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古籍 > 卷八十六东发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宋元学案

卷八十六东发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东发学案表黄震（子）梦干（孙）正孙（曾孙）玠（王贯道、王实（子）叔雅斋门人。）（子）叔英黄珏（默斋、讷庵再传。）岑士贵（南轩、潜庵三王士毅传。）（五峰、紫岩、刘杨维桢（别见《艮斋学案》。）氏、王氏、晦（以下东发续传。）翁、东莱四传。）陈桱（见上《本堂家学》。）黄翔凤陈深（见下《本堂家学》。）陈着（子）深（并东发学侣。）（子）泌（孙）桱安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东发同调。）- --- 东发学案序录祖望谨案：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述《东发学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称《四明朱门学案》二，谢山《序录》始称《东发学案》。） ◆二王门人（游、余再传。）文洁黄于越先生震黄震，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为于越先生。宝佑四年登第。度宗时，为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出通判广德军。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先生数与争论是非，蕃世积不堪，疏先生挠政，坐解官。寻通判绍兴府，获海寇，僇之。抚州饥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诏增秩，遂升提举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先生谓收哺于既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娩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改提点刑狱。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劾去，遂奉云台祠。贾似道罢相，以宗正寺簿召，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有内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东提举常平。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遂兼王府长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纪纲不可紊。外虽藩王，监司得言之。今为其属，岂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复坏其法﹖」固不拜长史。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尝师王文贯，其语人曰：「非圣贤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钞》一百卷。宋亡，饿于宝幢而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先生本贯定海，其后徙于慈溪。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已而侨寓鄞之南湖。已而迁寓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没后，其子孙多居泽山者。泽山本名栎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学者建泽山书院以祀之。（修。）百家谨案：先遗献曰：「嗟夫！学问之道，盖难言哉。无师授者，则有多歧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所以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斋之气魄，不能及于文洁，而《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洁之上接考亭，岂知言哉！」谢山《泽山书院记》曰：「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迨至咸淳而后，北山、鲁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为之重振。婺学出于长乐黄氏，建安之心法所归，其渊源固极盛。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西山为建安大宗，先生独深惜其晚节之玷，其严密如此。婺学由白云以传潜溪诸公，以文章着，故倍发扬其师说。先生独与其子弟唱叹于海隅，传之者少，遂稍闇澹。予尝谓婺中四先生从祀，而独遗东发，儒林之月旦有未当者，抑不独从祀之典有阙。《宋史》儒林所作传，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学，无所发明；清容则但称先生之清节。呜呼！圣人所以叹知德之鲜也。」又《杜洲六先生书院记》曰：「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由今考之，则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而其后别为一家者也。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为，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东发讲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之学者，乃或反是，岂因讲造化性命之高远，反忘孝弟谨信之切近乎﹖然尝思之，二者本无异旨也。造化流行，赋于万物，是之谓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发见，始于事亲，是之谓孝，而推之为百行。是孝也者，其体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达为天下国家之仁，本末一贯，皆此物也，故《论语》一书，首章先言学，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与天道，则未尝轻发其秘，岂非孝弟实行，正从性与天道中来，圣门之学，惟欲约之，使归于实行哉！自夫性近习远，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晓人以太极阴阳五行，无非指示此性之所从来，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禀者即天，虚灵莹彻，超然物表，尘视轩冕，芥视珠玉，则见于事父从兄，推之躬行践履，自然无玷无缺，纯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为孝弟之实也。二程先生讲明周子之说，以达于孔、孟之说，由性命而归之躬行，其说未尝不兼举。后有学者，宜己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为吾儒之异端；庄、列之戏诞，遁入禅学，又为异端之异端。