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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经学通论清皮锡瑞
　　《易经》
　　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论连山归藏
　　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决，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绵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测于赞辞之间，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图准系辞，告数准说卦，冲准序卦，错准杂卦，吴秘因之，司马光从范本，诸人纷纷改订，正与改订易文相似，其实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ж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ж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后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源，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息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汉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说而皆亡佚，后世所传者，费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盖为后人变改几尽，说文间载古文，许慎以为孟氏，释文所载经文异字，惟易独多，然则汉时传易者，尤为杂而多端，未知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本，究如何也，汉书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后汉书儒林传曰，东莱费直能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为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锡瑞案费氏之易，不知所自来，考其年当在成哀间，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横，与王莽同时，为费氏一传弟子，则必在西汉之末矣，费氏无章句，故艺文志不载，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当属后人依?，费氏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与丁将军训故举大谊略同，似属易之正传，而汉不立学者，汉立学皆今文，而费氏传古文，汉人重师授，而费氏无师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则东汉初有欲立费易者，而卒不立，陈元传费易，或即欲立费易之人，正与范升反对者也，陈元郑众马融易学不传，郑荀二家稍传其略，王弼亦传费易，而其说各异，费氏亡章句，止有文字东汉人重古文，盖但据其本文，而说解各从其意，此郑荀王所以各异也，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马郑所以皆用费氏，释文，以为费易人无传者，是不知马郑王之易即费易也，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费氏之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后儒多议其空疏，陈沣独取之，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辅嗣法云，文言备矣，九二见龙在田，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费氏家法也，元亨利贞之义，潜龙勿用之义，文言已备，故辅嗣不复为注，至见龙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时舍也，皆未释见字田字，故皆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说也，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潜为未见，则见为出潜矣，潜为隐，则见为离隐矣，故辅嗣云，出潜离隐，据彼以解此也，系辞传曰，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是五与上为天，三与四为人，初与二为地，初为地下，二为地上，故辅嗣云，处于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说经文者，若全经之法皆如是，则诚独冠古今矣。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白，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远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蝗，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鸟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汉人有图书之学，宋人亦有图书之学，宋人之图书，亦出于汉人之图书，公羊疏曰，六?论言六?者，图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国史何，答曰，王者依图书行事，史官录其行事，言出图书，岂相妨夺，俞正燮曰，百二十国史仍是图书，古太史书杂处，取易于河图，则河图余九篇，取洪范于洛书，则洛书余六篇，皆图书也，锡瑞案汉时图书即是谶纬，谶纬篇多以图名，则当时书中必有图，韩敕礼器碑云，秦项作乱，不尊图书，此碑多引纬书，其称图书必是谶纬，易纬亦或以图名篇，卦气出稽览图，则所云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当日必有图以明之，是谶纬即图书之明证，宋人图书之学，出于陈搏，搏得道家之图，创为极河洛先天后天之说，宋人之言易学者多宗之周子稍变而转易之，为太极图说，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极经世书，亦为学者所宗，程子与邵同时，又属懿戚，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同时袁枢薛季宣已有异论，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则九图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尝疑龙图是伪书，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特疑程子易传不言象数，以致后来有九图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亦不信图书，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胡渭易图明辨引据旧文，足箝依托之口，张惠言易图条辨?诘精审，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论，但以图书二字诘之图，今所谓画也，今所谓字也，是图但有点画，而书必有文字，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刘歆谓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书，其说尚为近理，宋人所传河洛，皆黑白点字，但可云河图洛图，何云河图洛书，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宋人图书之学，近儒已摧陷廓清，学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说，犹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机仲书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历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说也，锡瑞案朱子此说与经学大有关碍，六经皆出孔子，故汉初人以为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其后乃谓文王作卦爻辞，又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为经，孔子作者为传，则已昧于经传之别，而夺孔子之制作，以归之文王周公矣，然易历三圣，道原一揆，犹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陈邵之图书出，乃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为三，朱子此说，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为四，谓不可便以孔子易，为文王之说，又谓不可误认文王所这易，为伏羲始画之易，则是学易者，于孔子之明义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论，必先索之杳冥之际，混沌之初，即使真为上古之传，亦无裨于圣经之学，矧其所谓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陈邵之书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参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杂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书，加乎孔子之上，以图书之学说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气爻辰出于谶纬，亦图书之学也，然汉人以谶纬为孔子所作，说虽近诬，尚不失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说尤近诬，而圣更不尊矣，学如孔子，亦云至矣，不当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时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当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学之仅存不过什一千百，乃于其仅存者视为未足，必远求之荒渺无徵，饰伪欺人，迭相祖述，怪图满纸，迷误后学，王鸣盛谓宋儒以虞廷十六字为三圣传心，此风俗通所云鲍君神之类，予谓先天诸图乃真鲍君神之类也，朱子语类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则朱子非不知先天图不可信，答袁机仲，盖未定之说，不可不辨。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图明辨，辨本义之说曰，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为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书，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锡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图为易外别传，尤确特犹误沿前人之说，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故但以为孔子之说，不异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辞亦孔子之说也，自东汉后，儒者误疑系辞传云，盖取诸益与噬嗑，以为神农时，已有重卦，则重卦当属神农，重卦既为神农，则文王演易，必当有辞，遂疑卦辞爻辞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辞不应有岐山箕子东邻诸文，遂又疑爻辞为周公作，重忄比贝?缪，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与六经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陈邵更加伏羲，此犹许行并耕，上?神农，老庄无为，高谈皇古，乃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宋儒之学，过求高深，非但汉唐注疏视为浅近，孔孟遗经亦疑平易，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觉者，其说易以孔之之易为未足，而务求之道家，亦犹其解各经，疑孔子之言为未至，而间杂以二氏也，宋时一代风尚如此，故陈邵图书盛行，以朱子之明，犹无定见而为所惑，元明以其书取士，学者不究本义，而先观九图，遂使易学沈霾数百年，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黄宗羲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川田河，易道大兴，吾不知田知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锡瑞案黄氏此说，但取王弼注与程传之说理者，而尤推策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非出于易，不过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陈邵之图，为易外别传，乃彼道家自认不讳，吾儒家犹据以说易，斯可谓大惑矣，近世学者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黄氏言，尽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图略，遍斥纳甲纳音卦气爻辰之失，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
　　四库提要易类曰，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挍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又惠栋易汉学提要曰，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锡瑞案以孟京陈邵均为易外别传，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谓天文算术，陈邵即所谓方外炉火，汉之孟京，宋之陈邵，既经辞辟，学者可以勿道，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易通释六通四辟皆有据，依易图略复演之为图，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学，易章句简明切当，亦与虞氏为近，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经，无望洋之欢矣，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言易候，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颛门，存此一线，治颛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若欲先明义理，当观王注而折衷于程传，亦不失为易之正传。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王注程传，说易主理，固不失为易之正传，而有不尽满人意者，则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传言理不言数也，易本卜筮之书，伏戏画卦，文王重卦，皆有画而无辞，其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当时必有口说流传，卜人筮人，世守其业，传其大义，以用于卜筮，学士大夫，题有通其说者，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辞，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义，而易本为卜筮之用，不得专以空言说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数以明义，若但空言说理，孔子自可别撰一书，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论之，说易不可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解箕子为ぼ兹，或诩其说曰，非王弼辈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赵宾说，孔颖达不能申明之也，众唯唯退，门人进曰，正义者，奉王弼为准绳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臾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族兄凯，为刘表女婿，凯生业，业生二子，长宏，次弼，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弼天资察慧，通亻隽卓出，盖有见于说易者支离传会思去伪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变之非而用反对，知五气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见其胜也，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改换其皮毛，而本无真识也，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类预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虚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然于观则会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听不明之传，似明比例之相同，观我生之爻，颇见升降之有合，机之所触，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贯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实，称道者徒饫其糠秕，讥刺者探其精液，然则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论不议也，锡瑞案焦氏易学，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焦氏补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兹，王氏读箕子为其兹，以兹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以其子解箕子，与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说易，亦与王注读彭为旁，借雍为瓮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为之补疏也。
