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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通志卷之九漕议略淮安文献丛刻

卷之九漕议略

渠有变迁，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后臆见出而议生焉。议成而君行之谓之命，否则空言也。是故议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系焉。诗曰：“询于刍荛。”孔子曰：“多闻而识之，知之次也。”乃辑《漕议略》。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径，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 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

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按：此秦犹为行师，至良所论，乃给国都也。

孝文时，贾谊上疏。

其略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乃或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议开漕渠。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绥和二年，诏求能浚川疏河者。据《汉书沟洫志》校。

贾让奏言，其略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里）［理］土地必（导）［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游］波宽绥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行）［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於）［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域）［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亘有石堤，激水使环，百余里间，河再西而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大］山，东薄金（提）［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河）［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尊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之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其）［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其水门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旱则闭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水门分河流。通渠则填淤，加肥禾麦，更为（杭）［秔］稻，转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裨）［卑］（浅）［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永初七年，安帝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虞诩为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车具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卒行川谷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水，开漕搬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十余万。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颍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渠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益开河渠及通漕河之道，可以大积军粮。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谢玄为前锋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都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丽。季龙将讨慕容皝，具船万艘，自河入海，运谷豆千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豸虎、熊、伊、洛、郑、怀、邵、卫、外、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郭韦瓒于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浅深，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裴耀卿“漕议”，据《旧唐书食货志》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于租，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工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当）［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河）［淮］入汴。河干浅，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停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等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及）［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原）［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价踊贵，奏曰：“宜省庶司扈从，令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徙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人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少得安居。今宁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少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且犹不及。陛下幸东都，以就储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下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若有四百万人，每丁出钱百文充陕洛，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若能开充漕计，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发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当）［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于船回。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则于河岸傍山车回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船）［搬］下贮纳。水通（既）［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可省巨万。（巨常）［臣尝］任济、宣、冀等（二）［三］州刺史，询访故事，隋亦在京师沿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若以此行，用利便实深。”帝入统，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险古（“古”疑为“固”）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使。始置河阴县、河清县，置柏（岸）［崖］仓，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喜）［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四］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停费。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

丘氏曰：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上运人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费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陪）［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正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颗粒无余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所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若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则失江淮矣。请徙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上从之。

今徐州设兵备亦类此。

八年，中书侍郎陆贽奏请减京水运储蓄军粮事宜状。据陆贽《翰苑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校。

