍不放心，以“内行厂”的宦官来监督东厂和锦衣卫，但这一机构存在时间短，只有四五年而已。至于“西厂”，乃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设置，乃太监汪直用事期间的事情，约五年多。其后，明武宗在刘瑾窜掇下又重设过一次，也有四年多时间，以后就未再设置过。
还有一事可供大家叹喟的是，明人笔记《酌中志》记载，东厂大厅左室供岳飞画像一轴，厅后又有砖砌影壁，雕有狻猊以及狄青杀虎的塑像。厅西祠堂内还有一座牌坊，上面有朱棣御书“百世流芳”四字。大英雄岳飞与狄青，竟被这些阉人宦竖供奉，真匪夷所思。不过，百世流芒是绝然不可能的，这些没老二的特务们只能“遗臭万年”。
说明了司礼监、东厂、西厂、锦衣卫后，正式转入本文的主人公：王振大公公。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又有笔记中说他年青时一直读书，久考不中，才毅然发愤“自阉”，落榜男儿不落泪，仰头走入太监会。这种说法，是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根据他讲，明成祖永乐末年，诏许国内学官考满无功绩者，如果有子嗣，就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净身，入宫训导女官。当时有十余位这样的“学官”净身入宫，但日后混出头的只有王振一人。不管怎么讲，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明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小皇帝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宦官最亲，并一直称王振为“先生”。
甭看王振没学过“儿童心理学”，他很能拿捏儿童爱玩爱看大排场表演的天性。英宗小皇帝刚刚继位，王公公就带着小孩去朝阳门外的武将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让诸卫和京中禁军的兵将们操弄刀枪，演习马术，射箭飞刀，把小皇帝乐得小手拍红。高兴之下，小孩子马上让王振管理司礼监，成为太监中的第一人。王振手中有权后，立刻矫旨，提拔自己的心腹纪广（原为隆庆右卫佥事）为都督佥事，对外声称说他在比武中获第一。这样一来，就让自己人掌握了禁卫军权。纪广的超级擢升，标志着以王振为启始的明朝宦官专政的历史起点。
明仁的皇后张氏，时为太皇太后，得知孙子皇帝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她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
太皇太后奶奶坐着，皇帝孙子只能站着，众臣也立于西侧屏息侍立。张太后指着五个大臣，对孙子说：“这五个人，是汝父汝祖留给你当辅佐的，言听必行。国家政事，如果他们五位不赞成，绝不可行！”
小皇帝忙表示听命。
停顿一下，张太后派人宣王振入觐。
王公公很怕这位皇奶奶，入殿后俯伏跪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良久，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
女官闻言，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公公身子一软，裤裆一热，尿了。
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此情状，觉得威赫目的已经达到，缓缓言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常祸人家国。这次我看在皇帝及大臣面上，饶王振一命，此后不可令他再干扰国政！”
这位张太后，乃一贤德明慧妇人。明仁宗作太子时，由于贪吃贪睡变成巨胖，加上他弟弟汉王朱高煦等人挑拨，明成祖非常厌恶这个不会上马击剑的胖太子，数次想废掉他。但儿媳太子妃张氏“操妇道甚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喜”，朱棣当年看在儿媳贤德的份上，才没有废掉胖儿子的太子之位（当然还有大臣的保举）。明仁宗继统后，张氏为皇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其子明宣宗在位，“军国大议多听（张太后）裁决”。但是，张氏并不干政，对自己母家非常严厉，严禁外戚预政。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诸将骑射，以三矢为率”。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与井源当“奖品”。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
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算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第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的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诌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最后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宦者不得干政”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皇宫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大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再大，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真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侯王振。