　　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焦循以假借说易独辟畦町其易话韩氏易一条，引韩诗外传云，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据贤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ゾ，疾据五?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以困于骊氏，疾据各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也，以疾据贤入，解据于蒺藜，则借蒺为疾，由此可悟易辞之比例，汉书儒林传称韩婴亦以易授入，推易意而为之传，于引可见其一端，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如借?为底，借豚为Т，借豹为约，借鲋为附，借鹤为?，借羊为祥，借袂为?，皆韩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论曰，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礻勺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礻勺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礻勺，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相贯，而声近则以借而通，盖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春之为蠢，秋之为愁，岳之为粗，岱之为代，华之为获，子之为滋，丑之为纽，卯之为冒，辰之为振，仁之为人，义之为我，礼之为体，富之为福，铭之为名，及之及汲，葬之为丧，栗之为栗，蜘蛛之为踟蹰，ォ澜之为芄兰，无不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故闻其声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平也，则以雉名官，欲其<九勹>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典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切要矣，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A081]归，发忽蒜而知算尽，履露卯而识阴谋，即杨之通于扬，娣之通于ㄗ也，梁间文沈约等集，有药名将军名邵名等诗，唐权德舆诗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宣秉石崇纪信张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陆龟蒙诗，佳句成来谁不伏，神丹偷去亦须防，风前莫怪携诗藁，本是吴吟荡桨郎，伏神防风藁本，即蒺藜苋陆之借也，温庭筠诗，并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园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园棋为远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双陆之名，借为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为逸民，匪躬之故为臣节，借为当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为拇，合坎弓艮瓜而弧，即孔融之离合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
　　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能变通即能行权，所谓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论语孟子已质言之而卦书之所之，其比例齐同，有似九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乎辞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以索算数也，惟其中引申发明，其辞之同有显而明者。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蛊与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复敦艮敦临，同人于郊，需于郊之类，多不胜指数。又多用六书之转注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假借如借?为需。说文，借蒺为疾，韩诗外传。借豚为Т。黄颖说，借祀为已。虞翻。推之鹤即?，祥即牵羊之羊，禄即即鹿之鹿，衤勺即纳约之约，拔即寡发之发，昧即归妹之妹，?即德积之积，沛即朱绂之绂，彼此训释，实为两汉经师之祖，其声音相借，亦与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锡瑞案焦氏自明说易之旨，其比例通于九数，其假借转注本于六书，而说假者借之法尤精，可谓四通六辟，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为触类之引申，凡难通者无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说易近于傅会，不知卦名每含数义，不得专执一义以解，专以本义解之，爻辞多不可通，如革卦之义为改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则借为皮地，据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为改革，是皮革为革字本义也，六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亦取象于虎豹之皮，而取义于皮革，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犋，故曰大人虎变，大夫士鹿幦豹犋，故曰君子豹变，君称大人，大夫士称君子，云小人革面者，盖庶人役车，其幦以犬羊之?享为之，无虎犋豹犋，故曰革面，若以革面为改头换面，古无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无虚文设言者，如贲卦之义为贲饰，初九贲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饰其趾，世岂有文饰其足趾者，正所谓饰粉黛臆，缀金翠于足趾矣，贲当假为偾，取偾车之义，左氏传郑伯之车偾于济，贲其趾谓偾车伤其足，故舍车而徒也，六二贲其须，须乃须髯，孔疏云，似贲饰其须世岂有文饰其须髯者，殆有如湘东王子方诸踞鲍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矣，贲当假为班，谓须髯斑白也，凡此等皆专执一义，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义通之，而后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当信其必非传会矣。
　　论易说多依?不当崇信伪书
　　困学纪闻云，经说多依?，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题愈作也，锡瑞案关子明传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寿翁，明言两书皆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师愈作，今两书已罕见称述，惟子夏易传见隋唐志，刘知几辨其伪，晁以道以为唐张弧作，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李鼎祚王应麟所引，绵今本所无，不但非子夏书，并非张弧书，或以为汉杜子夏作，又或以为韩婴丁宽，皆传会无据，不足辨，而论易之伪?，尚不止此数书，如连山归藏，汉志不载，归藏或以为晋辞正所得，或以为唐长孙无忌所得，连山隋刘炫作，郑樵信以为真，不知连山归藏，与蝗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皆可不论，先天后天之图，汉以来所未见，宋陈抟始创为龙图，朱子以龙图为伪，更求真图，不知此皆道家修炼之图，与易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更可不论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经皆孔子手定，凡出于孔子之后者，不得为经，即出于孔子之前者，亦不得为经，圣人则河图洛书，系辞传明言之，然圣人既则图书而作易，学者但求之于易，不必求之图收，犹春秋本鲁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圣人既据鲁史而作春秋，学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鲁史，庄子云，筌者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河图洛书与鲁春秋，正庄子筌蹄之类也，后儒不明此旨，惜图书不可见，惜未修春秋不可见，不思孔子之经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伪应之，如连山归藏河洛之图，皆无益于经，而反泊经义，岂非高明好奇之过哉，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今见大戴礼本命篇，而子政以为易大传，与史记引系辞为易大传正同，又经解引易曰，差若毫?，缪以千里，今见易纬而引为易经，则汉以前传本，或与今本不同，今本以杂经文，序卦杂卦盖出东汉以后，十翼之说，亦出郑学之徒，宋人订古周易，欲复圣经之旧，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经出义文，不当以孔子所作之传杂之，而不知经实出孔子，不当以弟子所作之传杂之也。
　　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签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周渔?之曰，然则孔子当日何用三绝韦编，而所称加年无大过者，岂终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锡瑞案朱子以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其说大误，然其误亦有所自来，伏羲画卦，虽有占而无文，而亦寓有义理在内，系辞传谓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通神明类万物者，必有义理，口授相传，焦循曰，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其旁通行动之法，当时必口授指示，久而不传，文王周公以辞明之，即明其当日口授指示者也，学者舍其辞，但观其卦，则此三百八十四画，遂成一板而不灵之物，如某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按图排之，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不敢动移一步，又何用乎其为某也，六十四卦，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谱也，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某而不知有谱者也，焦氏之说极通，惜犹拘于旧说，以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若更定之，于重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辞明之，改为孔子辞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去文王击公四字，则更合矣，而据其说，可知伏羲作易垂教，当时所以正人伦，尽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内，意必有义说，寓于卜筮，必非专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说加详，卜人筮人口授相传，以其未有文辞，故乐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义理，不可诬也，或疑止有画而无辞，何得有义理在内，既有义理，则必著为文辞，是又不然，左氏杂采占书，其占不称周易者，当是夏殷之易，而亦尝不具义理，若无义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观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盖失其义，专言祸福，流为巫史，左氏所载，焦循尝一一辨其得失，曰，易于春秋，淆乱于术士之口，谬悠荒诞，不足以解圣经，孔子所以韦编三绝而翼赞之也，昭七年传一条，以灵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为灵公之名，此与阳虎占泰之需，以帝乙为宋乙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签妖谶，去古筮法远矣，据此是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以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当即朱子之言而小变之曰，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辞如签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则其说分明无误矣。
　　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于术数，不欲以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如京房卦气，原出历数，唐一行言历行孟喜卦气。扬雄太元推木浑天，其数虽以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并不知有汉历，谓孔子据汉历作易，断断乎不然也，陈抟龙图，本是丹术，邵子衍数，亦原道家，其数虽似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亦不知有道书，谓孔子据道书作易，断断乎不然也，此两家准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则其学虽各成一家，皆无关于大义，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论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徵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参同契见引于虞氏，而专言坎离之旨，已与易重乾坤不同，阴阳五行蓍龟杂占，汉书?文志别出之于后，未尝以溷于易，诚以先圣大义，非可以九流众技参之，即蓍龟十五家，实为卜筮之书，而但言占法，不言义理，亦不得与易十三家并列于前，古人别择之严如此，所以尊经而重道也，又况后世臆造委巷不经之书乎，汉人之书，自太玄参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传术数，多出唐宋以后，提要既别出于后，不入易部，学者更可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存目诸书，取资甚鲜，即收入经部者，亦多节取其长，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能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汉人易义，传世甚鲜，惟郑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于汉末，距魏王弼时代不远，其前通行之本，出于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汉碑引易为当时通时之本，姑举数条证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艾月}?辞，隶释云，碑以{艾月}为爻，?即系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证，所谓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百石卒史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赞神明，碑以演易系辞，属孔子说，则亦必以系辞为卦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今系辞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赞神明属孔子说，则亦必以圣人作易属之孔子，此二碑皆汉人遗说，以卦爻辞为系辞为孔子作之明证也，若其字句与今不同，而与古说合者，如蔡邕处士溷叔则碑云，童蒙来求，与释文一本作来求我合，足证今本之误脱，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云，蒙昧以彪，胡广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与释文郑曰包当作彪，彪文也合，足证郑义之有本，卫尉卿衡方碑云，恩隆夳，威肃剥川，川即坤，则夳亦即泰，与说文Ａ３古文泰合，足证汉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娄寿碑云，不可营以禄，堂邑令费凤碑云，不营荣禄，边韵老子铭云，禄执弗营，与虞氏易作营合，足证营训营惑，而孔疏训为荣华之非，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晖光日新，与释文郑以日新绝句合，足证王注以浑光日新其德为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马蠲害，与释文子夏作抍合，足证唐开成后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桥公庙碑云，亦用齐斧，与释文子夏傅及众家并作齐斧合，足证今作资斧之非，安平相孙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汤之苗，至于东?口大{?亡}<并戈>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隶释引班孟坚幽通赋云，东厸Ａ４而歼仁，注云，厸古邻字，谓纣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语，盖出于此，则是以?口为厸，以<并戈>为歼，或为戕也，与坊记引易此文，郑注曰，东邻谓纣，孔疏易与左传云，说者皆云东邻谓纣合，足证王孔疏拨弃古义不解东邻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衷，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岂，侯果，蜀才，翟元，韩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观，孔颖达三十余家，释文云，张?易集解二十二家，钟会，向秀，庾运，应贞，荀?，张辉，王宏，阮咸，阮浑，杨又，王济，卫?，栾肇，邹湛，杜育，杨瓒，张轨，宣舒，刑融，裴藻，许?，杨藻，释文所引诸家，于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黄颖尹涛三人，张?书今不传，但传释文与李鼎祚书，汉人易说亦不多，汉碑可以补其缺也。
　　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
　　圣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设教之意，汉艺文志曰，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歆移博士书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记汉书载汉初经师之传，惟易最详，盖以此也，乃至汉后，而汉初说易之收无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传圣人之经，幸存于秦火之余，而经义卜法，尽亡于汉代之后，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汉艺文志蓍龟十五家，龟有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书二十八卷，一家，盖重龟而轻蓍，古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左氏传云，蓍短龟长，不如从长，史记日者列传专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汉兴而有，是古重卜轻筮之证，自汉以后，鲜有用龟卜者，灼龟占墨之法，虽略见于注疏，其详不可得闻，唐李华所以有废龟之论也，惟筮法犹传于世，详见于朱子书，朱子以韩?胄专权，欲上书极谏，门人请以蓍决之，是朱子尝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钱代蓍，出于火珠林，陈振孙书录解题，卜筮类火珠林一卷，无名氏，今卖卜掷钱占卦，尽用此书，朱子语类云，火珠林犹是汉人遗法，盖其法亦有所本，仪礼士冠礼注曰，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拆钱则八也，项安世家说，今占家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拆此即两少一多，少阴爻也，两面一背为单，此即两多一少，少阳爻也，俱面者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为老阴爻也，俱背者为重，重者单之，此即三少，为老阳爻也，盖以钱代蓍，一钱当一揲，钱大昕曰，贾公彦疏，本于北齐黄庆隋李孟η二家，是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拆之名，与今不异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锡瑞案据诸家之说，掷钱占卦，是由揲蓍而变，故朱子以火珠林为汉法之遗也，越人鸡卜，载在史记，鼠序卜黄，列于汉志，此等小数，犹可占验，况掷钱本古人遗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诚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诚敬，则虽得蓍龟而占之，亦将如汉志所，云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矣。
　　《书经》
　　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