其略曰：盖寡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其于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封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宝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于货泉。若国家治安，钱谷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后恒操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适资贫人，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利矣。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靡耗，励赡军储，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然且散有余而备所乏，虽费何害焉？斯所谓操羡（余）［财］以广漕运者也。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米。公储委积足给数年，田农之家犹困谷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凡与）［比于］常时米贵加倍，甿庶匮乏，流庸颇多。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稼［穑］，［江淮以］谷贵民困，宜减价籴米以救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有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从江南、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唯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闻）［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来）［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征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运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北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遂复留纳填数。轮（换）［环］贮运，颇亦协宜，不必每岁加搬，以增不（及）［急］之费。所司但遵旧例，曾不详究源（山）［由］。（运米）［迩来］七年，积数滋广。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旧者未尽，新者转加，岁月（浙）［渐］深，耗损增甚。纵绝江淮输转，且运此米入关，七八年间计犹未尽。况江淮转输，搬次不停，但恐过多，不虑有阙。今岁关中之地，百谷丰成，京尹及诸县令频以此事为言，忧在京米粟太贱，请广和籴，以救农人。臣今计料所籴多少，皆云可至百余万。又，（定）［今］量定所籴估价，通计之诸县贵贱，并雇船车至太仓，谷价约四十有余，米价约七十以下，此则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十）［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十）［斗］，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臣窃虑运务若停，则舟船无用。舟船无用，则坏烂莫修。倘遇凶灾，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夫立法裁规，久必生弊，经略之念，始虑贵周，不以积习害机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费）［贵］功于当代，不流患于他时，虑远防微，是其均济。臣今所献，庶近于斯。减所运之数以实边储，存转运之务以备时要，其于详审，必免贻忧。旧例从江淮诸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至河阴，来年请停八十万石，运三十万石。旧例从河阴运米七十万至太原仓，来年请停五十万石，运二十万石。旧例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至东渭桥，来年请停二十万石，运二十万石。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石，请委转运使于漕（文集作“遭”）水州县，每斗八十价出粜，计以糙米与细米分数相接之外，每斗犹减时价五十文以救贫乏，计钱六十四万贯。如节级所减运脚，计得六十九万贯，都合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数内请支二十万贯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内及东渭桥开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与钱一百文，计加时估价三十以上用利农人。其米便于东渭桥及太原仓收贮，充填每年转漕四十万石之数并足，余尚有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以供边镇和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问诸军州米粟时价，兼与当管长吏商量。（今）［令］计见垦之田，约定所籴之数，得凤翔、泾陇、邠宁、庆鄜、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良原、长武、平凉等城报，除度支旋籴供军之外，别拟储备者，计可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其临边州县各于当处时价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计一百三十五万石，当钱一百二万六千贯文，犹合剩钱十万四千贯，留充来年和籴。所于江淮籴米及减运米脚钱，（诸）［请］并委转运使便折市绫绢絁绵四色，即作搬送赴上都。边地早寒，敛藏向毕，若待此钱送到，即恐收籴过时。请且贷户部别库物充用，本色续到，便令折填其所贷户部别库物，亦取绫绢絁绵四（时）［色］，并依平估价，务利农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车均融搬送，请各委当道节度及当城兵马使与监军中使并度支和籴巡院官，同受领使计会和籴，各量人户垦田多少，先（什）［付］价值立限纳粟，不愿粜者亦勿强征。其有纳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应所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检核，分于当管城堡之内，拣择高燥牢固仓窖等收纳封闭。仍以贮备军粮为名，非缘城守绝粮及承别敕处分，并不得辄有支用。待收籴毕，具所籴数并收贮处所闻奏，并报中书门下。总计贮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用。来秋若遇顺成，又可更致百余万石。边蓄既富，边备自修，以讨则有赍，以守则可久，以加兵则不忧所至乏食，以敛籴则不为贪将所邀。饫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谋，蹙国跳军者，无所辞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边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于此。倾公藏而发私（倩）［积］，犹当悉力以务之。况今不扰一人，无废百事，但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百万赢粮，坐食边鄙，又有劝农赈乏之利存乎其间，此盖天锡陛下攘戎狄而安国家之时，不可失也。

按：此因岁丰俭权其轻重，亦或可行之。

论汴水疏凿之由。张洎《论汴水疏凿之由》，据《宋史河渠志》校。

张（泊）［洎］曰：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山）是也，或云黎阳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具）［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泽）［降］水，至于大陆”，（泽）［降］水即浊漳，大陆则邢州钜鹿（荥）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下至沧州合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齐桓公塞以广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东界至（苍）［莽］梧河是也。禹（及）［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盖循河沟故渎也。渠成，流注浚仪，故以浚仪县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叠）［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东合济水，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从“汴”字。渠水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二城相去百余步，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而］济（源）［流］自兹乃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渠。东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而漕运焉。隋炀帝大业三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子）［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而后行幸焉。自后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东南。至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开元中，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实利涉于此。开元末，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浚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停废，却由旧河。德宗朝，岁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渦口，梁崇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沟，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献）［畎］流培岸，则功用甚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至）［下］。由是白沙趋东关，经庐、寿，浮颍涉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溯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议将行，而徐州顺命，淮路乃通。至国家膺图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氵奏，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十）［卜］京邑而定都。汉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犯关，驱市人而战；德宗蒙尘，扈驾四百余骑，兵甲［皆］在郡国。额军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自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数）［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患）［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西）［首］承大河，漕（张）［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甽以奉巡遊，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三年，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达淮，以吕梁之险罢之。