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迈着鸭步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侯。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惟惟，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中央，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皇恩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惟薛瑄一人傲然独立，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为人师表而拜谒中官（太监），我不为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逮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中国的官场，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常上疏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又“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斯文”们“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制”。
明英宗继位时，思伦发的后人思任发跋扈，夜郎自大，自称为王，并大肆侵掠周围的缅地、腾冲等地，武装反明。
王振得知此事后，很想立功，于1439年（正统四年）下令沐晟、方政等人提兵攻击。方政为将无量无识，提兵深入，被叛军伏击身死。沐晟作为主帅，虽为大英雄沐英之子，但并不知兵，闻败，惭惧发病，病死于楚雄。
明廷又任沐晟之弟沐昂为征南将军，接其兄任。这位爷也无将略，到了金齿一带就畏惧不前，部下遇败又不救，被明廷招回京城贬官两级。
屡战屡胜的思任发更加嚣张，在孟罗等地大掠杀戮，闹得云南人心惶惶。王振专政，欲示威于荒远之地，当然不肯罢休。正统元年（1441年），他又派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征讨思任发。同时，派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
甭说，这拔明军能干，接连大败思任发，又破其象阵，杀掉土蛮兵十多万人，“麓川大震”，思任发逃往缅旬。明军暂时班师。
转年底，蒋贵等人再发大军出征，直捣缅旬，索要思任发。缅人刁滑，表示说还人可以，但明朝要割麓川一些地方给自己。明军先礼后兵，见缅旬敢和天朝“讲价”，兴军进攻，并把思任发儿子思机发打得大败。
缅人知道明军不好惹，连忙把思任发妻儿家属及属从三十二人捆上，献与明朝派去当使臣的千户王政。
途中，思任发绝食，王政派人强灌米粥，把这位叛夷养“精神”了，在道中捡块平坦地，明正典型，砍下思任发脑袋，函送京城。
明军还师后，当地部落又拥思任发另外一个儿子思禄发为主，攻占孟养，喧扰一时。
明军师老兵疲，只得与思禄发讲和，相约以金沙江为界。思禄发见好就收，表示不再过江侵袭。明军“乃班师，以捷闻”，
其实，劳民伤财许多日，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放弃了麓川。明宣宗弃交趾，明英宗废麓川，这对父子，开始糟蹋太祖、成祖的基业，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土木堡”之变：
明朝在北边与蒙古人干仗，老实说，还真不是王振挑的头。
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大力量，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前文中提到，马哈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终于杀掉阿鲁台，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瓦剌各部，成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正统四年，脱欢病死，其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实际上他才是北元真正的主人，脱脱不花挂名傀儡而已。每次向明朝入贡，也先和脱脱不花都各派使节，明朝也平等对待来使，没把“顺宁王”使臣置于脱脱不花使臣之下。脱欢、也先父子好玩，对内一个“公司”，对外两块“招牌”，不嫌麻烦。
也先地盘越来越大，不仅收服了“三万水女真”，向东挨近明朝辖下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
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集结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诸部进攻哈密卫。明廷不仅不救，还敕令修好，怂恿了也先的野心。哈密重地，落入也先掌握之中。此后，他不断凯觎明朝西北边地。当时，巡抚宣府大同的明臣罗亨信上奏，提醒明廷在直隶以北战略要地增设土城防御工事，任兵部尚书的邝埜畏惧王振威权，不敢对此事拍板定夺。参将石亨性急，想要在大同四州七县范围内三丁籍一人为兵。罗亨信表示反对，认为边民疲于防守耕战，土地粮食不足，如按石亨之议行之，肯定民众会一时逃亡大半。