　　雨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沿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分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而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汉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皆今文立学者也，费氏古文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学者也，其后今文立学者皆不传，古文不立学者反盛传，盖自东汉以来，异说渐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谓今古文之分，尚书最先者，史传儒林传举汉初经师，诗自申培公辕固生韩太传，礼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母生董仲舒，皆今文无古文，惟于尚书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困以起其家，是汉初已有古文尚书，与今文别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也，谓今古文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者，太史公时，尚书立学者惟有欧阳，太史公未方受书何人，史记引书多同今文，而汉书儒林传云，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然则史记引书为欧阳今文乎，抑安国古文乎，此难辨者一，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又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后汉书儒林传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据此则汉时古文尚书，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书，一张霸之百两，一杜林之漆书，此难辨者二，东晋梅颐献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孔颖达作疏，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为张霸伪书，宋儒以孔安国书为伪，近儒毛奇龄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本于杜林漆书者为伪，阁若璩惠栋，则以孔氏经传伪伪，马郑所注本于杜林者，即孔壁真古文，刘逢禄宋翔凤魏源，又以孔氏经传与马郑本于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难辨者三，锡瑞案张霸书之伪，汉书已明辨之，孔安国书之伪，近儒已明辨之，马郑古文尚书出于杜林者，是否即孔壁真古文，至今犹无定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也，若唐玄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乃以当时俗书改隶书，与汉时今文不同，文献通考曰，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时又有古文尚书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据，阮元曰，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
　　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汉时所谓今文，今谓之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与孔庙等处汉碑是也，汉时所谓古文，今谓之古籀，世所传钟鼎石鼓与说文所列古文是也，隶书时通行，故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古籀汉时已不通行，故谓之古文，犹今人之视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史记儒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锡瑞案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见许氏说文自叙，伏生为秦博士，所藏壁中之书，必与壁同为古文，至汉发藏以教生徒，必易为通行之隶书，始便学者诵习，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始用篆文书不通行，后卒改用今体楷书，观今人不识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汉人不识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汉时立学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学也，古文尚书之名，虽出汉初，尚未别标今文之名，但云欧阳尚书夏侯尚书而已，刘歆建立古文尚书之后，始以今尚书与古尚书别异，许慎五经异义，列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是其明证，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则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能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然而译语者未尝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译字之人，必华夷两通而后能之，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如伏生欧阳生夏侯生孔安国，庶几当之，余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读之之义，不专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谓以博士本读壁中本而言，其如予王父段先生言，详见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案段氏解读字甚精，龚氏通翻译，解读字尤确，据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异之故，学者不必震于古文之名而不敢议矣。
　　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与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伏生传经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汉书?文志，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无所谓二十八篇者，乃孔颖达正义云，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锡瑞案，此引论衡法四七宿之说，而遗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谓孔臧书不可信，王引之谓二十八篇之说，见于伪孔丛子，及汉书刘歆传臣瓒注，盖晋人始有此说，据段王说，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孔臧书即伪孔丛子所载也，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文选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论衡言宣帝时，与别录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陈寿祺皆以论衡为传闻之误，则其言尚书篇数，亦不可信，而即论衡之说考之，亦自有不误者，正说篇云，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据此则王仲任亦以为伏生传晁错，已有二十九篇，与马班说不异，其以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盖当时传闻之辞，仲任非必坚持其说，而其说亦有所自来，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鸿范十一，大诰十二。叶梦得云，伏生以大诰列金滕前。金?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康王之诰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释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马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故或谓今文二十九篇，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以大誓当一篇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是也，或以书序当一篇者，陈寿祺左海经辨是也，案以书序当一篇，经义述闻已辨之矣，以大誓当一篇，大誓答问已辨之矣，当从大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数大誓书序为是，惟龚氏论夏侯欧阳无增篇，无解于释文，所云欧阳夏侯既无增篇，又并二篇为一，则仍止二十八，而无二十九矣，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康诰即康王之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博士乃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而搀入大誓，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欧阳又分大誓为三，所以篇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书，汉立学，今传诵者也，孔氏壁藏之书，汉不立学，今已不传者也，书既不传，则真伪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数，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数，史记儒林传曰，逸书得十余篇，汉书?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书正义曰，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华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ぁ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ぁ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锡瑞案孔疏以伪孔古文为真，以郑注古文为伪，诚为颠倒之见，而所数篇目，必有所据，其引郑注书序益稷当作弃稷，ぁ命当作毕命，云增二十五篇，据伪孔序文，宝当作二十四，盖作伪孔书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数泰誓与序，遂误以为二十八篇，而不知当数康王之诰也，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汉书?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二说不同，桓云四十五卷盖不数序，五十八篇兼数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则并数序，五十七篇不数武成，武成正义引郑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故比桓谭时少一篇矣，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可据，俞正燮谓?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与众本皆不应，七是误文，正义引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八亦误文，轻诋前人，殊嫌专辄，龚自珍不信大誓，极是，而必以为博士无增大誓之事，则二十九篇之数不能定，乃谓刘向龚称五十八，班固龚称五十七为误，即亦未尽得也。
　　论沿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孔子所定之经，惟尚书真伪难分明，至伪中作伪，屡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为秦时燔经，尚书独受其害，汉书?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据此则易诗二经皆全，未尝受秦害也，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则礼虽因焚书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传，今犹完全，亦未尝受秦害也，独尚书一经，史记云，秦时焚书，亡数十篇，汉书云，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论衡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遗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又云，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徵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较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据此则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残缺不全，王充且以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于中而不得见，学者既不得见，而徒闻百篇之名，遂有张霸出作伪，后之作伪孔古文者，正袭张霸之故智也，张霸民孔皆伪，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为孔壁真古文，而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真伪难明，史汉皆不具其篇目，刘逢禄以为逸周书之类，非真古文尚书，证以刘歆引武成即逸周书世俘解，似亦有据，其书既亡，是非莫决，此因泰燔亡失而篇名多伪者也，一则今文古文，尚书分别独早，孔壁古文藏于中秘，刘向以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秘百篇校张霸，皆必是真古文，后遭新莽赤眉之乱，西京图籍，未必尚存，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马郑本之以作传注，所谓古文遂行也，此漆书或是中秘古文，遭乱佚出者，杜林作苍颉训纂苍颉故，汉书云，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杜既精于小学，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认，故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皆据以为善本，许慎师贾逵，说文所列古文，当即贾逵所传杜林漆书一卷，故其字亦无多，或以为杜林见孔壁全书，固非，或又以漆书为杜林伪作，亦非也，说文<黹分>字注引卫宏说，隋书经籍志古文官书一卷，后汉卫敬仲撰史记儒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皆引作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卫宏传杜林之学，官书一卷，盖本杜林，东汉诸儒，多压今文以尊古文，马融诋为俗儒，郑君疾其蔽冒，于是伪孔所谓隶古定，乃乘虚而入，目唐卫包改为今文，而隶古定又非其旧，于是宋人之伪古文，又继踵而起，而据经典释文叙录曰，今齐宋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谓按此则唐以前久有此伪书，盖集说文字林魏石经，及一切离奇之字为之传，至郭忠恕作古文尚书释文，此非陆德明释文也，徐楚金，贾昌朝，夏辣，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见之，公武刻石于蜀薛季宣取为书古文训，此书伪中之伪，不足深辨，今或以为此即伪孔序，所谓隶古者亦非也，又谓按尚书自有此一种与今本绝异者，如郭氏璞说茂才茂才，贾氏公彦说三岳三海，释元应说高宗梦寻说?水砥?丹，陆氏德明说?徽五典，孔氏颖达说壁内之书治皆作乱。颜氏师古说汤Ａ５奴Ａ５，徐氏锴说才生明说??殳，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声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识优于江。据此则伪中之伪，至于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者也。
　　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
　　篇名文字多伪，皆属古文，古文有伪，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固无伪也，史汉皆云，伏生得书止二十九篇，论衡则云，伏生老死，书残不竟，则伏生所得不止此数，当以史汉为是晁错帝时已大用，受书伏生在文帝时，儿宽受书欧阳生，孔安国非晁错所传授，论衡多闻之失，惟以发孔壁在景帝时，足证汉书之误，史汉与论衡虽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固昭昭也，史汉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数十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谓博士以尚书为备，臣瓒汉书注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汉时谓尚书唯有二十九篇，故以为备，尚书不止此数，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则虽不备，而不得不以为备矣，史汉与博士说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又昭昭也，全经几烬，一老?遗，以九十余岁之人，传二十九篇之经，又有四十一篇之传，今虽残缺，犹存大略，其传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者，确乎可据，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西方上下六宗之义可寻，三才四时七政之文具在，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守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并金?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义，必不可创新解而背师说者，其后三家之传，渐失初祖之义，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是用大夏侯说，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说，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白虎通以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说，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说详见后。古文后出，异说尤多，马郑以璇机玉衡为浑天仪，背伏生旋机北极之说五矣，马郑又以日月五星为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时之说六矣，刘歆以六宗为水火雷风山泽，贾马许以为日月星河海岱，郑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说七矣，马郑训肇十二州之肇为始，分置并幽营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说七矣，郑以?祖犹周明堂，背伏生归假祖祢之说九矣，马以鸟兽为┺虚，背伏生鸟兽咸变之说十矣，七始训古文作在治忽，郑本又作习，解为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说十一矣，马郑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国，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说十二矣。说详见后。刘歆欲立古文，诋博士是末师而非往古，试问传尚书者，有古于伏生者乎，岂伏生大传不足信，末师之说乃足信乎，郑君为大传作注，可谓伏生功臣，乃于虞传六宗，夏传三公，周传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礼为说，又谓虞传仪当为义，以传合羲仲，洪范容当为睿，而改从古文，则郑君之于伏书，亦犹注礼笺诗，杂糅今古，而非笃守伏书者矣，近儒王鸣盛说牧誓司徒司马空，以伏生为不可解，段玉裁说金?以今文为荒谬，彼袒护古文者，犹不足怪，孙星衍始治今文，于多方泥于郑注践奄在摄政时，谓大传不出自伏生，陈乔枞专治今文，乃于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两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此经义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师说，诚无解于孔颖达叶不归根之诮矣。
