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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在台定居-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二十、在台定居
一
一九六四年七月，余先租得青山湾一避暑小楼，临海面山，环境幽静，尤胜沙田。获得新亚董事会开会同意余辞职之当晚，即径去青山湾。夜半枕上闻海涛汹涌，满身轻松，有凌空仙去之想。翌晨，坐楼廊上，遂预定此下闲居生活之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每日面对近海，眺望远山，开卷读《朱子大全集》。居两月，返沙田。
是年十月，新亚董事长赵冰逝世，余特撰两联，一为学校公挽，一为余个人之私挽。学校公挽之联云："惟先生身在局外，心在局中，不着迹，不居功，艰难同其缔造。愿吾党利恐趋前，义恐趋后，无涣志，无馁气，黾勉宏此规模。"余私挽之联云："肝胆共崎岖，毕义愿忠，惟兹情其永在。气骨励坚贞，清风峻节，何斯道之终穷。"余之初识赵冰在一九四九年春，至是亦已十五年矣。余之始创新亚，赵君即任董事长助成之。余之辞新亚职务，亦由赵君主持决定之。不谓余初去职，赵君即遽长逝，痛哉惜哉。
继赵君任新亚董事长职务者为董之英。董君乃上海来港一企业家，彼已久任新亚董事，遇学校经济有困难，董君屡为解囊。余初拟创办新亚中学，董君即慨允所需十分之一之校舍建筑费。及其任董事长职，余已不问校事。但董君屡来沙田余寓所，详告校务。及余夫妇去马来亚，董君已辞去董事长职，曾来相访。余夫妇离马来亚经泰国返港，又经董君在泰国所设公司招待。及余夫妇迁来台，董君夫妇并屡来台北相访。其人坦白真诚，亦为余在港一良友。
二
翌年之夏，南洋大学有人来商去任校长，余却之。马来亚大学邀去讲学，余允之。适患青光眼，由余在港相识陆润之医师割治。新亚同事赴润之医务所求诊，润之皆免费，亦不啻为新亚一校医。余住医院经旬，稍愈即于六五年七月去吉隆坡。人事稀疏，除规定课程外，尽日夜专读《朱子语类》。是为余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之第二次。相隔亦二十余年矣。新亚研究所毕业，继余英时在哈佛读博士班之陈启云，时亦在马大任教。每逢星期日，其夫妇常驾车来伴余夫妇出游。
马来亚凡高山清凉处，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美琦亦在马大任课，夫妇共一研究室。留室半日，亦备感幽闲。日常交往，除陈启云夫妇外，有系主任何丙郁夫妇，系中同事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夫妇，程曦夫妇，曾太太陈品菱女士，图书馆王遵侗女士。又校外相识李家耀等诸家，皆曾结伴同游。尤其品菱女士与余毗邻而居，过从尤切，并从余于课暇撰写其硕士论文。旧历除夕，邀宴其家，餐后移坐园中长谈至深夜，尤为余夫妇生平度岁惟一稀遇之景象。其他在马来亚各地侨领侨胞，及文教界人士相识甚多，不能备述。
但余不胜马来亚之湿气，终于胃病剧发，一昼夜进食至十余次。入夜不得安眠。遂提前于二月即归，住马来亚共八月。美琦理行装，余一人闲，仅留《朱子诗集》首册在案，成《朱子早年思想考》一篇，为余正式撰述《新学案》之第一篇，后散入学案中。数日之生活，乃常留脑际，不能忘。
三
余夫妇去马来亚，沙田旧居未退租。及归，日夜写《新学案》，然亦疾病时作。越半年，体稍健，美琦遂去香港某中学任教。晨出，午后归，余一人在家，时撰写益勤。皆就前两年来读《大全集》《语类》录下笔记，分题阐述。而香港难民潮骤起，乃决计迁居台北，先来择地，得外双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图样，屋宇面积略如沙田，惟分楼上楼下，而添得一园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台北，先住市区金山街，翌年七月，迁外双溪。蒙故总统蒋公命，该所之建筑，全由阳明山管理局负责，并为政府一宾馆，迄今亦已十五年矣。
余之撰述《朱子新学案》，蒙哈佛协助，其著作费按月港币三千五百元，共三年。然余之此书，自六六年二月，迄于六九年之十一月，先后撰写历四年。又翌年续写《朱子学提纲》一小册，冠其首。共五年。其先读《大全集》，读《语类》，钞撮笔记，作准备工夫，亦历两年。苟非辞去新亚职务，此书亦终难写出也。
余自《新学案》成稿，遂应张晓峰之聘，在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诸生来外双溪余宅客室中上课。又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之邀，以特聘名义为研究员，为余特辟一研究室，上下午皆去，得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续有撰述。而日常生活费亦赖张蒋两君之安排获有解决。
时余《朱子新学案》方成稿，有意续写《研朱余沈》一书，自黄东发始，下抵清末，择取十许家，各撰专篇，后以散入《元明清三代之学术思想史论丛》中，遂未勒为一书。为文化学院授课第一部成书者，为《中国史学名著》，乃台大学生戴景贤来旁听，依录音机写出讲辞，再由余改定。第二部为《双溪独语》，乃余自本某年讲辞，逐堂亲撰成篇。其他所讲，未遑整理。