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淝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泌）［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论回河。苏辙《论回河》，据《苏辙集》校。

苏辙曰：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掌）［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者有一，（人）［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今者幸赖二圣慈（生）［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唯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争）［事］之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出）［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观）［虽］权罢大役，而（丘）［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日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防，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过］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更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处）［虏］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荧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借口。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具言之。昔大河在东，御河自（环）［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议）［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浸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原）［厚］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防，不与之争，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比之故道，岁省民夫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虏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胡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胡马可行之地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虏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虏中（道）［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臣虽非（日）［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圆昼）［图画］而知，（北）［此］河入虏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版筑器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寒冻，来岁春暖，就使兴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今建议之臣耻于不効，而坚持之于上，左右之臣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者，［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然）［默］，谁（敢）［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

宋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奏言。此条据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校。

其略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虏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戎狄乱华（文集作“内侵”），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摹毕讲，不远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家）［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上）［主］。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运）［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也。［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之）［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近岁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惟陛下（恃）［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

按：此则今日漕河之于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间，龙图学士知扬州苏轼奏状。据《东坡全集》卷六十二“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校。

其略曰：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稍，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余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价填，而发运使不复包认其数。但得起发数足，则在路虽有万数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数，而发运司独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曰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曰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克在夫钱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剥取，非理曝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余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扰纲稍于千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京朝官两员为勾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稍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毫为赏罚。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有大益。

按：苏轼所陈纲运五弊，切中今日，当职者宜思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宋朝岁漕置仓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泗、楚转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复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远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搬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运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运。

丘氏曰：按海运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壁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比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二年，会通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会）［惠］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之悔。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值，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当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湖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陆車元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於）［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内，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积水，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濠，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一旁皆为月河，以容候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轿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获疏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道，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辄散行，水易涸，而况易干，运道自然不致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仰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用不过民出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止于国计，未必无补。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旧河，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泄。帝称善，复置都水监，命守敬领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丽庄，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缺口十二处，为闸二十有四。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服其识。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故亏粮数。

浚通惠河。据《元史河渠（一）》校。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通惠”。凡役军一（百）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开）［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这）［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籍）［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籍）［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堰、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

黄河北徙。

余阙曰：中原之地，平旷夷行，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其委多河支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决而其流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说，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时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漕，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曹）［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议。此条据宋濂《明经世文编》卷二《宋学士文集》校。

宋潜溪曰：“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也）［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沉）［沈］两珪及白马致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事，而绩用未之著。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濂则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水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阑之水、南仓也里术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尼”，译云“黄河”也。河之东行，又岐为九派也。孙斡论译云“九渡”也。水尚清浅可涉。又东约行五百里，始（寝）［寖］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腾乞里塔”，译云“昆仑”也。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昆仑之南又东流，过阔即、阔提二地，至哈（剩）［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其大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洒）［酾］为二渠，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碣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至堙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势其益横也。（连）［逮］乎宣房之筑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旧］迹，其后（入流）［又疏为］屯氏诸河，复入于千乘（县）［间］德棣等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工而后就。或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见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虽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议作于至正间，予尝闻前辈云：《禹贡》曰“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出昆仑”。盖皆传闻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黄河九渡，盖在昆仑西南。宪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则在域内，所谓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景濂引援示人详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论也。

