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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五明史

　　万历中矿税之害

　　万历中，有房山民史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矿砂，请遣官开采，以大学士申时行言而止。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盖自二十四年始，其后又于通都大邑增设税监，故矿、税两监遍天下，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或专或兼，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横者，有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

　　增开采山东，兼征东昌税，纵其党程守训等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佰家，杀人莫敢问。又诬劾知县韦国贤、吴宗尧等，皆下诏狱，凡肆恶山东者十年。　　堂天津税监，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财，抗者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远近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临刑神色不变，州民立祠祀之。

　　陈奉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砂，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数千人竞掷瓦石击之。至武昌，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始免。已而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者凡十起，奉又诬劾兵备佥事冯应京等数十员，帝皆为降革逮问，武昌民恨切齿，誓必杀奉，奉毫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支可大护奉，焚其辕门，而奉幸免。

　　高淮采矿、征税辽东，搜括士民财数十万，招纳亡命，纵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诬系诸生数十人，打死指挥张汝立，又诬劾总兵马林等，皆谪戍。率家丁三百人，张飞虎旗，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内，遂潜住广渠门外，御史袁九皋等劾之，帝不问。淮益募死士出塞，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又扣除军士月粮，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其肉，锦州、松山军相继变，淮始内奔。　　梁永征税陕西，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纵诸亡命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挥县丞等官，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索咸阳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愤，共图杀永，乃撤回。

　　杨荣为云南税监，肆行威虐，诬劾知府熊铎等，皆下狱，百姓恨荣入骨，焚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益怒，杖毙数千人，又怒指挥樊高明，榜掠绝觔以示众，于是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帝为不食者累日。

　　此数人其最著者也。

　　他如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相往勘上饶矿，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惫而归，乃劾鸿，罢其官。

　　苏杭织造太监孙隆激民变，遍焚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免。　　福建税监高采在闽肆毒十余年，万众汹汹，欲杀采，采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抚袁一骥署，劫之令谕，众始退。

　　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孙朝、张忠、广东李凤、李敬、山东张、河南鲁坤、四川邱乘云辈，皆为民害，犹其次焉者也。

　　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报可，所劾无不曲护之，以故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痡已遍天下矣。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万历中缺官不补

　　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方从哲传）

　　今案叶向高疏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赵焕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向高传）又孙玮为户部尚书时，大僚多缺，玮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外计期近，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传）御史孙居相一人兼摄七差，署诸道印。（居相传）观此，可见是时废弛之大概也。

　　三案

　　梃击

　　万历中，郑贵妃专宠，光宗虽为皇长子，而储位未定，朝臣多疑贵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请建储及争三王并封之议者，无虑数十百疏。迨光宗既立为太子，犹孤危无依，故朝臣请福王之国者，又数十百疏，福王已之国矣。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枣木梃入慈庆宫（光宗为太子时所居）击伤门者，至前殿，为内侍所执。皇太子奏闻，巡城御史刘廷元讯其人，名张差，语无伦次，状似疯癫。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疯癫具狱。提牢主事王之采密讯其人，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一老公至一大宅，亦系老公家，教以遇人辄打死。之采录其语，明日刑部又覆讯，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系庞保，大宅老公系刘成，保、成皆郑贵妃宫内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贵妃弟郑国泰主谋，欲弑太子，为福王也。帝亦心动。贵妃窘，自乞哀于皇太子。帝御慈宁宫，皇太子及三皇孙侍，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朝臣入，极言我父子慈爱，以释群疑。命磔差、保、成三人，无他及。群臣出，帝意中变，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会同司礼监讯保、成于文华门，保、成以无左证，遂辗转不承。刑部尚书张问达请移入法司刑讯，帝以事连贵妃，恐付外益滋口实，乃毙保、成于内，三道、守才远流，其事遂止。（张问达、王之采等传）此梃击一案也。　　红丸