也先与明朝撒破脸皮的导火索，乃朝贡事件。
瓦剌蒙古最早入明朝贡的使臣只有三、五十人，在北京等地总是受到明朝政府级别很高的接待，住高级宾馆，按人头赐银颇丰。一来二去，瓦剌觉得这种“打秋风”方式回报多且快，就不停增派“贡使”的人数。到了也先时代，每次均有一、两千人之多。明朝负责接待的礼部对此早有发觉，屡次告诫瓦剌贡使不能越来越多，但也先我行我素，不断增派。正统十四年（1447）年春，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入京，这还不算，他又诈称人数是三千人，以冒取明朝的回赐。同时，他们带来向明朝“进贡”的马匹，也多疲劣不堪，以次充好。蹬着老二上肚脐，也先确实无赖。
王振得知此事后，脑门子上火，大骂蒙古人不识抬举，胆子越来越大，敢敲诈大明天朝。他告知礼部：“只按实来人数赐银，一个子儿也不多出。至于马价，以质论价，绝不能花买人参的钱买回萝卜。”
有大太监王振发话，礼部自然胆壮，依教行事，使得蒙古人大失所望。也先觉得十分没面子。
此外，在数次通贡过程中，明朝的各级“通事”（外交接待人员）收受了也先大笔贿赂，向蒙古人尽告国内虚实。也先曾要求明朝嫁公主于自己，明廷不知道，高级通事却已经拍胸脯答应下来。所以，这次“贡马”，也先让使者向明廷表示是“聘礼”，朝廷才知道下边有人“许婚”。
王振遣礼部以皇帝名义答诏，明白告诉对方，朝廷没有许婚之意。“也先益愧愤，谋寇大同。”
八月，也先联集塞外蒙古及诸番部落，分三路入寇。也先本人统中路军，率军直攻大同；“可汗”脱脱不花自兀良哈率军，侵入辽东；阿剌知院率军，进逼宣府（今河北宣化）。
数十年过去，明太祖、明成祖那一茬兵将老的老，死的死，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从前。当也先瓦剌军进至猫儿庄（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时，明将吴浩迎战，交手即败，他本人也战死。四天之后，大同总督军务宋瑛率数万明军迎堵也先于阳和口（今山西阳高），本来兵势不弱，但监军的太监郭敬无勇无谋，胡乱指挥，使得明军大败，一军尽没。西宁侯朱瑛等人战死，只有“政委”太监郭敬躲在草从中才捡得一命。
这样一来，瓦剌军势如破竹，连陷塞外诸军事堡垒。而瓦剌的阿剌知院所率军队又从独石口南下，占据了马营堡（今河北赤城）。心惊之下，马营堡守将弃堡逃遁。阿剌知院乘胜，又攻下永宁城（今河北延庆）。
三路瓦剌军中，只有“可汗”脱脱不花一路表现最差劲，他率东路军进围镇静堡（今辽宁黑山），被镇守的明将赵忠迎头痛击，一点便宜未捞到，狼狈回返，途中只得攻屠明朝一些驿站、屯庄以泄愤。
诸路败报频传，北京的王振不忧反喜，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再立大功以示威，使自己在朝中威望更上一层楼。他先派出井源（驸马都尉，演武比赛中那位获奖者）等四个将领率四万多人先行去大同，然后，王公公走入大内，劝明英宗“亲征”。
明英宗此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王先生”这么一窜掇，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觉得应该效仿“祖宗”那样跨马出征。这小伙子黄毛未褪，也想横枪跃马，就如同现在毛头小孩打电子游戏玩攻略成专家，就以为自己可以带兵打仗一样。明太祖、明成祖一生戎马，屡经战阵，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战场。
消息传出，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大臣纷纷怠谏，苦劝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确实，也先几万人的敌寇，犯不着大明皇帝亲自出马。
王振不听，他私下合计，也先诸路加一块撑死超不过十万人，挟皇帝出兵，拥兵数十万，大不了用人海战术硬拼，比消耗，比人命，也能把瓦剌人打败。于是，他下令兵部两天内一定要调集五十万人马。“事出苍猝，举朝震骇。”
1447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王振、明英宗率五十万胡乱集合的人马从京城出发，留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由太监金英“辅佐”）在北京留守。至于阁臣曹鼐、张益，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六部尚书，全部随驾从军。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政府要员，全部随皇帝而行。
当日，军行至龙虎台驻营，“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祥。”值此军国大事，王振自以为诸葛亮，忽悠两条小细腿跨匹大战马，很想“指挥若定”。但出军需要极其严密的布置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及时到位。五十万大军，随行役夫就应该有数十万之多，王振对这些“杂事”不屑一顾，加之催征太急，补给不足，光五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就已经使明军内部乱成一团。