黄河故道。

古自阳武北新乡西南入境，东北经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隶浚县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贡》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处。《地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之所穿。汉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枣，东南流经封丘，入北直隶长垣县，至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至宋，两决郑州及原武东南阳武，南流经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山、陈桥，北经兰阳、仪封入山东曹县境，分为二派：其一东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东北流今会通河。国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没护城堤，又决阳武西南，东南流经封丘阝歨门、祥符东南草店村，经府城北五里，东过焦桥，南过苏村，至通许西南分九道，名九龙口。又南至扶沟、太康［州］、陈、项城诸州县境，入南直隶太和县合淮。正统十三年河溢，仍循阳武故道直抵张秋入（海）［河］，今皆淤为平地。其自荥阳县筑堤，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名金堤。自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西北抵黎阳观下，东北抵东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阳。人自汲县筑堤，东接胙城，抵直隶滑县界，西接新乡获嘉县界，东南接延津县界，名护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中牟县东北境，名官渡，即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处，筑城筑台，皆名官渡。在汲县东南境，名延津，置关亦名延津，又置关名金堤。在新乡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废。国朝于祥符县置清河巡检司，清河、大梁、陈桥三驿，陈桥递运所。封丘县置中滦巡检司，中滦、新庄二驿。仪封县置大岗驿、大岗递运所。通许县置双沟驿。太康县置仪安驿、长岭递运所。新沟县置崔桥驿。陈州置宛丘驿、淮阳递运所。项城县置武丘驿。皆因河徙而革。

黄陵冈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筑三巨坝而防护之，逼水南行，运道无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横奔，头坝、二坝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坝，暴水涌冲，坝去十分之八。总理副都御史保定刘公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事闻朝廷，天子遣刘公谕祭谢焉。

元顺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脱脱用言者，于都城西开河置闸，引金口浑河之水东流，达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脱脱不纳。左丞许有壬言：“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势高峻，金时在城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涨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岂容侥幸？设使成功一时，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帝不听。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费用不赀，而卒以无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东麻谷，即卢沟东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东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涨，自正阳桥东减水桥下入三里河，经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浑河，或以为即脱脱开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通惠河，舟自通州达都城，免都民陆挽之劳。三十年，漕司言：新开闸河，引榆、浑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余里浅涩，粮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金口河，引浑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观之，浑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脱脱事观之，浑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纪事实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师自来陆运，虽屡有言者欲开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开通惠河，导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则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浑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后值时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诸泉皆微细，故河浅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浅涩，殊不知浑、榆二水虽引入新开闸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无走泄，其浅涩不能载重者，乃时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于脱脱开金口河，则因开河之始偶值浑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当水势平缓之时引之，而又于分流之处为之节制，未必遽尔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则自卢沟以至通州浑河经流之道至今淤为平地矣，岂理也哉？盖陆运车户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时亦多陆运，故接运粮提举司有车户之设，隶都水监。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车户之私，因时亢旱而为沮废之计者。今若不惑，群议修复元之旧河，导引西山诸泉尽归一河，以达于城之西，于双塔之开渠引榆河入焉。又于渠口置闸，以待天旱水微。于榆河东流之处筑坝，遏水西出闸口，由渠以达于都城之西。雨潦水涨浃，但令水东由故道以杀其势。又寻金口河故道而开浚之，筑长堤于浑河之东岸，而置闸于分水之口，设官卒以守。水微则开闸以纳水，水涨则闭而筑之。水由一闸口来，势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宁阳置堽城闸坝之法，既不淤塞，亦不为害。如此惟大旱之岁舟不能行，雨若时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军免四十余里陆运之劳，其为利可胜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坚实，水之所经，遏塞导引，其法易施。若以为此河经历贤哲多矣，果可漕运，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见，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时之事而昧变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兴利除害，岂可以前人所及为而遂弃不为哉！且元郭守敬始开通惠河，舟至横水浑，舳舻蔽水，则前人固已为之而有验矣。有志于兴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为人顺而成之，斯为大智。我朝建都胜地，设漕运以给用，复自真、扬至通州，避海涛之艰险，就里河之便途，闸坝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谋甚宏远，而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赞理之功亦岂可诬哉！自通州至都城仅五十里，原有闸河一带，废渠设卒，故闸置官，非无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题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举行。京储之陆挽，穷军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带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凿而有功，今乃累经建议而未就绪，一难一易，夫岂无所自哉！访得前元河道，在于宫墙外边，经过西山诸水，从青龙闸、海子合流于大通桥，水源盛大，水势汹涌。庆丰、平津、通流等七闸略加挑浚，以时启闭，则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数世之享其利者，职此故也。今此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复曩时故道。禁庭潴水深广处甚多，则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细，而其趋于河者缓弱。七闸相去五十里有几，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势甚直遂。夫水性本趋下者，流既微弱而势又直遂，故易涸而难盈，易泄而难聚。所以永乐年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即今营建木植并竹木杂料，皆从此河而入。积至月余，而后可剥运一次。若粮船一齐涌到，七闸并启，上源下来，下流不接，固有经十余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闸者。水行之迟，不如陆挽之速，故宁就车驴之多费，而不图船价之轻省也。所以累经建议，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视有用之河为无用之水。先朝之志终于未究，贫军之苦终于不甦也。为今之计，合无因七闸之遗址筑五坝之新制。又于其旁各置减水闸一座，晴旱水小则储蓄而不泄，雨涝水大则疏通而不壅，每坝内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鱼贯而行，昼夜不息，一昼一夜，可运数万石。到大通桥京仓之东，通计一百余日而可运完矣。车辆脚价，每两八石。运船一只装三百石，该车脚三十七两五钱。剥船价每两可百石，运船每只三百石，该船价三两。车价用其十而船价用其三。大通桥沿河起盖仓屋数十间收贮，剥到粮米次第挑赴京仓。坝内合用船只，或漕运自备，或张家湾居民车辆之家亦听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况各闸土石见存，官吏、闸夫见有不必添设。再照大通桥至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旧有河二道，今筑城壕矣。应否开通，取自上裁。若必为固城之计，而不欲改辟此河，则四里之脚价费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门起至张家湾广利闸一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旧行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旧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转至北门土坝，止共长三百五十余步。以今年春夏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船，由张家湾至通州东城门下搬入通仓，就省脚银一万三千余两。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径达里河，则所省实多，又不止于万余两之脚价而已。