虽其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弟相反，奈何程门言心，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心，程门言性，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乱。彼之空虚，反以高广而易入；此之切实，反以平常而易厌，故二程既没，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后始一切反而归之平实，平生用功，多于《论语》，平生说《论语》，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极性命等说，乃因一时行辈儒先相与讲论而发，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讲学舍《论语》不言，而必先《大易》；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学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无关躬行。窃尝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为酌水计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食实者必溉其根，溉其根为食实地也，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为正躬行设也，反置躬行于不问，何为也﹖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余，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当何如也！窃意儒先讲贯已精之余，正学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发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从来，以归宿于孝弟之实行，守之以谨，行之以信，爱众以推广乎此，亲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国家，特举而措之耳，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为实学，又何更求多于言语间哉！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终身常读《论语》。某尝窃谓，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长，游戏征逐，往往至于忘返，与父母渐疏，终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学，知有《论语》而已，及其既长，博习讨论，往往至于忘返，遂与《论语》日疏，终身读《论语》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学者常能以孔子之教为主，以《论语》之说为正，庶几不为时尚所移，盖孔子之说，万世无弊。自孟子而下之说，皆随时救弊者也，吾徒尚当谨之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谨按，圣门之指示要领，在此一章，异端之窃证空谈，亦在此一章，故学者读此章，最不可不审。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故曾子释之以忠与恕，盖理固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贯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尝以告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职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此谓多学正所以求为贯通，不可止于务多而已也。颜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则一以贯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反说约，则一以贯矣，然皆自博学详说中来也。圣贤之学，首尾该贯，昭然甚明，初未尝单出而为一贯之说。奈何异端之学既兴，荡空之说肆行，尽《论语》二十篇，无一可借为荡空之证者，始节略忠恕之说，单摘一贯之语，矫诬圣言，自证己说，以为天下之理，自成一贯，初无事于他求，是不从事于博文而径欲约礼也，不从事于博学详说而径欲反说约也，已非圣贤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说，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愚尝考其故，其端盖自春秋、战国来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闲者，皆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见者亦皆此道，士之已达者以此道见之设施，士之未达者以此道见之讲明，大之为三纲五常，细之为万事万物，无非此道，而何有异说！周室既衰，学校既废，上无与主张，下无与讲习，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功名，则为管、晏之功利，则为苏、张之纵横，则为申、韩之法术；不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横议，则为老聃之清虚，则为庄、列之寓言，则为驺衍之诬诞，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当世者，其祸虽烈，而祸犹止于一时；不得志于当世者，其说虽高，而祸乃极于万世。凡今之削发缁衣喝佛为祖者，自以为深于禅学，而不知皆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戏剧之余谈也；凡今之流于高虚求异一世者，自以为善谈圣经，而不知此即禅学，亦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展转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时，而独于春秋之世，正使于众说淆乱之余，立大中至正之极，明日用常行之道，为天下万世之师。《论语》二十篇，拳拳训诂，惟以学问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独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贯之之说，又独于子贡之敏悟，而启以一以贯之之机。以一而贯之，是于功深力到之余，更求提纲挈领之要。夫子教人，意盖出此。后世学者，于曾子、子贡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尽略《论语》二十篇，而独取一以贯之之章；又于此章节略忠恕之语，而径为一贯之说。且贯者，串物之名，而绳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贯也，然后得以绳而贯之，必有积学之功、讲明之素也，然后得以理而贯之，故曰一以贯之。