又某年，孔孟学会来邀余特写孔子孟子两传。余以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又因此引申推广作为《先秦诸子系年》，最近又成《论语新解》，余对孔孟两家所知尽此，此事似应由他人为之，乃婉却。终以强邀，不获辞，先撰《孔子传》。乃亦时有新得。方知自己学问门径多，撰述范围广，皆待深入。既交稿，正自惭疚，忽遭孔孟学会评议会指摘，逐举稿中各项指令改定。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负责。古今来稽考孔孟行事，意见分歧，抉择取舍各有不同。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即如孔子并未新撰《易传》，为余毕生主张，亦依前人陈说，远有来历。此事纵谓未臻定论，亦可自申己见。乃求将原稿退回，蒙准许。惟又念此稿亦经一年辛勤，又自幸有新得，不忍弃置。适某报记者在一集会上，听孔孟学会评议员某公昌言讥疵此书，遂特来访问。余略告以此事之经过，该记者以之披露报端，求印行此稿者乃麇集。余告以此稿印行，不仅余一人之私事，亦牵涉国家宏扬孔道之公务。今已报章宣传，此稿付印，尚不知更将发生任何意外之影响。因指座上某君言，彼最先来索稿，并出版物不多，未受多方注意，当以此稿付之幸诸君见谅。此稿付印，乃具如此曲折。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由顾颉刚送清华大学，由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某君指摘体裁不当，令改撰，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印行。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亦指令改撰书中之某篇某章，迭经争持，始获照原稿印行。此书付印曲折，则为余生平著述中之第三次。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未易也。惟此书屡经坚邀而成，受此遭遇，则更出意外耳。
余撰《朱子新学案》，又曾随手选钞朱子诗爱诵者为一编。及日本承认大陆共党政权，继以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爱诵之诗尚不少，惟以此六家为主。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也。倘余有暇，能增写一部《理学诗钞》，宁不快怀。竟此罢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钞》，因拟加注语，迄未付印。
余此下所努力者，为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书，共八册。一《上古》，二《先秦》，三《两汉魏晋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两宋》，六七八为《元明清三代》。皆集余一生之散篇论文，有关此方面者。远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后，亦近六十年之长时期矣。有记其篇名，而一时未得搜集者。有汇为他编，不复重列者。然篇幅已不少。每集一编，所收诸篇，皆亲自阅读，小作改订，惟大体则一仍其旧。所费精力亦不少。但至明代一编，以患目疾，排印后已不能亲校。清代一编，则未能逐篇再自阅读，径以付印。尚欲增写朱一新一篇，材料已齐备，亦以目疾中辍。
余之有关学术思想史方面之散篇论文，汇为专集者，尚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灵魂与心》，及《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有关中国文化部门者，除《文化学大义》外，尚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与世界局势》等，其他不备列。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惟余爱读古文辞，爱诵古诗词，则终生不变不倦。只堪自怡悦，不堪赠与人。闲云野草，俯仰可得，又岂待人之持赠乎。
余之居外双溪，又曾两度去日本，两度去韩国。初次韩国之行，即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归来披阅。卷帙之伙，亦甚感辛勤。籀四家立言大义，写《朱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补充《研朱余沈》之篇幅。后亦纳入余《学术思想史论丛》中。余以一中国人，初涉及韩国书，每嫌知识不广，许多处皆仅能置而不论。因念此四家皆以研究朱子为宗旨，余之所感尚如是，则以一中国人窥钻外国学问，其难可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其事易。果求沉醉其中，若醒来故我依然，则中国酒洋酒又何择矣。
四