　　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
　　汉武帝立博士，尚书惟有欧阳，太史公尚书学，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亲受伏生，当是欧阳生所传者，陈寿祺曰，司马子长时，书惟有欧阳，所据尚书，乃欧阳本也，臧琳经义杂记，分别史记引尚书为今文，马郑王本为古文，已列尧典一篇，余可类推，其说甚是，今考史记一书如大麓是林麓，非录尚书，百揆即百官，匪云宰相，尧太祖称文祖，异于祢祖之亲，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国之爵，舜年凡百岁，见徵庸三十之认，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内。九官十二牧，四岳，即在十二牧内，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属衍文，予乘四载，更当分列戛击鸣球以下，记自虞史，伯夷明喜起之歌，义即舜传，大禹般庚属小辛时作，比于陈古刺今，微子咨乐官乃行，何与剖心胥靡，太师少师皆乐官，非箕子比千，多士文兼毋佚，意在两义互明，君?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摄，成王开金匮，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赐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鲁公就国，誓众征戎，秦伯封ゾ，惩前悔过，皆与古文不合，而与大传略同，惟文王囚?里之后，乃出戡耆，箕子对朝鲜之前，已先访范，此二事与大传年代先后稍异耳，司马贞索隐，凶与伪孔古文不符，谓史公采杂说非本义，此其谬人皆知之矣，汉书谓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多古文说，其言亦无确证，陈寿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纪之载尧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饥，五品不训，归至于祖祢庙，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纪之载禹贡维???苦。荥播既都，周本纪之载洪范毋侮鳏寡，文字皆与今文吻合，则所谓多古方说者，特指其说义耳，段玉裁曰，按此谓诸篇有古文说耳，非谓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经异义每云古某说今某说，皆谓其义，非谓其文字，如说内于大麓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不云大录万机之政，说禹贡云，天子之国千里，以外甸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说洪范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说微子云，大师若曰，今诚得治国，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说金?，虽用今文说，而亦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说之异于今文家，约略可言者也，锡瑞案史迁从安国问故，史记所未载，不知班氏何据，若史记所引尚书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于贾马古文，思曰睿与曰涕，同于马郑古文，若大麓不作大录，是用欧阳说，与夏侯异，大师不作父师，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费，特不同于论衡一家之说耳，金?在周公薨后，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异，而又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虽与论衡引古文说颇合，而以为公归政后，与马郑古文避居之说不同，皆不足为史记用古文说之证，自孙星衍以后，皆误用班氏说，以为史记一书引尚书者，尽属古文，于是尚书今古文家法大乱，不知分别家法确有明徵，非可执疑似之单文，扌?昭晰之耳目，孙星衍过信班氏，其解金?误分史记以居东为东征与毛诗同者为古文说，郑以周公居东，在成王礻覃后者为今文说，而无以处论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为古文者，今文亦古说，岂知论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诬古人，岂不谬哉。
　　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孔壁古文罕传于世，至东汉卫贾马郑，古文之学渐盛，其原出于杜林，与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据，至东晋伪孔古文出，唐以立学，孔颖达见其篇目与马郑异，乃强谓马郑为今文，近入皆知孔疏之谬矣，而又误执班志迁书多古文说，遂以史记所载皆属古文，而无以处马郑与史记，异者，又强谓马郑为今文，夫史记据欧阳尚书，明明属今文矣，而必以为古文，马郑据杜林漆书，明明属古文矣，而必以为今文，则谓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非过论也，经义最久远难分明者，莫如尚书，经义最有确凭据者，亦莫如尚书，尚书之确凭据，首推伏生大传，次则司马史记，其说已见前矣，又次则白虎通德论，多载今尚书说。陈寿祺曰，白虎通义用今文尚书。如琮璜五玉，?鹿二牲，九族亲睦，兼列异闻，三考黜陟，不拘一义，放动非号，说见于郊天，伯夷不名，义彰于敬老，鸣球堂上，尤贵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为封禅之礼，考绩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别，受铜即位，大敛即可称王，改朔应天，太平亦须革正，周公薨当改葬，叔封据平安，皆不背于伏书，亦无达于迁史，白虎通为今文各经之总汇，具唐虞三代之遗文，碎璧零?，均称环宝，虽不专为尚书举证，而尚书之故实典礼，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书者，于伏传史记外，当以此书为最，他如两汉书纪志传之引尚书，汉碑之引尚书，以汉家四百年之通行，证伏书二十九篇之古义，虽不能备，而尚书之大旨，可以了然于心，而不为异说所惑矣，至于孔壁古文，久已不传，其余真伪难明，或且伪中作伪，既无裨于经学，学者可姑置之，与其信疑似难明之古文，而乡壁虚造，不如信确实有据之今文，而抱缺守残，尚书本出伏生，不当求书义于伏生所传之外，儿宽受学与欧阳生，又受学于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出于宽，是安国古文之传，已并入欧阳夏侯，更不当求书义于欧阳侯三家之外也。
　　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方说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
　　古文尚书之名旧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为断，古文置之不论，其说似乎骇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无师说，凡今文早出有师说，古文晚出无师说，各经皆然，非独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或略缀以文字，如后之释文校勘记，亦未可知，要之必无章名训义，汉书孔光传曰，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案此孔安国古文尚书，但有经而无传之明证也，汉人重家法，欧阳生至歙八世，皆治欧阳尚书，霸为安国从孙，如安国有师说，霸岂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则孔氏之家学，转在夏侯，而非传安国矣，盖古文无师说，博士必以今文师说教授，故夏侯师说，有与古文尚书相出入者，班氏世习夏侯尚书，汉书引经，与史记引欧阳说颇不同，而汉书又间用古字，其异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谓起其家者，不过守此孤本，传为家学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之孔壁，卫贾马郑，递相授受，马融以为绝无师说，郑亦不注逸书，观于逸书之无师说，又安国古文尚书，有经无传之明证也，有经而无师说，与无经同，况并此真经而亡之，乃以赝鼎乱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有，有古文说，盖创始于刘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说义可方教授，周礼左氏传，皆由刘歆创通大义，有明文可据，则古尚书说出于东汉之初者，亦由刘歆创立可知，如以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以六宗为乾坤六子，以父师为箕子，以文王为受命，九年而崩，歆说至今可考见者，皆不与今尚书说同，是其明证，刘歆为国师，王璜涂恽皆贵显，涂恽授桑钦，则汉书禹贡引桑钦说，又在刘歆之后，汉书地理志，于禹贡引古文说，必分别言之，则其余皆今文可知。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盖出卫宏贾逵，亦或本之于歆，卫贾所作训今不传，郑君书赞曰，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郑注古文尚书，多本于卫贾马，今马郑注解，犹存其略，而郑不同于马，马又不同于卫贾，盖古文本无师授，所以人自为说，其说互异，多不可据，不当以卫贾马郑后起之说，违伏生最初之义也。
　　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
　　郡县有时而更，山川终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尔雅注曰，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据此则禹奠高山大川之后，始一一为之定名，相传至今，其支峰支注，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终古不易，即或山有崩坏，水道有迁从，而准其地望，考其形势，大致犹可推求，禹贡一书，为后世山经水记之祖，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皆全载其文，汉志又于郡县下，备载禹贡某山某水，在今郡县其处，汉时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后之治禹贡者，吾惑焉，经有明文，习而不察，其数可稽者，乃释以<黹页>预之辞，此大惑者一，汉人引经有明文，诳而不信，其地可据者，反传会不经之说，此大惑者二，试举数条证之，禹贡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经明言九山九川九泽，则必数实有九，注疏及以九州之山川泽解之，据史记云，道九山道九川，其为实有九数，而非泛说九州可知，今以经文考之，岍及岐至于荆山一也，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倾朱围鸟鼠至于太华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れ家至于荆山七也，内方至于大别八也，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九也，盖山之数不止于九，而脉络相承，数山实是一山，故经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得九数，史记索隐曰，?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れ冢内方岐，是九山也，其说不误，惟专举为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数山之故，又误?文山为岐，岷史记作汶或作?文，?文与岐相似致误，索隐岍作?，岷作?文，与今文合，盖出今文遗说，后人不能订正误字，又不能按合经文，故索隐虽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隐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为九川，按之经文，其数?合，漾作瀁，亦与今合，足见其说皆出今文，九泽索隐无说，以经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泽四，云梦五，荥波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其数亦?合，雷夏彭蠡震泽菏泽，经明言泽，云梦孟猪大野以泽名，见周礼职方，荥泽见左氏传，都野泽见水经。即猪野，猪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泽三泽，或一州无一泽，盖无一定，非若职方每一州一泽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见王逸楚辞注，是云梦即云泽，若分为二，谓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则有十泽，非止九泽矣，此大山川明见经者，人且忽而不察，自来说禹贡者，无一人能确指其数，何论其他，九河当从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凶在成平东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汉志东光有胡苏亭成平?池河，民曰徒骇河，鬲平当以为鬲津，皆与许商说同，班固许商皆习夏侯尚书者，若王横言九河之地为海所渐，乃古文异说不可从，三江，汉志会稽郡吴县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阳郡芜湖中江出西南，据水经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则汉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脱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为三江，九江，史记云，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汉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余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汉，合湖汉水为九入江，则九江在汉庐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传会山海经，以九江为洞庭，近治禹贡者多惑之，案古有云梦，无洞庭，至战国时，吴起说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苏秦说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苍梧，张仪说秦王，言水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辞，屡称洞庭，而云梦罕见称述，至汉以巴邱湖为云梦，又言云梦，不言洞庭，盖水道迁徒而异名，要与九江无涉，山海经太史公所不敢言，岂可据以证禹贡乎，山海经疑战国人作，必非禹时之书。九河三江亦多异说，九河或并简?为一，三江或并三江为一，庾仲初以后各创新说，反疑汉志是职方三江，非禹贡三江，又汉志大别在安丰，而或以为翼际，东陵在金兰，而或以为巴陵，皆与古说不同，胡渭禹贡锥指有重名，亦多惑于后起之说，惟焦循禹贡郑注释，成蓉镜禹贡班义述，专明古义，治禹贡者当先观之，郑引地记与班志微不同，盖各有所据，郑以九江孔殷为其孔甚多，因桓是来，桓是为陇坻之名，颇近于新巧，乃古文异说不必从。
　　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
　　陈沣曰，洪范九畴，天帝不锡鲧而锡禹，此事奇怪，而载在尚书，反复读之，乃解所谓我闻在昔者，箕子上距鲧与禹千年矣，天帝之锡不锡，乃在昔传闻之语也，洪范之文，奇古奥博，千年以来，奉为秘宝，以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闻如此耳，至以为龟文，则尤当存而不论，二刘辈乃或以为龟背有三十八字，或以为惟有二十字，从为臆度，徒为辨论而已，孰从而见之乎，洪范以庶徵为五事之应，伏生五行传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极与五事为六，又以五福六极分配之，汉书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刘向治?梁春秋，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沣谓此汉儒术数之学，其源虽出于洪范，然既为术数之学，则治经者存而不论可矣，锡瑞案经学有正传，有别传，洪范五行，犹齐诗五际，专言术数，皆经学之别传，而洪范之五行五事皇极庶徵五福六极，明见经文，非比齐诗五际存于传说，尤为信而有徵，不得尽以为汉儒术数矣，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古时天人本不相远，龙官鸟纪以命氏，龙图龟书以授人，所谓天锡当有是事，三国魏时张掖涌石有牛马之形，及大讨曹字，足见祥异之兆，有不可据理以断有无者，安见三代以前，必无石见文字之事乎，岂真如杜镐附会天书云，圣人以神道设教乎，陈氏以为奇怪，不应载在尚书，乃以我闻在昔为传闻之语，殊属非是，周公曰，君?我闻在昔，伊尹格天之类，并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闻在昔，为传闻之怪事，然则周公曰，我闻在昔，亦为传闻之怪事乎，洪范自洪范，春秋自春秋，洪范言阴阳五行，春秋不言阴阳五行，孔子作春秋经，但书灾异，藉以示儆，未尝云某处之灾，应某处之事也，伏生作洪范传，但言某事不修则有某灾，亦未尝引春秋事应洪范某灾也，董刘牵引洪范五行，以说春秋灾异，某灾应在某事，正如汉志所讥，凌杂米盐，董据公羊，刘向据?梁，歆据左氏，三传又各不同，尤为后人所疑，隋书经籍志云，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说不同，而谓伏生之传，惟五行传是其本法，则误以伏生之学，仅有五行，不知尚书一经，皆出伏生所传，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传四十一篇，而洪范五行传别出于后，此以五行传为别传之证，伏生已明著之，隋志袒伪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据，陈氏云，汉儒术数亦少别白，董刘强洪范合春秋，谓之术数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谓之术数不可也，以洪范传为术数，洪范经亦术数乎，五行配五事，见汉志，曰，视之不明其极疾，顺之其福曰寿，听之不听其极贫，顺之其福曰富，言之不从其极忧，顺之其福曰康宁，貌之不恭其极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皆本大传为说，书正义引郑注，惟听聪则致富，与汉志同，余皆不同，盖古文异说，孙星衍以为郑说皆逊于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范图，穿凿支离，与易之先后天图，同一怪妄。