秋雨时至。几十万大明军，冒着凄风苦雨，出居庸关，沉重前行，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鸾。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见大公公天威震怒，成国公朱勇等人禀事时，“咸膝行进”。王振淫威，可见一斑。
阁臣曹鼐跪言：“臣子固不是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
王振回答：“如有不测，也是天命！”
王振恨这些人阻止他立不世之功，就下令群臣分编入各军，“悉令掠阵”，想让这些大臣当炮灰战死。
大同还未抵达，由于军中乏粮，明军冻死、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同为太监的彭德清也以天象不利为由，劝王振还军，不从。
阴历八月初一，数十万明军终于得抵大同。瓦剌部也先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诱敌深入。大同附近战场还未收拾，遍地是明军缺胳膊断腿无脑袋的尸首以及马尸、弃甲、辎重。王振大太监哪见过这些东西，阵阵尸臭入鼻，残尸蔽野，他内心骇惧。英宗皇帝也觉不妙，真战场活脱脱一幅地狱图，一点不好玩，哪能同京城内号角嘹亮、旌旗蔽天的演武场相比。于是，他同“王先生”商量，想先在大同城停驻一段时间再说。但是，王振听说也先“退军”的消息，登时来了精神，力劝皇帝立刻北向出击。恰恰此时，先行派出的井源等部明军，其实已经大败亏输。
王振已成偏执狂，任谁劝也不行，一意孤行，非坚持进军。确实，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无功而返，不仅狼狈，且脸面无光。
关键时刻，王振的心腹，老同事郭敬入见。这位郭敬在阳和口见识过瓦剌军的厉害，千辛万苦捡得小命，真正知道了轻重。他哭劝王振，为持重保身之计，千万不要冒进。他还告诉王振，也先绝非是害怕才后撤，而是诈术，就在不远处埋伏等待明军。
听此言，王振心凉。郭敬又劝：“趁也先退兵，正好以此为借口，我们现在退军，不算败绩。如果前行无功，那时候就不好收场。”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郭敬公公自己人，句句打动王公公的心。他显示出“果决”的一面，立即下令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真是“兵贵神速”。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中途，王振想衣锦还乡，拉着英宗还蔚州老家要显摆一下，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河北涞源）入京。结果，大军惊惶退走，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又变成“人道主义者”，怕老家的乡邻田地也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时，他老娘们儿一样又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蹑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
就这样，拖了八天之久，明军才退至宣府。同时，也先骑兵也不慢，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王振心慌。他接连派出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两路兵返头阻击也先，皆被打败，将死兵亡，损失惨重。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说来狼狈，五十万明军，被几万瓦剌军追撵。其实，如果明英宗等主要人马进入怀来县城，凭城暂避，还不至于败得太惨。但王公公要等他一千多辆大车的黄白财物，迟迟不走。
犹豫之间，兵部尚书邝埜又苦求英宗捡精锐部队拼杀突围，皇帝被说动，大太监王振偏执脾气又上来，坚决反对。
邝埜见不到英宗皇帝，想闯行殿亲自进行说服工作。王振大怒：“腐儒岂知兵事，再妄言，必杀汝！”
邝埜此时倒不怕王公公了，回言道：“我为社稷百年着想，干吗以死惧我！”
王振命卫士把这位尚书赶哄出去。
明朝窝里争执期间，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已经被也先派人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帝的麻谷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杨洪过于“持重”，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
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试想一下，五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军队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混战之间，也先关键时刻派出后备队，皆精甲铁骑，冲入明军蹂阵。这些骑兵高举长刀，逢人就砍，并大呼“解甲者不杀”。明兵在心理上早已崩溃，纷纷解甲。瓦剌军高喊不杀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甲胄防护的明军个个都成了白切鸡，任由手持大刀的瓦剌军人屠戮，“（明军）众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人到一万，彻地连天；人上十万，无边无沿。五十万人，战场上估计就死了四十万。文武大臣，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阁臣曹鼐以及张益等数百人，皆在乱中被杀。特别是张辅，自年青时代随父亲张玉为明成祖东闯西杀，战功卓越著，历事四朝，尽心尽力。英宗出征，张辅已是七十五岁老翁，“默默不敢言”，只能从行，但王振不让他插手军政。至此，老头子竟不能善终于家。