以云者，用此以贯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贯，并与以之一辞而去之，是自成一贯也，所讲求已大不可，况可并去贯字，单出言一，《论语》本文，何尝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谓读《论语》此章，最不可不审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者，举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谓言或过其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盖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时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运化；大之为三纲五常，微之为薄物细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准则。此夫子所以叹「天何言哉」，而谓「予欲无言」，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十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自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老氏清净，佛氏寂灭，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高者沦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说，售佛、老之私。向也以异端而谈禅，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禅学亦为儒学，以伪易真，是非瞀乱，此而不辟，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杨、墨以来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必使先明义理，别白是非，然后见之躬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说甚精，学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为圣为贤，何所不可！顾乃掇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坏，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讲明之初意，夫岂若是！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言行之相顾不相顾，又于此心之知耻与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为能哉！东发日钞《孝经》视《论语》虽有衍文，其每章引《诗》为断，虽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文法相类，而孝为百行之本，孔门发明孝之为义，自是万世学者所当拳拳服膺；他皆文义之细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了然矣。严父配天一章，晦庵谓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训，而戒学者详之，其义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为达孝，亦与此章严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发言，义各有主，学者宜审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极，至于非其分之当言，如晦庵所云者，则不可不知也。（《读孝经》。）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凡人自通文义以上，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读之愈久，则其味愈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此说尽之矣。故汉、唐诸儒，不过诂训以释文义，而未尝敢赞之辞。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至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以发其指要。诸说不同，恐疑误后学者，又为《或问》以辩之。我辈何幸，乃获蒙成，敬受熟诵，体之躬行，庶不负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辟晦庵字义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批注名家，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渐相远，甚者或凿为新奇，反欲求胜，岂理固无穷邪！（《读论语》。）梁惠王问利国，孟子言利之害，而进以仁义之效；梁惠王问沼上之乐，孟子言独乐之患，而进以与民同乐；齐宣王问桓、文，则黜桓、文之无足道，而进以行王道；齐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则反复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齐、梁以王道，又皆归之耕桑孝弟之实，无非因其机而诱进之，晦庵《集注》，已各发其旨趣之归，辞意暸然，熟诵足矣。（《读孟子》。）《毛诗》注释简古，郑氏虽以礼说《诗》，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诗》之未及者。至孔氏《疏》义出，而二家之说遂明。本朝伊川与欧、苏诸公，又为发其理趣，《诗》益焕然矣。南渡后，李迂仲集诸家，为之辩而去取之，南轩、东莱、止斋诸家可取者，视李氏为径，而东莱之《诗记》独行，岷隐戴氏遂为《续诗记》，建昌段氏又用《诗记》之法为《集解》，华谷严氏又用其法为《诗缉》，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读《诗》之本说也。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不能无疑焉。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亦难事。然其指《桑中》、《溱洧》为郑、卫之音，则其辞晓然，诸儒安得回护而谓之《雅》音﹖若谓《甫田》、《大田》诸篇皆非刺诗，自今读之，皆蔼然治世之音。若谓「成王不敢康」之成王为周成王，则其说实出于《国语》，亦文义之晓然者。其余改易，固不可一一尽知，若其发理之精到，措辞之简洁，读之使人了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诗传》者哉！学者当以晦庵《诗传》为主，至其改易古说，间有于意未能遽晓者，则以诸家参之，庶乎得之矣。（《读毛诗》。）《易》，圣人之书也，所以明斯道之变易，无往不在也。王弼间以老、庄虚无之说参之，误矣。