　　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袭不变者，强后人以尽遵前人，固不能行，强前人而豫法后人，尤为乖谬，今文家之说尚书也，唐虞之书，即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说尚书，务创新说，以别异于今文，其所谓新说者，大率本于周官一书，周官出山岩屋壁，汉人多不信为周公所作，即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诸帝王，远在千载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书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乃自刘歆以至马郑鲜知此义，而尚书之制度大乱，今试略举数事言之，如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又分命四子，史记天官书，历书，汉书成帝纪，律历志，食货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传，以及论衡中论，后汉书续汉志，皆以羲和专司天文，四子即是羲和，郑注尚书乃云官名，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职，郑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乱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传云，山龙青也，华?黄也，作绘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出，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报一，续汉与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与服从欧阳说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山龙九章，华?七章，与经五服五章不合，当时诏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传而从周官，郑注又本于欧阳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乱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汉书贾捐之传，盐铁论，说苑，论衡，白虎通说同，惟史记以为天子之国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为贾马说六千里所本，异义，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郑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万里，盖以夏之五服，与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乱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辑五瑞，白虎通瑞贽篇曰，何谓五瑞，谓?璧琮璜璋也，盖璜以徵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以质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传解诂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璧琮璜璋五玉尽亡之也，?以朝，璧以聘，琮以发兵，璜以发众，璋以徵召，与白虎通所施略异，而名正同，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执以为瑞信也，案礼记王制郑注，白虎通爵引礼纬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则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乱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为天地四方，郑引周官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同，律度量衡，同，训齐同，郑引周官典同，以为同是阴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传孝经纬公羊注白虎通风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马融注云，五刑，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以周制说虞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许君谨案此周之此，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云，郑注以为六军之将是也，又引周礼六军将皆命卿，则三代同，与许义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强前人以从后人也。
　　论古文尚书说变易今文乱唐虞三代之事实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据后王面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实，尤未可凭胸而强易之也，伏生大传太史公书所载事实，大致不异，古来口授相传，本是如此，两汉今文，并遵师说，东汉古文，始有异义，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实，不知何本，大率采杂说，凭臆断，为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说出，不仅唐虞三代之制度乱，并唐虞三代之事实亦乱，今略举数事以证之，尧典乃命羲和，专为授时，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别为一事，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言将登用之嗣位，张说盖本汉人扬雄美新云，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是汉人以登庸为登帝位之证，马郑乃连合上文为一事，马云，羲和为卿官，尧之11111111111111111111老死，庶绩多1111阙，故求贤顺四时之职，欲用以代羲和，郑注大传云，尧始得羲和，命为六卿，1111后稍死，?兜共工等代之，马郑以羲和为六卿，登庸为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贤而荐太子之疑，信伪孔以允子朱为允国子爵，而违史记嗣子丹朱之明证，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一也，帝曰，我其试哉，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吾其试哉，论衡正说篇引尧曰，我其试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马郑王本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无帝曰，如其说当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四岳如何试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证，此唐虞之事实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云，舜摄政巡狩，见鲧治水无状，请于尧而殛之，是殛鲧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郑注云，禹治水事毕，乃流四凶，王肃难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如郑说诚无以解王肃之难，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三也，盘庚，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郑云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从居汤旧都，上篇盘庚为臣时事，下篇盘庚为君时事，又云，汤自商从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而不数所迁之殷，与经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经盘庚三篇合为一篇，依郑说，非一时事不当合，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四也，微子，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杀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古文太师作父师，郑云，父师者，三公也，时箕子为之，少师者，太师之佐孤卿也，时比干为之，伪孔传从郑义，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五也，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鲁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步，杀武庚，放殷余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是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异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之书，此说当出于刘歆卫贾诸人，始以我之弗辟为弗避，居东为东辟，不为东征，开金?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郑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王肃以为横造，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六也，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大传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之书，执书以泣，鲁世家，论衡感类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汉书梅福传，杜邺传，儒林传，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公羊何氏解诂说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后，郑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后，史记所载今文书序，与马郑古文书序同，伪孔传云，奄再叛再征，盖本汉人旧说，按之经文，其说不误，郑君误合为一，多方疏引郑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盖谓不应编于多士无逸君?之后，遂启后人多士多方先后倒置之疑，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八也，无逸，石经肆高宗之飨国百年，下接自时厥后，则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为太甲，在周公曰鸣乎下，以后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书于前遗太宗，而于后增祖甲，殷本纪帝甲淫乱国语亦云帝甲乱之，则祖甲非贤主，不当在三宗之例，王肃为调停之说，以祖甲为太甲云，先中宗后祖甲先德后有过，说尤非是，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九也，君?，史记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与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相合，汉书孙宝传王莽传，后汉书申屠刚传皆以为周公摄政时作，古文编列多士之后，马郑遂有不说周公贪宠之说，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十也。
　　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孔广森载氏遗书序曰，君以梅姚售伪，孔蔡谬悠，妄云壁下之书，猥有航头之字，乃或误援伊训，滋元年正月之疑，强执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孔氏此说，最为通达，据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释群疑，惟戴氏非尚书专家其作尚书义考未成，未能发明今文，以津逮后学耳，经定自孔子，传自汉初诸儒，使后世学者能恪遵最先之义，不惑于后起之说，径途归一，门户不分，不难使天下生徒皆通经术，况尚书一经，传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诗有齐鲁韩三家，春秋有公羊?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师也，欧阳大小夏侯既分颛门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后古文说出，初不知所自来，卫贾马郑所说各异既无师授，安有据依，后世震于刘歆古文之名，压于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于学官，古文说盛行，而今文衰歇，于是尚书之义一变，王肃学承贾马，亦远本于欧阳，其学兼通古文，又去汉代不远，使其自为传注原可与郑并行，乃必?名于孔安国，又伪造尚书古文经，后世见其经既增多，孔传又古于郑，废郑行孔定于一尊，伪古文说盛行，而今文尽亡，于是尚书之义再变，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创获，献疑孔传，实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传之可疑，而不知古义之可信，又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说盛行，编书者至改古事以从之，纲鉴辑略一书，改西伯戡黎为武王，微子奔周为武庚，以近儒臆断之空言，改自古相传之实事，于是尚书之义三变，经义既已屡变，学者各有所据，蔽所不见，遂至相攻，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是也，有据蔡传以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有据马郑而攻孔传与蔡传者，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是也，经皆不知导原而上，专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师，甚且信末师以反攻初祖，其说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广森所云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此尚书一经，所以本极易明，反致纠纷而极不易明也。
　　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尝疑卫贾马郑，皆东汉通儒，岂不知今文远有师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诚不解其用意，今细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汉初尚书惟有欧阳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学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皆伏生弟子，所学当无不同，然既别于欧阳而自成一家，则同中必有异，如以大麓为大录是，夏侯胜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是小夏侯又异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号为颛门，此人情好异，学术易变之证，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又增师法至百万言，桓谭新论秦近君，即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即指秦恭而言，盖小夏侯本破碎支离，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厌，古文家乘其敝，而别开一门径，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遂靡然从之，此其故一，一则文字久而致讹，伏生改古文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无刊板印本，专凭口授手钞，讹以传讹，必不能免，观熹平石经残字，及孔庙等处汉碑，字多省俗，不合六书，故桓谭马融，并诋今文家为俗儒，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皆精小学，以古文正今文之讹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诸儒当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义训，则三家之原于伏生者，虽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据故书，如周礼之类，创为新说，古文本无者，以意补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师，拨弃初祖，知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是不能别立一学，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从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虽欧阳夏侯三家立学数百年，从党遍天下，为古文家掊击，而其热渐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乱，而欧阳夏侯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传出，?之于孔安国，年代比马郑为更古，而篇又增多，马郑不注逸书，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郑并行，郑学又渐衰歇，唐以伪孔立学，而郑氏尚书亡，向之攻击三家者，乃与三家同归于尽，大有积薪之欢，甘售赝鼎之欺，岂非好古与喜新者阶之厉哉，夫伏书本藏山之业，而伪孔云失其本经，古文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郑君书赞已有科斗书之说，亦不可信，说见后。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即歆所云，经或脱简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据为今文不如古文之证，案汉书庸生传古文，为孔安国再传弟子，而尧典开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复肾肠，吕刑之劓耳刂?黥，古文与今文不同，当即在七百有余之内，而皆不如夏侯欧阳本之善，据此可见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之明证也，龚自珍说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优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书，以宣武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处廷自博士以迄民间应奉为定为，?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生平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于其余，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邱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案龚氏不信中古文，并疑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书皆有脱简，为刘歆所假?，可谓特见，惟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书既不存，可以不辨。顾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乱，焚烧无余。
　　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