余自正式获辞新亚职，绝未去过农圃道。惟于一九六七年新亚学生曾来请余为五四运动作一讲演。不获辞，亦仅此一次。及一九六九年，为新亚二十周年纪念，新任院长沈亦珍来请余自台赴港参加。得晤唐星海，继董之英任新亚董事长，对新亚赞助有力。其父曾邀唐蔚芝来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并赠一住宅。星海则留学美国。余在香港，与彼交往亦甚稔。余辞新亚职，曾拟从事两工作，一为撰写《朱子新学案》。又一则为编一国文自修读本，供国人有志读中国文言古籍者开一门径。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汉学者得径从读中国文言古籍入手。星海闻之，特来语余，极为赞成余之第二计划。嘱写一编辑大纲，彼常赴美国，当为余募款，俾组一编纂机构，以成其事。余之编纂大纲已写成，念《朱子新学案》非余亲手草成不可，至国文自修读本，授意他人，亦可为之。遂将第二计划暂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为新亚策划，盼余尽力助之。余谓，君助新亚，即不啻助余。余可尽力，亦复何惜。又晤沈燕谋，彼实已在病中，方读余《史记地名考》，长谈不倦。及余自港返，唐沈两人忽先后逝世，近在旬日间。而余不克亲赴其丧，亦人生一大憾事也。
一九七○年，余任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赴港。时新亚由梅贻宝任院长，又邀余去作讲演。旧任新亚校长室秘书苏明璇，未到新亚前，为新亚出力甚大。余在美提议请其来任此职。后与余同离新亚。余每赴港，明璇必约在半岛酒店见面，谈及往事，相与怆然。不久亦病逝，余亦不在港。每念新亚旧友，岂胜惋怅。
五
转瞬余已届八十之龄，美琦偕余在余八十生辰前南游。先住梨山宾馆，又转武陵农场，再转天祥，最后经花莲，先后住四处，历八日。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亦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睹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亦无可悬揣。然则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而凡余文中所忆，则多在余个人及余夫妇之外者。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其言，而仍若欲有言，并不能已于言，陶公之诗，真使余低徊不能已。
八十三岁冬，余胃病剧作，几不治。八十四岁春，始起床，而两眼已不识人，不见字。西医眼科，群言无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在余病前来告，彼拟为新亚创一学术讲座，以余名冠之，拟每年邀请对中国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学人一位，来新亚作讲演。邀余任其讲座之第一次讲演人，并谓经费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诚，余不能却，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于是年双十节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时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余夫妇又去香港，得遇耶鲁前历史系卢定教授，亦自美同来赴会。彼乃首先主张雅礼协助新亚者。两人回念前尘，相与感慨不已。
六
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如称先秦以上为封建社会，而读《诗经》《左传》诸书，其社会情况岂能与欧洲中古时期相提并论。至农奴社会等名辞，寻之古籍，更无其证。又如谓中国自秦以下尽属帝王专制，而余读四史及《通鉴》，历朝帝王尽有嘉言懿行，又岂专制二字所能概括。进而读《通典》《通考》，见各项传统制度更多超于国人诟病之上者。又如文学新旧之争，余自幼即好诵唐宋古文及《十八家诗钞》，推而上之，至于《文选》《诗》《骚》。窃谓专以文言白话分别新旧，不论内容，亦可无辨。所谓旧文学，又岂封建贵族官僚诸辞所能诬蔑。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净，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时欧洲第二次大战继起，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国之纳粹，对国人向所崇奉之英法民主政治多肆抨击，乃知即在近代西方，尚多壁垒相峙。而其时如西南联大师生，亦已有尊美尊苏之对抗。而于重庆中央政府外，更有趋向延安，自树敌体者。国内纷呶，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在成都开始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之试探，及五○年来台北，乃有《文化学大义》一演讲，是为余晚年学问蕲求转向一因缘。亦自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也。