我朝理学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传》，以明圣人之道，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而象与占在其中，故其为传，专主于辞，发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时则有若康节邵先生，才奇学博，探赜造化，又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无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说并兴，言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同名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乃兼二说，穷极古始，谓《易》本为卜筮而作，谓康节《先天图》得作《易》之原，谓伊川言理甚备，于象数犹有阙，学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图象，日演日高，以先天为先，以后天为次，而《易经》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诚为卜筮而作也，考之经传无有不合者也。爻者，诚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诚为占之辞，考之本文，亦无有不合者也。且其义精辞核，多足以发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复旧而明且备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违乎理，因理为训，使各知所趋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奋自千余载之后，《易》之以卜者，今无其法；以制器者，今无其事；以动者尚变，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专主于辞以明理，亦岂非时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节所谓先天之说，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为证者凡二章，亦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画，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说，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之说，而以六十四卦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变《易》中《离》南《坎》北之说，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之说，而以《干》南《坤》北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说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为火，北方寒为水，亦未见《离》与《坎》之果属东与西，而可移《离》、《坎》之位以位《干》、《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谁为之也﹖谓出于孔子，孔子无先天之说也；谓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书也。何从而知此二章为先天者邪﹖《图》方画于康节，何以明其为伏羲者邪﹖然闻先天为演数设也。夫《易》于理与数，固无所不包，伊川、康节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诸儒之大成，其同其异，岂后学所能知！顾伊川与康节生同时，居同洛，相与二十年，天下事无不言，伊川独不与言《易》之数，康节每欲以数学传伊川，而伊川终不欲。康节既没，数学无传。今所存之空《图》，殆不能调弦者之琴谱。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节之言数，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故学必如康节，而后可创言先天之《易》；学必如晦庵，而后可兼释先天之《图》。《易》虽古以卜筮，而未尝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读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志，此其为天子之事，故《春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论《春秋》者矣。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弒君、弒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为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理无定形，随万变而不齐，后世法更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使子孙考焉，非敢为他人发也。（《读春秋》。）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闻，刘歆生于汉末，乃反得今所谓《周礼》六官之书，故后世疑信相半，如张横渠则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则最摈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说，则意周公曾立下规模而未及用。近世赵汝腾按「惟王建国，以为民极」数语，意周公作洛后所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为于其本而言之，学者明乎此，则不必泥其纷纷者。然窃意《周官》法度在《尚书》《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书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订，聊笔其一二云。（《读周礼》。）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肖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乐》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夫去圣已远，何从质证﹖千载而下，傥有任道者出，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别为一书，其有功于圣门，匪浅鲜矣。（《读家语》。）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极之图，易通之书，微晦翁，万世莫之能明也。肃襟庄诵之，为快何啻蝉脱尘涴而鹏运青冥哉！《通书慎动》一章，周子曰：「动而正曰道。」晦翁释之曰：「动之所以正，以其合乎众所共由之道也。」