　　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数十篇，未言百篇全数，汉书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焉，凡丰篇，论衡正说篇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书有百篇，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则以为书有百二篇，乃张霸百两所自出，或以古文尚书为百篇，今文尚书为百二篇，伏传书纬及张霸所据皆今文，伏传有掩诰，史记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无明文，不必深究，汉博士以尚书为备，以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则以为书止有此数，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说，案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如尧典见为君之义，君之义莫大于求贤审官，其余巡守朝觐封山?川赏功罚罪皆大事，非大事不书，观此可以知作史本纪之法矣，皋陶谟见为臣之义，臣之义莫大于尽忠纳诲，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两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观此可以知记言问封之体矣，禹贡见禹治水之功，并锡土姓，分别五服，观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书矣，甘誓见天子亲征，申明约束之义，观此知仁义之师，亦必兼节制矣，汤誓见禅让变为征诛，吊民伐罪之义，与牧誓合观，可知暴非桀纣，圣不及汤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见国迁询万民，命众正法度之义，观此知拓拔宏之谲众胁迁者非矣，高宗肜日见遇灾而惧，因事进规之义，观此知汉以灾异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见拒谏速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见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为国当正纪纲，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见吊民伐罪，兼明约束之义，观此知步伐整齐，乃古兵法而非迂论矣，洪范见天人不甚相远，祸福足以儆君之义，观此知人君一言一动，皆关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诰见开国时基业未固，防小腆靖大艰之义，观此知大臣当国，宜挺身犯难，而不宜退避矣，金?见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报功当逾常格之义，观此知周公所以为圣而成王命鲁郊非僭矣，康诰见用亲贤以治乱国，宜慎用刑之义，观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实轻矣，酒诰见禁酒以绝乱源，宜从重典之义，观此知作新民必先除旧习矣，梓材见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义，观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妇必无不得所矣，召诰见宅中图大，祈天永命之义，观此知王者宜监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诰见营洛复政，留公命后之义，观此知君臣当各尽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见开诚布公以靖反侧之义，观此知遗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夺矣，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徵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君?见大臣当和衷共济，闵天越民之义。君?据史记为周公居摄时作，当上列于大诰金?之间。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其量褊矣，多方见绥靖四方，重言申明之义，观此知开国之初，人多觊觎，当以德服其心，不当用威服矣，立政见为官择人，尤当慎选左右之义，观此知命官当得其人，不当干预其事矣，顾命见王者所以正终，当命大臣立嗣子之义，观此知宦官宫妾擅废立之祸，由未发大命矣，康王之诰见王者所以正始，当命大臣保王室，观此知成康继治，几致刑措，有由来矣，甫刑见哀敬折狱，轻重得中之义，观此知罚即赎刑，不可轻用其慈祥悱恻，汉人缓刑书，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见命方伯安远迩之义，观此知襄王时王灵犹赫，惜不能振作矣，费誓见诸侯专征，严明纪律之义，观此知用兵不可扰民矣，秦誓见穆公悔过，卒伯西戎之义，观此知人君不可饰非，当改变以救败矣，知二十九篇之大义，则知论衡所引今文家说，独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据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余左传国语，及诸子书，墨子引书不在百篇之内者，盖非孔子删定之本，大传史记所引逸文，虽非后世伪作，而全篇不可得见，则大义无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伪既莫能辨，尤不当以鱼目混珠，逸周书刘向以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文不能闳深，亦不可以乱经，洪迈谓与尚书辞不相类，陈振孙谓文辞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近人去伪孔古文，而以逸周书入尚书非是，昔人谓读人间未见书，不如读人问常见书，二十九篇皆常见者，学者当宝爱而讲明之，勿从惜不见夫全经，而反而墙于大义也。
　　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
　　西汉马班皆云，孔子序书，东汉马郑皆云，书序，孔子所作，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谁也，孔子也，陈乔枞谓论衡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盖指尧黄序书序，实孔子所作也，据此则书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说同，而今古文之序，实有不同，书正义曰，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捡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锡瑞案伪孔古文尚书序，即马郑之书序，其稍异者见于释文，如金?序武王有疾云，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诰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马本无平字，则其余皆同矣，史记不戴典谟之序，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诰，女鸠，女房，汤誓，典宝，夏社，中[B216]，作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与马郑古文序说略同，惟典宝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让作原命，与古文序作伊陟原命异，仲丁云，书阙不具，河?甲祖乙，亦必有书，史公不云作书，盖省文，盘庚三篇，以为小辛时作，高宗梦得说，序事与古文同，不言作说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师作大师为异，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归兽作归狩为异，洪范分器略同，金?无周公作金?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后，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略同，君?以为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则当在大诰前后，与古文序次异，蔡仲之命虽序事同，无作命明文，其次序亦无考，书正义云，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则与孔本又异，成王政将蒲姑序事同，不言作书，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贿肃慎之命同，肃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书，盖即毫姑之序，孙星衍据之，疑金?秋大熟以下为毫姑文呈入，顾命康王之诰略同，康王之诰作康诰，毕命ぁ命吕刑文侯之命费秦誓略同，惟ぁ作Ａ７，吕作甫，费作?兮为异，文侯之命，以为周襄王命晋文公，秦誓以为封ゾ尸之后追作，此史记引书序，与马郑伪孔书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汉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此盖今文二十八篇为二十八卷又逸书十六卷，并书序得此数也，伏生教于齐鲁之间，未知即用书序与否，而太史公胪举十取其八九，则汉时书序盛行，非俟孔安国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间绝无，则亦犹逸书十六卷，绝无师说耳，马班安能采录，马郑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张霸安能窃以成百两哉，孔丛子与连丛子皆伪书也，臧与安国书曰，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古文乃有百篇耶，学者因此语，疑百篇序至安国乃出，然则其所云弟素以为尧典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者，岂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内外皆有之，是以史记字时有同异，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饥Ａ８，纣受，牧坶，行狩归兽，异母异亩，饣鬼禾归禾，鲁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无逸，息慎肃慎，伯Ａ９伯ぁ，?誓?誓粊誓，甫刑吕刑之类，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异也。
　　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
　　朱彝尊曰，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徵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书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书，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传并出，不知汉孝武帝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锡瑞案宋儒疑书序与伪孔传同出，孔传伪，则书序亦伪，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以序为伏书所无，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书序亦从屋壁中得，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有七证以明之，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证一，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其证二，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证三，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其证四，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证五，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证六，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ず，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证七，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其证八，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其证九，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证十，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证十一，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之序，其证十二，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证十三，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备过半，唯今文为然，其证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其证十五，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阙遗者七十一篇，其证十六，杜予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其证十七，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惟陈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胜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记引书序是今文，马郑伪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尽可信，崔应榴谓书序可疑者有数端，舜典备载一代政事始终，序只言其历试诸难，则义有不尽，伊训称成汤既殁，太甲无年，则与孟子及竹书纪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不与今文合，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则句意为难通，又左传祝?它称鲁曰，命以伯禽，称晋曰，命以唐诰，此二篇何以序反无之，案百篇序无伯禽康诰，孙宝侗顾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无庸深辨，作册毕下脱一公字，故难通，据史记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与伪泰誓不同，伪泰誓从刘歆古文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从史记今文说，九年观兵，十一年克殷，故年岁两歧，序?不误，若舜典序只言历试诸杂，遂开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妄说，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两朝，遂启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为生年之谬论，又如周公东征摄王，成王不亲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误执为周公未摄王之证，周公作君?，史记引序在践阼当国时，古文序列于复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贪宠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记引今文序为断，则得之矣。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
　　尚书以今文为断，经义本自了解，即云不见全经，二十九篇皆完书，无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离其篇次，或搀入伪文，使二十九篇亦无完肤，诚不可解，且其说不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汉以前，今举尧典一篇言之，尧典本属完书，舜事即在尧典之中，故大学引作帝典，而汉传逸书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别有一篇，非尧典杂有舜典也，舜典不传，仅得其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即尧典之明明扬侧陋，至帝曰予闻云云也，历试诸难，即我其试哉，至纳于大麓云云也，郑君亲见逸书者也，其注书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纳于大麓之明证，然证逸书所谓舜典，亦即分裂尧典之文，并非别有一篇，或即从明明扬侧陋分篇，亦未可知，伪孔古文从慎徽五典分篇，盖因马郑之本小变之耳，其后伪中又伪，增入十二字，复增入二十八字，释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颐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阮孝绪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夫尧典为二千年之古籍，开宗明义之第一篇，学者当如何宝爱信从，岂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则舜事已备载，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礼，大政事，不可专说逊位，而逊位历试已见尧典，不可重复再见，乃自伪孔分裂于前，方兴加增于后，当时梁武帝为博士已?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购求遗典，刘炫复以姚书上之，又撰?哲文明十六字，与尧典钦明文思四句相配，伪中又伪，实自东汉古文逸书启之，此刘逢禄宋翔凤所以不信逸书也，赵岐未见逸书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当作舜典，及逸书所载，自有此说，又开舜典补亡一派，阎若璩谓舜往于田，只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其为舜典之文无疑，毛奇龄作舜典补亡，遂断自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采史记本纪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经义考所说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见太平御览皇天部引，史记本纪载使舜完廪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见其为舜典文，圣经既亡，岂末学所能臆补，如以为可臆补，则伪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
　　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或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又?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之，肃以今文?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余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
　　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ウ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
　　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王鸣盛蛾术编戏以虞廷十六字为风俗通所言鲍君神之类，此在今日汉学家吐弃宋学，乃敢为此语，而在当日固无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开万世性学之源，自成汤始，敬仁诚并言始见于此，三者尧舜禹之正传也，此皆出伪古文，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远因二，近儒不尊宋学，斥伪经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废者，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视太学，太傅于谨为三老，帝北面访道，谨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见太子息于木下，诲之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唐太宗自谓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上甚善之，唐总章元年太子上表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从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ぁ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计其委曲，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然而过书举烛，国赖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齐求岑鼎，鲁应以赝，非柳下所许也，古文虽多格言，而伪?帝王则可恶，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宋人重文轻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爱，允济，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则汤之伐桀为自全计，非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则伊尹不曾相太甲，与君?所言及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义违，泰誓三篇数殷纣罪，有刳剔孕妇，?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语，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武数纣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时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训王云，功亏一篑，宋人遂疑汤伐桀后，犹有惭德，武伐纣后，一事不做，君陈以尔有嘉谋嘉猷，为康王语，宋人遂谓康王失言，此皆伪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书缀辑成文，词意亦多牵强不相贯串，如孟子引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夹议夹叙，词意极明，伪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无胃，宁执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无论如何解说，必不可通，似全不识文义者所为，此等书岂可以教国胄，毛奇龄以袒伪古文之故，至谓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伪孔擅改古经，显违孔训，僭妄已极，奇龄不罪伪孔，反归罪于孔子改经，可谓悍然无忌惮矣。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