至于众所周知的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王振之事，可能不是事实，乃时人为泄愤编说此事以求“大快人心”。《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
明朝随臣中，只有萧惟祯等少数几个人命大，连同数千军卒拼死逃得入关。
王振老同事郭敬命真大，这次又侥幸逃回北京，但很快就因王振的被清算而遭杀头之报。如此，他还不如死在阵上，怎么也称得上是“为国尽忠”。这郭敬公公也该死，他奉王振之命镇守大同时，为讨好也先，把数十大瓮箭头送与瓦剌，并大肆收受不良战马作为“回报”。阳和口大战，也因他挠兵沮将，使得明军大败亏输。
明英宗恐惧至极，在数百禁卫骑兵的扈卫下想突围，几次均未成功，身边人被杀的越来越多，无奈何，发昏当作死，他下马放剑，坐在地上发呆，周围仅有十余个剩下的禁卫军和太监喜宁陪同。
瓦剌军打扫战场，一个下级军官见明英宗身上那副黄金甲值钱，叱令其脱掉。明英宗吓呆了，又不知对方那一口蒙古语是什么意思，没有立即解甲，惹得对方提剑过来要砍英宗的脑袋。危急时刻，这个蒙古人的哥哥见明英宗装束不凡，忙制止兄弟动手，率数名兵士押着明英宗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这时，明英宗缓过神，问：“您是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还是大同王？”
塞刊王见来人出语不同凡响，立刻飞奔驰见也先，报告说：“我部下俘获一人，举止言表甚异，莫非就是大明天子吗？”
也先立刻派曾出使过明朝的两位使臣去辩认。不久，二人猪颠疯一样跑回禀告：“正是大明天子！”
以几万人打败五十万明军，已经出乎也先本人预料。现在，竟然能活捉大明天子，也先的心情几乎就不能“喜出望外”四个字来表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此次三路出军，也先不过是想趁秋高草壮马肥之余杀掠一番，一为寻些小便宜，二为出出气，哪料想一举就干掉五十万明军，连大明天子也擒于手中。于是，他仰天高呼：“我常常向天祈祷，求大元重新天下一统，真是上天保佑！”这时候，也先的野心，忽然被放大了无数倍，他想再造“大元”了。但是，对于怎么处理手中的这个大明天子，也先感到非常棘手。他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这么一个边陲酋长能逮个活皇帝。
他向左右部落头领们问计。有一个头领名叫乃公，大声嚷嚷道：“上天以仇人赐我们，杀掉算了！”
瓦剌部落的一个头领伯颜帖木儿大怒，上去就给了乃公一个大嘴巴，对也先说：“大人您身边怎么有这种东西！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身死，今大明皇帝独全然无伤，对我等又态度平和，更无失态失仪之处。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赏赐，虽天有怒，推而弃其于地，但未尝置之死地。我等何能违天而行！如果大人您（也先）遣使告知中国，使其迎返天子，您岂不能博得万世好男子之名！”
蒙古众头领闻言，皆一旁赞和。
也先沉吟，终于点头。他倒不是想博什么“万世好男子之名”，而是觉得明英宗奇货可居。于是，他就委派伯颜帖木儿负责软禁明英宗，命被俘的明军校尉袁彬“陪侍”，照顾这位落难大明天子的起居。同时，也先派人去怀来城，告诉守将明朝皇帝被俘的消息，并索求金帛。
怀来守将不敢开门，以绳子把也先的信使吊上城，马上转送北京。八月十七日，百官在宫内集合，虽然都听闻大败的消息，一时不敢确实，也不知明英宗下落。也先使者来，大家才知道皇帝被人活捉，惊惧异常。
明英宗的皇后钱氏急眼，尽括宫中宝物，派人送至也先营中，想赎回老公。对方不报。
见赚不开怀来城，也先又拥明英宗去宣抚，以皇帝名义传谕守军开城。当时，宣大巡抚罗亨信在城内，派人向下喊话：“我们所守者，乃皇帝陛下城池，日暮不辩真伪，不敢开城。”
见此计又不成，八月二十三日，也先率部众就拥明英宗返头回大同索求金币，表示说只要金银送得多，大明天子即可归还。
负责大同城守的都督郭登坚闭城门，令人传达信息：“臣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闭城门。”
明英宗惶急，说：“朕与郭登有姻亲关系，他怎能拒朕与门外呢？”（郭登乃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与明皇室有姻亲）
侍从明英宗的校尉袁彬见守将不开门，深恐也先拿不到金银会因怒杀人，就用头触门，大哭号叫。
明朝的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等数人见状，出谒皇帝，伏地恸哭，奉上黄金二万两以及宋瑛、郭敬等人的家财“孝敬”英宗。英宗把金银“转赐”也先以及救自己一命的伯颜贴木儿。
诸臣出迎，大同城却紧关大门，做足防御措施。也先见无机可乘，就挟持明英宗北行，回老巢休整。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
英宗皇帝被俘消息传出，孙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她表示：“皇帝（英宗）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隔了几日，孙太后又下诏立明英宗年仅二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子，命郕王辅佐，基本上想维持住自己嫡子英宗皇帝一系的帝位。
