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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理窟诗书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但仪刑文王则可以取信家邦，言当学文王者也。ぐ者，阴气薄而日气见也。有二者，其全见者是阴气薄处，不全见者是阴气厚处。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 “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文王之于天下，都无所与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观天意如何耳。观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万事只一天理。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尧岂不能？尧固知四凶之恶，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尧以安民为难，遽去其君则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后因民不堪而去之也。高宗梦傅说，先见容貌，此事最神。夫梦不必须圣人然后梦为有理，但天神不间，人入得处便入也。万顷之波与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来平易，心便神也。若圣人起一欲得灵梦之心，则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圣人心不艰难，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圣贤，是以有感。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武王不荐周公，必知周公不失为政。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稽众舍己”，尧也；“与人为善”，舜也；“闻善言则拜”，禹也；“用人惟己，改过不吝”，汤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王也；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 “钦明文思”，尧德也；“哲文明，温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与尧不同，盖圣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为德之优劣，则孔子“温、良、恭、俭、让”又多于尧一字；至于八元、八凯，“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则其字又甚多，如是反过于圣人。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盖知所本。今称尚书，恐当称“尚书”。尚，奉上之义，如尚衣尚食。先儒称武王观兵于孟津，后二年伐商，如此则是武王两畔也。以其有此，故于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殷，盖自说作两度也。孟子称“取之而燕民不悦弗取，文王是也”，只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间不容发，当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问命绝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当时岂由武王哉？灵台，民始附也，先儒指以为文王受命之年，此极害义理。又如司马迁称文王自里归，与太公行阴德以倾纣天下，如此则文王是乱臣贼子也。惟董仲舒以为文王闵悼纣之不道，故至于日昃不暇食；至于韩退之亦能识圣人，作里操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语。文王之于纣，事之极尽道矣，先儒解经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义理哉？如考之诗永矢弗过、弗告，解以永不复告君过君，岂是贤者之言！诗序必是周时所作，然亦有后人添入者，则极浅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饮食教载之”，只见诗中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便云“教载”，绝不成言语也。又如“高子曰灵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七月之诗，计古人之为天下国家，只是豫而已。（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两玉相攻则无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凌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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