窃意慎动常有谨审之意，动而合乎正，是即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谓合乎道，此动之所以正，是乃动而合乎道曰正，与动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发明者耳。又《务实》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忧。」晦翁释之曰：「实修而无名胜之耻，故休。名胜而无实修之善，故忧。」窃恐小人未必知以无实为忧，果能忧其无实，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饰伪无实之心，自宜崎岖而多忧。《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周子之所谓忧，恐类《书》之所谓劳者耳。孔子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言，或言之，必要之践履之实，固可垂万世而无弊。自心性天等说，一详于孟子。至濂、洛穷思力索，极而至性以上不可说处，其意固将指义理之所从来，以归之讲学之实用，适不幸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虽所出异源，而同湍激之冲，故二程甫没，门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与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本朝理学，发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龟山杨氏、上蔡谢氏、和靖尹氏为最显。龟山不免杂于佛，幸而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愿中，李愿中传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故以晦翁继程子，而次龟山于此，以明其自来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学，殆不止杂而已，盖其所资者僧总老，其后横浦张氏又复资僧杲老，一脉相承，非复程学矣，故以上蔡次龟山，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和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辩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晦翁追编《语录》，又力辩和靖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没，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辩《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愚按，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禅学，惟尹和靖坚守不变。其后龟山幸三传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愚所读先儒诸书，始于濂溪，终于文公所传之勉斋，以究正学之终始焉。次以龟山、上蔡，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焉。次以横浦、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焉。然上蔡、龟山虽均为略染禅学，而龟山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致知之学，毫厘之辨，不可不精，盖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学虽易流于禅，而自有心学之正者焉。延平《答问》，文公所亲集。延平之学，以涵养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间为效验，以脱然洒落处为超诣之地；文公之问，多本《论语》，多先孝弟，此皆学者所当熟味。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读伊洛书，钞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以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谢山《东发先生史■跋》曰：「东发先生《日钞》后一半即其文集也，别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乃其为史馆检阅时所作，列传一杜范、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传，凡六篇，疑即《日钞》中所阙二卷是也。先生所极称者杜丞相。其于《真文忠公传》，谓晚节阿附郑清之，大有微辞，与《理度两朝政要》所言互相证明。《政要》最推袁正肃公，而传中稍不满其论学。今《宋史真文忠公传》，颇釆公文以为蓝本。 ◆东发学侣山长黄虚谷先生翔凤黄翔凤，字子羽，慈溪人，东发先生族弟也。尝为山长。本堂长子深乃其。学者称为虚谷先生。（补。）知州陈本堂先生着陈着，字本堂，鄞县人，习庵侄也。（梓材案：谢山《甫上族望表》，习庵为同谷陈氏，本堂为冥庵陈氏，世系已远，当是族子。然考谢山《答万编修府志杂问》云：「清容作《陈观墓志》，谓陈氏自居奉化以来，最著者为本堂，若习庵，自是吾鄞忠谏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进士。贾似道当国，讽其及门，曰：「宁不登朝，不可屈节。」授安福令，改知嵊县。时嵊为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阙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肃然。及迁，后令李兴宗问政，答曰：「义利明而取予当，教化先而狱赋后，识大体而用小心，爱细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帐塞路，至城国岭上，因名曰陈公岭。后知台州。（补。）（梓材谨案：本堂先生，传不言其师承。谢山《学案札记》云「陈本堂当入《习庵学案》，以其为习庵侄也。第考其集，称述辅潜庵先先之说，盖亦为辅氏之学者，其不合于贾相，与东发同，故列于东发之后」云。）本堂文集（补。）人之为学，莫病于过，过则其归为老、庄；亦莫病于固，固则其归为告子，故君子必择乎中庸，而知性为难，知言为尤难。（《赠吴安仲》。）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实。滔滔于中，与俗俱流，日荡而薄，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俦引，区区小技，风月自命，妄立标榜，行行然无复余事，良可悲已。（《赠孙会叔》。）学无止法，老当益惧。（《书山房图后》。）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与儒有二乎﹖二儒与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极，至于谓可以乘云御风，骑鹤按鲤。吁，有是哉！（《题洞真观石后》。）人之所学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笃敬为本。虚则易放，闲则易怠。（《参前亭记》。）风景已非，月明犹在。（《与俞察院浙》。）连年奔走山林，逃难以为苟活，先世一丝经脉，凛乎莫续。