　　光宗即位甫数日即病痢，中官崔文升进利剂，益剧，有鸿胪寺官李可灼进药称仙丹，帝召阁臣方从哲、韩爌等入受顾命，因问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视，言病源甚悉，帝命速进药，诸臣皆不敢决，可灼遂进一丸，帝稍觉舒畅，诸臣退，帝又命进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韩爌传）此红丸一案也。

　　移宫

　　光宗初即位，时郑贵妃尚在干清宫，李选侍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谕司礼监矣，时外廷传言贵妃以美女进帝以致病，御史杨涟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并请帝慎起居，因及郑贵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涟，数目视涟“毋听外间流言。”遂逐文升，且停太后命。涟自以小臣受顾命，誓以死报，帝崩，涟急催阁部大臣同入，临毕，阁臣刘一问群奄“皇长子何在？”东宫伴读王安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选侍乃令皇长子出，一等即呼万岁，掖升辇，至文华殿，先正太子位。时选侍在干清宫，一谓太子不可与同居，乃奉太子暂居慈庆宫。明日，周嘉谟、左光斗等疏请令选侍移宫，光斗疏中有武氏语，选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谴，涟正色谓诸奄“太子今已为天子，选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选侍不得已，即日移哕鸾宫，帝乃还干清。（一、涟、光斗传）此移宫一案也。　　梃击

　　梃击自庞保、刘成死后，浮议已息。明年之采为徐绍吉劾去。天启中，之采复官，乃追理前事，上复仇疏，谓“梃击一事，何等大事？乃刘廷元以疯癫蔽狱，胡士相亦朦胧具词，实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廷元，谋为大逆耳！”此又梃击一案争端之始也。

　　红丸

　　光宗崩，阁臣方从哲票拟，赏李可灼银币，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归。已而孙慎行入朝，追劾从哲，谓“可灼非太医，红丸是何药？从哲乃敢使进御，从哲应坐弑逆之罪。”王纪、杨东明、钟羽正、萧近高、邹元标等疏继之，黄克缵等则为从哲辨，此又红丸一案争端之始也。

　　移宫

　　李选侍移宫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金宝过干清门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诸奄惧，则扬言帝薄待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黄克缵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继春籍。已而帝渐忘前事，王安又为魏忠贤排死，刘朝、田诏等乃贿忠贤而上疏辨冤，于是继春等起用，倚奄势与杨涟等为难，此又移宫一案争端之始也。

　　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

　　梃击　　梃击虽不能不致疑于郑氏，然安知非庞保、刘成等之行险幸功？故当时孙承宗已谓“事关太子，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可问；庞保、刘成而上不可问。”此亦善为调停之说也。　　红丸

　　红丸之案，据韩爌具述进药始末，谓“可灼进药时，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慎行独责从哲以弑逆，本属深文，故疏出，举朝共觉其过当，特以其援引春秋许世子不尝药之例，其论自不可没。

　　移宫

　　至移宫一事，光宗在位日浅，李选侍素无权势，不比郑贵妃之在万历中数十年薰灼也，即暂居干清，亦岂遂能垂帘称制？特熹宗年尚幼，不可不虑其久而挟制，此杨涟等趣移宫之深意也。既移宫后，自当待以恩礼，乃忽有薄待先朝嫔御之流言，则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亦未为过。

　　故倪元璐之论此三案，谓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词；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说最得情理之平。　　乃此三案遂启日后无穷之攻击者。　　缘万历中，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东林书院，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慕之。其后邹元标、冯从吾等又在京师建首善书院，亦以讲学为事。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元标、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而主梃击、红丸、移宫者皆东林也。万历末，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叶向高传）光熹之际，叶向高再相，与刘一等同心辅政，复起用东林，及赵南星长吏部，又尽斥攻东林者。于是被斥者谋报复，尽附魏奄，借其力以求胜。向高等相继去国，涟、光斗等又被诬害，凡南星所斥者，无不拔擢，所推者无不遭祸，迭胜迭负，三案遂为战场。