郕王朱祁钰是宣宗妃子吴氏所生，本来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和皇位如此贴近。英宗亲征，他留守北京，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因为大半政府要员均随皇帝外出，他自己在北京只是充当一个象征意义的摆设，一切事务均由各部留守官员处理。谁曾料，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了，一切压力目光，均集中在郕王身上。
郕王理政事，他不是皇帝，当然不能御正殿，只能在午门会百官。第一次主持会议，郕王就看见百官接二连三出班，异口同声，共同声讨王振倾危宗社，要郕王下令族灭王振。由于皇帝因王振被俘，群臣声泪俱下，现场气氛十分哀沉悲壮，哭声连片。
郕王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没见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起身离座，想入内殿找嫡母孙太后商议办法。结果，未等宦官关上大门，众臣一齐涌入，非要当天讨个说法。郕王没办法，下令抄王振的家，并派指挥使马顺负责此事。
众人喧哗，高喊“马顺乃王振一党，应派都御史陈镒去主持籍没事宜。”传旨太监金英有点烦，叱令众臣退朝。百官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争相上前想扭住金英。金太监见势不妙，脱身逃入大内。
指挥使马顺狗仗人势，以为自己刚刚得了令旨，有话语权，便厉声喝斥群臣。
众人正愁找不着主凶泄愤，给事中王立右忽然扑上前，以拳猛击马顺的脑袋：“你这贼人往日一直依仗王振，今天怎么还这么胆大！”百多号人纷涌上去，你一拳我一脚，没多久楞把马顺这么一个大汉殴毙于当地。
这不算完，群臣又索求王振平素最信任的毛姓、王姓两位太监，金英公公怕牵扯到自己，立刻命人把内殿内开条缝，把王、毛二人踹出去顶缸。众人上前，拳打脚踏，立毙二人，并陈尸于东安门，“军士犹争击（尸体）不已。”
接着，王振的侄子锦衣卫王山也被人押来，五花大绑跪在中廷，众人争相上前击打唾骂。“班行杂乱，无复朝仪。”
由于当着郕王面未得令指殴杀三个人，百官“益忧惧不自安”。郕王也局促不安，不知事情发展下去要乱成怎样，屡坐屡起，很想返回内宫。
兵部侍郎于谦忙上前揽住郕王的袍服，进谏道：“殿下不要离开，王振乃罪魁祸首，不抄家不足以平民愤。众臣行为过当，皆一心为国，没有他意。”
郕王听劝，马上派人宣旨，表示马顺罪应处死，百官各归位司其职，不会追究责任。众人跪听旨意后，拜谢行礼有秩序退出，终未酿成大乱。
当日之事，全赖于谦挺身而出，临危不乱，关键时刻留住郕王，处置得当。所以，事定后，吏部尚书王直王老头拉着于谦的手叹息道：“朝廷正赖您才得定安！今日之事，虽有一百个我王直，也不知能干什么！”
由于表现出色，孙太后下诏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原来的尚书邝埜已死于土木堡战事）。
明廷清算王振，对老王家及王振徒党均行抄家，“（王）振第宅数处，壮丽拟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盘径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银十余库，马万余匹，皆没（于）官。”
王振之侄王山被押入闹市凌迟，“族属无少长皆斩。”王振光祖耀祖未成，三族皆成鬼魂。
延至八月二十九日，由于文武大臣纷纷上章劝郕王即位，边事紧急，国赖长君，孙太后不得多降诏，以郕王继位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这位朱祁钰便是明景帝。
孙太后心里虽然不舒服，仔细一想毕竟嫡孙还是皇太子，只能放眼长远了。其实，史书《英宗本纪》中讲英宗乃孙氏所生，其实并非是她亲生，“（孙氏）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已子，即英宗也。”皇宫内殿气象森严，却总能发生些千古不能破解的离奇案子，明英宗至也也不知道自己生母是谁。知道这一天大秘密的，只有孙氏本人，她至死也未讲出真相。与她相比，宋朝的刘太后真贤惠善良好多。
有英宗皇帝捏在手里，也先胆大气壮，在给明朝的书信中言辞悖慢，索金索物。明景帝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
“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
于谦还救出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日后，石亨对于谦恩将仇报，那是后话。
明景帝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三十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修整部伍后，在同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上城大声回话：“赖祖宗神灵保佑，国家现在有皇帝了！”也就是说，他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英宗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
明朝被俘的宦者喜宁本人就是鞑靼人，被俘后马上投降也先，尽告明朝国内虚实。也先挟英宗皇帝入寇，也是这小子出的坏主意。
由于众寡不敌，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大敌当前，明廷又放出先前在交趾大败被判死罪的成山侯王通为都督，帮助守城。结果，有人问王通有何好办法守城，这位败将只能想出在北京城外再筑一墙的馊主意，跟没说一样。