所谓文化，兹事体大。近代西方列强，争艳竞芳，要之皆自一本来，有根柢，有枝叶，有花朵。余既不知其根柢之深藏，亦不能赏其花朵之细致，然接触其历年之剧变，亦可谓稍见其枝叶之粗。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而讨论文化，又时时不免涉及西方，内容无足重，而治学方向则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自病双目，不再亲书册，而心中所往复不能忘者，则惟此。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所讲或时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国之固有而对比之西方而生。此种讲述，非有标新炫异之意，亦时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此一讲题，凡分六讲，每周两次，为时三周。因防余劳累，使多休息，学校随堂录音，又使人写出，连录音带一并寄台北。美琦为余再开录音机，余随处加以改定，再由美琦笔录成书。然余自去港前，已稍能执笔作字。惟写下一字，即不认识上一字，须由美琦誊正，读余听，再加改定。大率数年来文字须如此得成。余在港时，某生为余购来大陆唱平剧及吹弹古琴箫笛等许多录音带，余得暇屡听之，心有所感，返台北，及此讲演稿成书，遂续写《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先写在港听各录音带所存想，依次续写，又得约二十篇，亦俨可成书矣。
余枯坐无聊，偶有所思，率常执笔，随意所至，随写随息。一上午可得四五百字，上下午可得八百一千字，连续四五天成一篇。人事羼人，或体况不支，隔以时日，忘其前写，即不能翻阅成稿，不知从何下语，勉强成篇，亦不知何处重复，何处缺漏。须待美琦钞后再读，余始得增损改定。迂拙固不计，消遣时日，亦惟此一途矣。
余又草《师友杂忆》一书，乃继《八十忆双亲》一文之后，在去香港新亚讲演前，已成其两篇，乃记余肄业小学中学时事。第三篇从民初在三兼小学教读开始。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所得，亦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
七
一九八○年夏，余八十六岁，夫妇重赴港，获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自余于一九四九年春，只身南来广州，至是已整整三十二年。初别时，彼等皆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生于一九四○年，余离家去四川成都，未及见其生。抗战胜利归，又曾去云南昆明，获亲肘膝间，初无多时，余来广州，彼尚未足九岁，未尽养育之恩，最所关心。及是相见，则亦年过四十矣。惟在港相聚，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尚有一长女，未能同行。翌年，余八十七，余夫妇再去港，长女偕长侄伟长同来港，晤聚半月。五子女乃得于两年内分别见面。而彼等之婚嫁，则均在与余别后。三媳两婿，及五家各得子女两人，共十五人，则均尚未获一见。又长侄伟长媳，及其一子，抗战时同在成都，今亦未获晤面。其他尚有六弟妇，及其子。又伟长一妹，亦未晤面。其他死亡已成隔世，则无论矣。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纵谓天命严酷，不当并此而不加蕲求。何年何月，此日之来，则为余此下惟一之期望矣。古人云，老而不死是谓贼。余既老，于世无可贡献，但尚愿为贼偷生，以待此一日之来临。
八
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借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至于义理之深潜，经济之宏艰，自惭愚陋，亦知重视，而未敢妄以自任也。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最先考《楚辞》地名，尚在余为《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前。及《诸子系年》成书，又续作考地功夫，初成《周初地理考》一篇，时在一九三○年，距今已五十二年。此下续有撰述。其最后一部书，则为《<史记>地名考》，完成于一九四○年。以下对此功夫遂未继续用力。一九八一年，余八十七岁，遂将《<史记>地名考》以前各文汇编为《古史地理论丛》一书付印。有关各文，尚续有材料增加，写列书眉。而余双目已盲，不克亲自校订，乃嘱及门何泽恒代为校阅。今年春，许倬云自美返台，面告余，彼曾集大陆此数十年来新出土诸铭文详为考订，乃知余论周初地理可相证明。余闻之大喜。窃意此文乃余五十年前创见。五十年来，未有人加以驳议，亦未有人加以阐发，几如废纸，置于不论不问之列。今乃得许君为之成其定论，此亦余晚年及身亲闻一大喜事也。余之其他撰著，倘他年续有得臻定案者，则岂余一人之幸而已哉。余念之，余常念之。
余于印《古史地理论丛》后，又续有成稿，一为《理学三书随札》。一《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札》，一《周子通书随札》，一《近思录随札》。又成《中国学术之传统与现代》一书，继《中国学术通义》后，对于中国古人为学之宗旨趋向，分野门径，别从一新角度重为阐述。要之，从文化大体系言，余则以和合与分别来作中西之比较。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四年前去香港新亚之一番讲演，可谓乃余此数年来运思持论之大纲领所在。盲目涂写，则依然是此一群乌鸦而已。学不再进，亦可叹也。此书当即此为止，此下当惟整理旧稿，为之写定。恐难再有撰述。
全稿止此乃为一九八二年之双十节，余年八十八，是为余只身居香港以来之第三十四年，亦为余定居台北之第十六年，回首前尘岂胜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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