　　尚书与春秋，皆记事之书，所记之事必有义，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所以省繁复也，故孔子之删书，亦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亦所以省繁复也，古书详略互见，变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尧典兼言二帝合为一篇，圣德则尧详于舜，政事则舜详于尧，是详略互见之法，而作伪者不达此义，别出舜典一篇，以为不应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伪撰二十八字以配尧典，不顾文义，首尾横决，由不晓古书之法也，盘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亲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未尝有重复之义，康诰酒诰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诰洛诰皆言营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尝有重复之义，而伪孔书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皆上中下文义略同，且辞多肤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辞，可移为傅说，傅说之辞，可移为伊尹，伊尹傅说之辞，又可移为大禹谟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无甚区别也，泰誓三篇，皆数纣罪而无甚区别，使真如此文繁义复，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初不犯复，其辞亦无复见，若伪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辞亦多雷同，太甲下与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其文义不谓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终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终，亦雷同语，盖其书本凭空结撰，其胸中义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语，说来说去，层见叠出，又文多骈偶，似平正而实浅近，以比尚书之浑浑灏灏者，迥乎不同，而杂凑成篇，尤多文不合题之失，姚鼐谓古文尚书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谓知言，汉古文学创通于刘歆，伪古文书撰成于王肃，乱经之人，递相祖述，古天子诸侯皆五庙，至周始有七庙，刘歆以为周以上皆七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伪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后世遂引为商时七庙之证，此肃本之于歆者也，异义，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见顾命而无三孤，伪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汉书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肃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虚字，不以为官名，伪古文说命爰立作相，又误沿汉制而不觉者，左氏传，仲虺为汤左相，亦可疑。
　　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异之可疑
　　朱子语录云，某尝疑孔安国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日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现会不得如此，可疑也，锡瑞案朱子之说，具有特见，汉初说易者，举大谊如丁将军者，是说诗者无传疑，如鲁申公者，是，毛公之传，未知真出汉初与否，而其文亦简略，未尝字字解经，惟伪孔于经尽释之，此伪孔传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吴澄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颐所增，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吴氏之说，亦有特见，伏孔之书难易不同，伏生不应独记其难，安国不应专得其易，此伪孔经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说推之，尚书之可疑者非直此也，伪孔书无论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欧阳之今文，与马郑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经及两汉人引用尚书之文考之，其异于马郑古文者亦多，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试举数条以证，盘庚器非求旧，石经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难也，洪范鲧堙洪水，石经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难也，保后胥戚，石经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难也，无弱孤有幼，石经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难也，无逸乃谚，石经作乃宪，既诞，石经作既延谚宪诞延音近得通，谚诞易而宪延难也，无皇，石经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难也，此厥不听，石经听作圣，听圣音近得通，听字易而圣字难也，立政相时忄佥作散，忄佥散音近?借，忄佥字易而散字难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传今文多艰涩，而伪孔古文反平易，即汉所传今文亦多艰涩，而马郑古文反平易，不但伪孔古文可疑，即马郑古文亦不尽可信矣，惜经典释文，不列三家尚书之异同，使学者无由见，今文真本，所赖以略可考见者，惟石经残字十数处及孔，疏引优贤扬历膑宫劓割头庶黥数处而已，岂不惜哉，窃意东汉诸儒之传古文，盖亦多以训故改经，与太史公史记相似，有字异而义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旧之类是也，有字异而义违失者，如般庚优贤扬历之类是也，然则今之伪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国之真，即伪孔同于马郑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窜而非伏生之旧者，伪孔所造古文固当删弃，即伪孔同于马郑之古文，后人以为真，是伏生之所亲传，孔子之所手定，亦岂可尽信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于世所传之尚书，益欢孟子之言为不妄也。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
　　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则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经必不向壁虚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书最古，文义艰深，伏生易为今文，而史公著书，多以训故改经，马郑名传古文，而与今文?异者，亦疑多以训故改经，其必改艰深为平易者，欲以便学者诵习也，而二十九篇传于今者，犹未能尽索解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文公已言之，尚书之难解，以诸篇为尤甚，如大诰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勿救，盘庚之吊由灵，用宏兹贲等语，或由方言之莫识，或由简策之传讹，无论如何曲说，终难据为确解，而孔传强为解之，近儒江王孙又强为解之，此皆未敢信为必然，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经，史，称其穿凿，所据本八寸策误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则强不知以为知，非皆八十宗之类乎，汉儒解经，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决辞，其无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为疑辞，如尧典之羲和疏引郑云，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锡瑞案郑以四子分属四时，羲和实司天地，地官司徒犹可强附，天官为稷，并无明文，国语云，稷为大官，有误作天官者，纬云，稷为司马，又云，司马主天，故郑君以此傅会之云，初尧天官为稷，禹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笺诗又云，尧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赖其劳，后虽作司马，天下犹以后稷称焉，郑之弥缝，亦云至矣，然如其说，则弃于尧时已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尧舜祥让，皆不及弃，且稷为天官，司马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为司马，舜命九官，并无司马之名，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盖曰稷司徒，凡言盖者，皆疑辞也，周礼疏序又引郑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掌四时者，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郑以四子即四岳，又别有掌天地之官，与两汉今文说不同，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辞也，其不敢为决辞，犹见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郑义者，必强傅会以为确据，非但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学非孔学出伪书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锡瑞案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惟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是王氏所举商书四篇之语，惟学之一字，实出说命，其余皆未可据，宋儒讲性理，故于古文虽知其伪，而不能不引以为证，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传，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出荀子引道经，荀子亲见全书，若出尚书，不当引为道经，既称道经，不出尚书可知，伪孔以羼人大禹谟，宋儒乃以四语为传心秘诀，四语惟允执厥中，出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实有可据，二帝相传即此已足，中庸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阐允执其中之义，论语云，舜亦以命禹，足见二帝相传无异，朱注云，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如其说，则尧命舜为寥寥短章，舜命禹为洋洋大篇，由误伪古文与论语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辞愈衍而愈详，性理自尧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详，前此或有其义而无其文，要其义亦足以盾之，如尧典云，钦明文思安安等语，史记尧本纪，译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语，是当时已有仁之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是当时已有性之义也，今文尚书文思作文塞，塞有诚实之义，是当时已有诚之义也，古文字简略，而义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谓虺诰言仁，汤诰言性，太甲言诚，至商书始发其义乎，典以钦始，谟以钦终，二帝相传心法，钦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书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等书为圣学所自由，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视有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
　　王柏书疑与诗疑，皆为人诟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谓其失也，其疑伪孔尚书序曰，其一曰，三坟之书言大道，五典之书言常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书，历代相传，至夫子时已删而去之，则其不足取以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断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经世治民之道，登载于简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为之发挥纪述，传之方来，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于后世，夫天下之论，至孔子而定，帝王之书，至尧典而始，上古风气质朴，随时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纪之要，故夫子定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可以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脱有误，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传之，孰得其要而详之，予尝为之说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经者，皆妄也，学者不当信其说，反引以证圣人之经也，其二曰，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予尝求科斗之书体，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传夏商?鬲盘?之类，举无所谓科斗之形，或谓科斗者，颛顼之时书也，序者之言，不过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谓科斗始于颛帝者，亦不过因序者之言，实以世代之远而傅会之，且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参伍点画，考验偏傍，而更为隶古哉，于是遂遁其词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则是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实陋古文也，锡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条，皆有见解知尚书以孔子所定为断，则郑樵信三坟，王应麟辑三皇五帝书爱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书科斗之无据，则非惟伪孔序不足信，即郑君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钟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
　　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为句，谓杀当为秉，秉?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盖史公所据载籍，于共和以前之年岁，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纪，但书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纪崩年，正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郑君诗谱曰，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是郑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汉书律历志，据刘歆三统术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案刘歆所推据殷鲁历，于周仅能举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则不能知，鲁则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盖据历推之，不能备，而亦不尽可信者也，今即尚书而论，尧在位七十载，虽有明文，然不知从何年数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从何年数起，郑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飨国百年，其年又异，文王享国五十年，穆王享国百年，有明文，亦不知从何年数起，故孔子序书，略无年月，疑在孔子时，已不尽可考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王在位之年，不知从何得之，竹书纪年据束?所引云，夏年多殷，与左氏传汉志不同，今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与左氏传汉志亦异，疑皆以意为说，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刘恕作通鉴外纪，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又作疑年谱年略谱，谓先儒叙包羲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刘氏原本史记，犹不失为矜慎，自邵子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胡宏皇王大纪，张┉经世纪年，皆本其说，张氏云，外丙仲壬之纪，康节以数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说，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三年者，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锡瑞案宋儒好武断，而自相标榜，至此而极，二帝三代相传之年，孔子所未言，汉儒所不晓，邵子生于数千载之后，全无依据，而以数推知之，岂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为年岁，古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有二岁四岁之人不可立者，古文书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遗?外丙仲壬两朝，正可以见古文书序之伪，邵子不能辨，而据以就其所推之数，误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说，今文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一年，古文说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十一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误，其实并非误也，张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余可知，金履祥通鉴前编，许谦读书丛说纪年图，皆用邵子之说，元明以为，尊崇宋学，臆推之年，遂成铁案，编年之史，率沿伪说，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乎载帝王之年，历历可数，唐尧以上，或出于皇甫谧，要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而不知其为向壁虚造也，世传竹书纪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纪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与皇极经世所推多异，而与伪孔古文尚书全符，皆由后人依?为之，并非汲冢之旧，尤不可据。阎若璩云，邵子出而数明，上下千万载罔或抵牾，此阎氏过信宋学之故，不知皆凭臆撰造也。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