侍讲徐珵很有时名，太监金英召他问计。徐珵说：“我观星象历数，天命已去，皇帝当幸南京。”金英乃明宣宗时司礼太监，闻言大怒，厉声叱责，让人把徐珵轰出大殿。也正是这位徐爷，很有预见的“特异功能”，早在也先七、八月间入寇之初，他已经先让老婆孩子携带一切值钱的东西，除他以外，全家南迁。
转天，于谦得知朝臣中有人提议南迁，立刻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集此地，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朝南渡之事，可为前鉴。徐珵妄言，其罪当斩！”
关键时刻，太监金英也在众前附和于谦，高声道：“死则君臣同死，有谁再敢言迁都之事，奉皇帝之命，立刻诛杀！”
这样，明廷就形成了“决议”，北京内君臣一心，坚决固守。
于谦很有远见，为了免使京城外各处粮食为也先所袭用，他立刻下令当地官员烧毁粮仓，免得资敌。
也先大军来逼，群臣有言守，有言战，意见不一。防御主将石亨建议紧闭九门，坚壁高垒以避瓦剌兵锋。
于谦大不以为然：“强贼势盛，如今我们再示之以弱，贼势愈张！”
于是，于谦命诸将四处，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使兵士有必死之心。他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同时，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瑄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该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有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警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景帝皆“诏趋行之”。
内奸，是最凶恶的敌人。太监喜宁为也先出谋划策，窜掇也先开始假装不要进攻，以议和为名，索求北京城内诸大臣出来“迎驾”。如果主事大臣出城，一举擒获，城中群龙无首，自然就更容易攻打。
见也先有使臣来，明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便把通政参议王夏马上升为礼部侍郎，把中书舍人赵荣升为鸿胪寺卿，在城外的土城庙拜见英宗皇帝。
也先、伯颜帖木儿还算知礼数，英宗坐着，他们两个人站着，“擐甲持弓矢侍（太）上皇（英宗）”。虽然不失礼数，架式一看就知道是“挟持”。
王复等人入拜英宗皇帝，呈上两种文本的书敕。英宗读汉文版，也先等人读蒙古文版。
太监喜宁凑在也先耳边说了几句，也先明白过味来，厉声道：“尔等皆小官，应立遣王直、胡滢、于谦、石亨等人来见！”
明英宗此时还算有些心机，小声对王复说：“他们没有善意，你们赶紧走。”王复、赵荣辞拜。
眼看赚不出明廷大臣出城，瓦剌军四出剽掠，杀人放火，并焚毁了昌平的皇陵寝殿。在逼近宣武门的同时，瓦剌军南逾卢沟构，在北京周围四处掠杀。
明廷当然有动作。一方面下令辽东总兵曹义和宣府总兵杨洪各选精骑从外面夹击瓦剌，一方面又派人行离间计，伪造北京内大太监兴安太监喜宁的书信，内容是讲喜宁告知明廷他已经完成诱也先深入的任务，明军可乘其孤军深入一举歼灭之。
果然，此信被瓦剌巡逻队截获，也先对喜宁颇产生怀疑。恰巧的是，明朝宣府、辽东振兵皆及时赶到，明军军威大振，也反证了先前对喜宁太监的反间计。
也先列阵于西直门外，把明英宗囚禁在德胜门外一间空房子里以当要挟之用。
当时，明军共二十二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
毕竟先前在土木堡得过奇胜，也先派出小股部队骑兵来搔扰。于谦在空屋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扭掉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空屋中的明军突出，箭弩开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这一仗，时任瓦剌平章的也先弟弟孛罗毛耶孩也被打死。
安定门方面，石亨与其侄石彪率敢死队，手持巨斧，主动出击，直杀入迎面瓦剌军中坚部分，逢人就砍，所向披靡，瓦剌军不得不后撤。石亨得胜不饶人，率军追战城西，一直把敌军追杀得向南逃窜。与此同时，石彪率精兵千余人，佯装不支，向彰义门方向后退。瓦剌军见这只明军人数较少，集中兵力合力来攻，半截正好遇上刚刚击溃瓦剌中坚的石亨，斜刺里扑上前，石彪又率佯败明军忽然止步，也掉头闯上厮杀，瓦剌军不敌，败走。
由于西直门是也先主力，都督孙镗有些支撑不住，其他诸门守御的明军各自忙于厮杀，无人派兵来振。幸亏都督范广率神机营在西直门，他们手中持有火炮火铳，火器厉害，杀得瓦剌军一倒就是一片，勉强抵抗住了敌军的进攻。
虽如此，瓦剌军狂攻，渐渐孙镗支撑不住，忙叩西直门城门让守军开城门，想率军队退入城中。负责监军的给事中程信文人无武略，忙打开城门让明军入城。结果，明军见身后城门大开，顿失斗心，纷纷往回跑。瓦剌军见状，突来精神，喊杀进逼，向城门处集结而来。城内的程信幸亏脑子还算活，见此情状，知道不能再开城门，如果瓦剌军趁势闯入，一切全完蛋。于是，程信急忙下令兵士把西直门大门重新关上，下死命令让孙镗回兵力战。
明军退路已决，复陷死地，反而激发出潜在的能量，转身扑向瓦剌军，殊死拼杀。程信又与王通、杨善等人率军士大喊鼓噪，架起火器朝瓦剌兵群中猛轰。未几，石亨也引援兵赶到，瓦剌军终于不敌，狼狈退去。