总兵官顾仕隆议曰：每年各卫运粮，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时农务正忙，大雨不时，车辆数少，泥淖难行，须用厚价雇车，方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不敷，揭债上纳，展转迟误。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河道，乃元时转运通渠，国朝永乐间设立漕运，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纳。自后张家湾水旱，剥船人户与夫包揽光棍之徒要得窃取漕利，巧生奸计，妄言摇动，遂将此河废坠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议者复举兴修，题奉钦依，工部差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用银二万余两，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粮运又曾抵京上纳。未几，复被前项积年奸徒设计阻滞，仍前不行。近年营造大木，悉由此河拽运到京。即此度之粮船，纵曰难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为地峻水急，不能由闸而上。臣等愚见，若将此河原设五闸少加修理，每闸下板六七块，水大听其漫流，水小任其积聚。每闸审度河道宽窄，各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船二百五十只。每只用军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隶总下官军运粮到湾之时，借用驾使，恐不能济，一听参将王佐委官雇人撑驾。本总把总并该运官交粮米盘上剥船，连军协力挽拽。参将王佐总为提调，催督逐闸盘运，虽遇阴晴泥泞，亦可达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坝盘船之法。若或天晴，亦听分雇车脚，水陆并进，庶获济益。臣等每见漕运日困，使用日繁，若专守旧法，恐难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杀车脚之费矣。如蒙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臣等于淮扬地方动支漕运官银，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日，送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拨官军管领。船行之日，省出脚银以备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闸及近城地方盖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毋使停滞。若有假势要名色包揽口袋，及车户光棍人等，敢为倡率妄言沮坏，或别生奸计，盗决河防，听科道官参劾，并行参将王佐督问，通州分守等官访拿问拟，重罪枷号，仍发边卫充军，庶奸徒知警，浮议自息，而漕运可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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