　　刘知几史通，论史有六体，一曰尚书家，刘氏是史才，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有此一家，非说尚书也，以此说尚书则大误，其说曰，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锡瑞案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荀税申鉴说同，郑君六艺论曰，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言协互异，不知当以何说为正，即如诸家之说，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刘氏所见过泥，遂以尚书专主记言，不当记事，敢议圣经为例不纯，此与惑经甲左诸篇，诋斥春秋，同一谬妄，由史家未通经学也，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则甚明确，曰，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案此足证尚书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备。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其书自成一经，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别定义例，以备观览，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或云伪作，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拟尚书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案中候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仪，明礼，阏邮，苗兴，契握，雒予命，稷起，我应，雒师谋合符后，摘雒戒，霸免，准纤哲，凡十八篇。纬书虽难尽信，然古时书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余皆删之，犹作春秋，但取其可明义者，余皆削之，圣人删定六经，务在简明，便学者诵习，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简而欲求多，于是张霸书伪书书，抵隙而出，史家复从而亡续之，不知史可续，经不可续，孔衍王邵之拟尚书，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同一谬见也。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
　　孔传至今日，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陈沣曰，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尽善矣，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华路蓝缕之功，惟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两歧，孙星衍已辨之，又承东吴惠氏之学，好以古字改经，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此某未尽善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主郑氏一家之学，是为专门之书，专主郑，故不甚采今文，且间?伏生。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亦未尽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于今古文分别具晰，惟多说文字，鲜解经义，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诋今文说之类。亦未尽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但误执史记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乱。如论衡明引金?古文说，孙以其与史记不合，乃曰，王氏充以为古者，今文亦古说也，岂非遁词。亦有未尽善者，然大致完善，优于江王，故王懿荣请以立学，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之书，皆主今文，不取古文，盖自常州学派，以西汉今文为宗主，尚书一经亦主今文，刘氏魏氏不取马郑，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其识优于前人，惟既不取马郑古文，则当专宗伏生今文，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皆不尽善，陈氏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说多存，治尚书者，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义，笃守其说，可不惑于歧趋，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指明初学所入门径，以免歧误，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若如陈沣所言，撰为集解义疏，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字字遵信，加以发明，不可误据后起之词，轻疑妄?，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加以汉碑所引之经，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足备考证，又次则取马郑伪孔，择其善者，以今文为折衷，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正，至蔡传与近儒所著，则于义疏择取其长，两说相同，则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葛，惟其说尢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辨?，使勿迷眩，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斯为尽善，否则俱收并蓄，未能别黑白定一尊，古今杂淆，汉宋兼采，览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归，?是一部类书，无关一经闳旨，岂得为善本乎，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为。
　　《诗经》
　　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
　　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此诗之难明者一也，汉初传经皆止一家，易出田何，书出伏生，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书惟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数，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其实皆不必分，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此诗之难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犹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弗传，未尝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详，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此诗之难明者三也，郑君作笺，以毛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改经字，多因鲁韩，所谓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创新解，郑学杂糅今古，难尽剖析源流，此诗之难明者四也，他经之疏，专主一家，惟诗毛郑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义，兼主传笺，毛无明文，而孔疏云毛以为者，大率本于王肃，名为申毛，实则申王，王好与郑立异，或毛意与郑不异，又强执以为异，即分门户未易折衷，此诗之难明者五也，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扌杀，案朱子集传，间本三家，实亦有胜于毛郑者，而汉宋强争，今古莫辨，此诗之难明者六也，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国初崇尚古学，陈启源等仍主毛诗，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陈奂毛氏传疏尤备，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补以笺疏，或且强韩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然止能搜求断简，未能解释全经，毛既简略不详，三家尤丛残难拾，故于毛郑通其故训，于三家莫证其微言，此诗之难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然序亦不尽出毛公，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于丝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以下卫宏续作，或止用首句而弃其余，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质郑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与马郑古文书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东海，此诗之难明者八也。
　　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
　　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之人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惟说诗则不尽然，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案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诗，固传家学，亦当是习齐诗者，而以齐韩或采杂说，非本义，鲁最为近，是三家虽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传国语礼记孟子荀子诸书所引又在汉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据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传，明载卢蒲癸之言曰，赋诗断章，则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皆是断章取义，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传与毛诗，同出河间博士，故二书每互相援引，左传如卫人所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驰，既有牵引之疑，而毛传解诗，亦多误执引诗之说，如卷耳执左传周行官人一语，以为后妃求贤审官，四牡怀和周诹误执国语为说，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经证经虽最古，而其孰为作诗之义，孰为引诗之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典，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盖古以诗书礼乐造士，人人皆能诵习，诗与乐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宾客燕享，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谕，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诗义大明之日，诗人本旨，无不了然于心，故赋诗断章，无不暗解其意，而引诗以证义者，无不如自己出，其为正义，为旁义，无有淆混而歧误出，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而诗义经燔书之后，未必尽传，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辕固韩婴为初祖，而三家传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况今鲁故齐故韩故无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毛传晚出，汉人不信，后世以其与左氏传合，信为古义，岂知毛据左氏以断章为本义，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义既亡，其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诗之本义，说诗者虽以意逆志，亦苦无徵不信，安能起诗人于千载之上，而自言其义乎，此诗所以比他经尤难分明，即好学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传诗最早，疑者则阙不传，况在后儒可不知阙疑之意乎。
　　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
　　诗开卷有一大疑焉，以关雎为周康王时诗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并雎作，又儒林传序曰，周室衰而关雎作，淮南?论训曰，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诠言训曰，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汉书杜钦传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鸣，关雎欢之，刘向列女传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扬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王充论衡谢短篇诗家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袁宏后汉纪杨赐上书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康王晚朝，关雎作讽，杨赐传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应劭风俗通义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蚤作，身省万机，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谓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诸说，后人皆以为鲁诗，其解关雎，皆以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张超以为毕公所撰，说尤详明，且非独鲁诗然也，齐韩二家亦同，后汉书明帝纪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韩诗之说同于鲁而更详，齐诗未见明文，说者疑齐诗与鲁韩异，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则衡所习齐诗亦与鲁韩义同，致其贞淑，不贰其操云云，即张超所云德不双侣，刘向所云未见乘居匹处，薛君所云贞洁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即刘向所云夫人晏起，杨赐所云夫人不鸣璜也，且齐诗多同纬说，五际六情，皆出于纬，春秋纬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人，宋均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以纬证经，正与鲁韩说合，齐诗既多同纬说，其不得有异义可知，欧阳曰，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晁说之诗说，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其说不误。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
　　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无传之者，后卒亡于北宋，仅存外传，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义尽失，言诗者率以关雎刺诗为三家诟病，谓误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旨。吕祖谦曰，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其意盖以关雎为正风之首，不得以刺诗当之也，锡瑞案以汉人之说考之，三家并非不知关雎为正风之首者，太史公习鲁诗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刘向习鲁诗者也，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鲁诗者非不知也，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云，臣有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荀爽习齐诗者也，其对策曰，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齐诗者亦非不知也，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
　　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魏氏?刘，知关雎为讽谕，又以河洲非属岐周，正可为关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证，而犹必以文王太姒为说，故仍不得其解，窃尝以意解之，关雎一诗，实为陈古刺今，乐而不淫，属陈古言，韩诗外传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刺今言，班固离骚序，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分，愍王道之将崩，哀即哀历道，愍王道之义，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班氏于哀而不伤中加周道二字，义极明晰，乐而不淫，关雎诗之义也，可见人君远色之正，哀而不伤，作关雎诗之义也，可见大臣?讽之深，二义本不相蒙，后人并为一谈，又必专属文王太姒而言，以致处处窒碍，谓君子求淑女，则必以为文王求太姒，夫国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侧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结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忧在进贤，则已有后妃求贤女之意，郑笺遂以为后妃寤寐求贤女，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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