经此一天的激烈战斗，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他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于谦从派出间谍的嘴里得知明英宗已被也先转移走，不在德胜门外。他马上令石亨等人高燃火把，以巨炮猛轰城门外悄悄卷帐拔木的瓦剌军，一时间血肉模糊，鬼哭狼嚎，万余瓦剌军人变成肉块。
也先大骇，北遁出居庸关；伯颜帖木儿挟明英宗出紫荆关；脱脱不花本来是来驰援，得闻也先败讯，连关也未敢入，率众掉头跑了回去。
在于谦指挥下，诸将追杀瓦剌军队，石亨、石彪在清风店破敌；孙镗、杨洪等人追击瓦剌于固安，大败对手，并夺回被掠民众一万多人。虽如此，瓦剌军先前在北京城四周郡县散掠，往往百余骑兵士驱万余百姓当前，“望之若万众”，明军不知底细，被迫分兵，由此被杀的也有数百人。
无论如何，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北京城解严。论功，杨洪被封为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固辞，表示：“京城四郊多垒，受围数日，士大夫之耻也，我怎敢邀功！”明廷不允。
总结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无外乎两个字：民心。民为邦之本，明朝立国，虽对功臣多加屠戮，对士大夫多加陵蔑，但对老百姓来讲可谓深仁厚泽，使得在皇帝被敌生俘的情况下，民心军心均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而激发起明朝军民旺盛的斗志，齐心协力，赶走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北京保卫战中，彰义门明军副总兵武兴战死，瓦剌军大举杀入，至土城，当地人民虽手无寸铁，但皆跑上屋顶，大声喊杀，乱投砖石瓦片击敌，终于等到明军来援，敌寇未逞。民心如此，安得不胜！
当然，于谦的重要作用也功不可没。正是在他指挥下，“傲如石亨，怯如孙镗，懦如王通，无不斩将搴旗，缘城血战，追奔逐北，所向披靡。”史称于谦“当军马倥偬，变在俄倾，（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和机宜。僚吏受戒，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明朝后来至万历末年，明廷榨取民脂民膏，不遗余力，民不聊生，内忧外乱，才终至国亡。
明英宗方面，被瓦剌军裹胁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乘马踏雪而行，上下艰难。”幸亏有袁彬忠心耿耿护卫，还有蒙古人通事哈铭尽心维护，才保明英宗未冻饿而死或被摔死。
中间驻营，也先战败后第一次来见明英宗。他命人宰杀马匹，拨刀割肉，燔熟一块上好马肉，亲自送给明英宗，说：“不必忧虑，终当送你归国。”食毕，也先辞去。
一行此北行，至小黄河苏武庙，伯颜帖木儿正妻阿达阿剌哈剌“令侍女设帐迎驾，宰羊递杯进膳。”不几日，恰值明英宗生日，“也先上寿，进蜞衣貂裘，筵宴。”最让人感动的，是袁彬、哈铭二人，事无巨细，二人竭忠竭力，侍奉落难的明英宗。由于天寒地冻，夜间营帐内酷寒，袁彬和哈铭天天要明英宗把双脚放入他们怀中，轮流为皇帝暖足。一日，早晨醒来，明英宗对哈铭说：“知道吗，昨夜你睡得死，一只手正压我胸口，我几乎透不过气，直到你睡醒我才拿开你的手。”并向哈铭讲述汉兴武与严子陵共卧的故事。哈铭蒙古人，本性质朴，闻皇帝此言，感动得一塌糊涂，顿首谢恩。由于他本人就是蒙古人，也能时时与伯颜帖木儿妻子等人说上话，让这些人劝伯颜帖木儿和也先放还明英宗。
袁彬、哈铭忠义君子，太监喜宁乃奸恶至极的小人。他见袁、哈二人竭力护持明英宗，怀恨在心，数次劝也先杀掉英宗身边这两个人，天天为也先出主意怎样与明朝讨价还价。一日，也先被喜宁的谗言激怒，派人拖出袁彬、哈铭二人要斩首，明英宗这时也急了，真的奋不顾身，扑到二人身上要与他们同死，这才救下二人性命。此外，喜宁还向也先出坏主意，让瓦剌军西攻宁夏，直捣江南，在南京立明宗为傀儡，与北京明景帝兄弟对峙，以兄制弟，夺取明朝江山。此招甚毒，但也先非志向远大之人，觉得此计可行性太差，施行起来困难，最终没有采纳。所以，明英宗对喜宁这个小人，恨之入骨。
于是，他与袁彬定计，派喜宁入京当使节，并派遣同样被俘的明军士兵高磐随行。事先，明英宗暗中叮嘱高磐如何行事，并亲写书信，缝在高磐的裤子里。喜宁挺洋洋自得，以瓦剌和明英宗双料使臣自居，入宣府与明军谈判。
明将出城，与喜宁在城下宴饮，高磐突然大声呼喊，抱住喜宁不放，声称太上皇有旨。招待来使的明将不敢怠慢，挥兵扑上，把瓦剌使团全部活捉，缚送喜宁入北京。
读了明英宗的亲笔信，听了高磐一番指控，明景帝君臣大怒，把太监喜宁送入闹市，三千多刀，碎剐凌迟而死，终于为明英宗除去一块心头大患。
听闻喜宁被杀，也先也很恼怒，与其弟赛刊王等人分道入寇。打了数次，均遭败绩。与此同时，瓦剌内部开始分化。阿剌知院首先暗中与明朝讲和。瓦剌“君臣鼎立，外亲内忌。”他们合兵攻打明朝，“利得则多归也先，弊害则众人均受”，伤人损物不说，昔日每年都能从明朝得到大批金银绸帛的赏赐，如今一丝全无。后来，也先也知道了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相继暗中与明朝议和之事，他不甘人后，也马上派人同明朝讲和。
但是，这一次，明景帝回复漠然。原因很简单，双方讲和，肯定要送回明英宗这个“太上皇”，明景帝不知拿这个皇帝哥哥怎么办。
于谦方面，他针对群臣各持议和的局面，力拂众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派人持书申诫边将，不要擅自与瓦剌讲和，不要擅自接受瓦剌人送来的来信，甚至明英宗本人的亲笔信也不能收。如此，也为他本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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