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后为计，则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招单君范教子书》。）《干》、《坤》纳纳，风雨萧萧，《习坎》心亨，遯世无闷，于此可以观人。（《答许宫讲》。）人受血气而生，心统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静不能不动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当欲，则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则血气之私也，欲其善恶之机乎！（《剡学讲义》。）（梓材谨案：谢山所录《本堂集》十一条，今以其一条为陈先生洙立传于后，又移入《潜庵学案》一条。）（云濠谨案：谢山《学案札记》云：「范楷有《蓬阆唱和集》，本堂为之跋。」 ◆东发同调吏部安先生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 ◆东发家学（游、余三传。）黄先生梦干黄梦干，字祖勉，文洁之长子也。沈潜汲古，天性淡静。文洁峻肃，于人少可，而先生济以和平。同年丈人陈本堂见而谓文洁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辈与为亲家。宋亡，无仕进意。文洁避地宝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归讲学，未竟而病，亟还宝幢，竟卒。是年文洁亦卒。处士黄先生叔雅黄叔雅，字仲正，文洁次子。事母孝，居家无语笑声。待弟侄不使有忤意，持敬让以礼。宗姻乡党长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学汪洋畅整，经以载道，必考其精微幽显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兴废，旁搜博征，曲而通，确而明，故为文辞纚属，不能以穷。将臻乎极，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进也。有司三奉科举令，卒不应试，而尝以其说授于其徒。延佑七年卒，年五十有四。（参《清容居士集》。）（梓材谨案：黄晋卿志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洁三子，俱克绍家学。」而《深宁年谱》数弟子著名者，先生与焉。）黄叔英，字彦实，文洁之子也。一以躬行为本。尝为晋陵、宣城、芜湖三学教谕，又为和靖、釆石两院山长。以家学教授闽、越间。与韩性相友善。受业其门者，皆卓然有立。学者称为戆庵先生。有《戆庵杂着》二十卷、《戆庵暇笔》三卷。隐君黄尚絅先生正孙黄正孙，字长孺，祖勉子也。本堂之，有学行。（补。）（云濠谨案：黄文献志先生墓云：「年二十出为赘，居十有七年乃归。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长即隐君玠也。」又称其雅志恬静，年十二而宋亡，即绝意于仕进。晚自号尚絅翁，以见其志。）隐君黄先生玠黄玠，字孟成，祖勉之孙也。志尚卓然，不随流俗，躬行力践，以古圣贤为期。隐居教授，于书无不通晓。以讲学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隐集》、《知非■》。 ◆虚谷门人教授陈先生深（见下《本堂家学》。） ◆本堂家学教授陈先生深教授陈先生泌（合传。）陈深，字汝资，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陈夷白跋先生书其弟诗后曰：「余年二十许时，识汝泉翁，翁时年已五十余矣。越二十有七年，从其嗣子桱获视翁兄教授君所书翁十八岁时侍其先公秘监府君中秋饮酒所赋五言三韵七篇，盖翁以学问文章世其家业，而老苍峻洁之气，已见于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桱伯仲，能以家学为己任」云。（参《夷白斋集》。）（梓材谨案：汝泉先生名一作宓，尝官饶州教授。盖本堂诸子，皆克承家学，先生其季也。）陈先生洙陈洙，本堂之侄。本堂尝与书曰：「古者礼称其家，虽敛手足形而窆，礼所许可，切不可为阴阳乱说所夺。有方道不利等说，若曰求利其亡者，则万万无此理；若曰欲利其后，则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况必无是理！」（补。）学士陈先生桱陈桱，字子经，本堂先生着之孙也。本堂与东发善，先承其家学，而私淑黄氏之教。尤长于史学，谓司马文正公作《通鉴》断自周威烈王，讫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鉴前编》以纪其前事，盖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后，咸未有论著，乃以盘古至高辛、宋至元为二十四卷，名曰《续编》。又取金氏之书，删定为《通鉴前编举要》。先生明初侨居白下。为翰林学士，以非罪死。 ◆本堂门人主簿赵先生炎赵炎，字光叔，嵊县人也。本堂称其「有学有识，有才有骨」，官义乌簿时，尝荐之赵汝。（补。）吴先生汉吴先生应奎（合传。）吴汉，字叔度；吴应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吴皆居白岩，而学于本堂。（补。）隐君黄尚絅先生正孙（见上《东发家学》。）胡先生幼文（别见《深宁学案》。） ◆戆庵门人（游、余四传。）教授黄菊东先生珏黄珏，字玉合，余姚人。从戆庵受蔡氏《尚书》，既有所得，郡邑争致于师席，教授者余四十年。尤喜玩《皇极经世》书，尝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订定而发明之，愚亦何能窥见其髣邪﹖」与太原王万石、上虞谢肃为文字欢。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号菊东。（修。）县官岑栲峰先生士贵岑士贵，字尚周，余姚人也。从黄彦实学，得其先世《日钞》之传。彦实负用世之志，不遇。一夕，梦坐岑氏厅上，氍毹四设，先生年最少，前拜跪，乃脱身所被绿衣衣之。觉而先生至，拜跪如梦。彦实惊问，先生对曰：「士贵幸不坠先生所教。」彦实急扶之，然颇不乐，因撰《悲诵》一篇，自是日饮，无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荐礼部，任官黄岩，有大姓李者，肩舆自甬道入，先生诘之，吏曰：「是家素能执持州县短长者。」先生素恶强御，乃廉得其私煎、盗贩、过赇、鬻狱等罪，丹书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遽以食遇毒死。吴渊颖痛惜之，为作哀诔。（补。）典史王东先生士毅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后为余姚人。尝任芦花场典史，非其志也，弃去，从事于正学。黄戆庵讲道于慈溪之杜洲书院，遂往从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为禄仕者，不为少动。环堵萧然，妻子清坐相对，终无戚容。久而乡里亦凛然异其为人，有岑栲峰者，亦黄氏徒，而先生之邻也，相与同游湖山间，唱和甚乐，尝有句曰：「陶潜千载友，相望老东。」因自称东处士。戴九灵铭其墓。（补。） ◆东发续传县尹杨铁崖先生维桢（别见《艮斋学案》。）学士陈先生桱（见上《本堂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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