　　倪元璐所谓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逆奄得志后，逆奄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进，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东宫时有梃击之变，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为内侍服，入干清宫，被获，下东厂讯，中官冯保欲缘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为高拱所使行刺者，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讯，廷臣杨博、葛守礼等力言于张居正，居正讽冯保，保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处斩。（高拱传）是宫禁之变，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谓“王大臣徒手闯宫门，则非张差之持棍肆击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　　红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时中官张瑜等以误用药下狱，杨守随会讯杖之。（守随传）御史任惠又请明正张瑜及刘文泰用药失宜之罪。（惠传）世宗晚年，服方士药，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高拱传）是用药致殒，亦有故事。然高拱谓“世宗临御四十五年，抱病经岁，寿考令终，乃谓为王金等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帝为何如主？”此又一说也。盖世宗之服方士药，误在平日，故无迹可寻，孝宗、光宗之服药遽崩，误在临时，其迹易见，使崔文升、李可灼之案，阁臣或仿杨守随杖责之例，则诸臣当亦无异言矣，而反赉以银币，所以招物议也。

　　至移宫之例，即光宗初登极时，郑贵妃亦尚在干清宫，为李选侍请封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尚书周嘉谟等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日移慈宁去，是移宫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系长君，故郑贵妃不能不移，熹宗则冲主，选侍或以保护为词，同处日久，易启挟制之渐，故涟等早虑之耳。然选侍去而客氏入，卒至与魏奄乱政，盖国运将倾，固非人所能预料也。

　　张居正久病百官斋祷之多

　　明天启中，魏阉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万历中，张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祷祀，延及外省，靡然从风，则已开其端。

　　盖明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

　　案明史：居正病，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无不建醮。

　　而明朝小史所载更详：万历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已而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又继之，诸杂职又继之。仲夏赤日中，舍职业而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三举者，司香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弗起，至有贿道士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本，赂其家人，达之相公，或见而颌之，取笔点其一二丽语，自是争募词客为之，冀其一启颜。不旬日，而南京仿之，山、陕、楚、闽、淮漕、抚、按、藩、臬无不醮者。

　　于慎行笔麈又记：建醮时，有朱御史于马上首顶香盒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辅官例致牢饩，则大骂曰“尔不知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馈我！”

　　此等情状，其去魏阉之生祠，亦岂有异耶？　　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

　　邹缉等传赞，谓：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壅蔽也。（各列传：如练纲以监生言事，范济以谪戍人言事，聊让以仪卫司余丁言事，张昭以前卫吏言事，贺炀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职官员，如侍讲刘球谏征麓川，讥切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复沂王储位，翰林罗伦劾李贤夺情，修撰舒芬等谏南巡，杨慎等争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炼等劾严嵩，皆非言官，明史列传不可数计）　　而科道之以言为职者，其责尤专，其权尤重。职官志序，谓：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者劾，凡上书乱成宪者劾，遇考察则同吏部司黜陟，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则同刑部大理平谳之，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隐。又有六科给事中，凡制敕有失，则封驳，至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狱皆得预。此可见言官之职掌也。　　然统观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后风气亦不同。

　　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如刘球、章纶等所奏，固关国计民生之大。他如天顺中，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给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省、僧继晓，御史姜洪、曹鼐等劾大学士万安、刘吉，而荐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弘以钱太后将别葬，邀百官伏哭文华门，卒得祔葬英宗陵之类。张伦等传赞，谓：是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旨于政府，效搏噬于权珰，如末造所为者，故其言虽有当否，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民。）

　　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用事。（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被杖者百余人。嘉靖中，议大礼，伏哭左顺门者亦百余人，李福达之狱，劾郭勋，被罪者四十余人之类，已多叫呶之习。）张璁所谓“言官徒结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此固台谏恶习，然亦有未可概论者，如刘瑾乱政，御史蒋钦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灯下，闻鬼声，钦知是先灵劝阻，奋笔曰“业已委身，不得复顾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许天锡欲劾瑾，知必得祸，乃以尸谏，夜击登闻鼓，缢死，而以疏预嘱家人于身后上之。（见各本传）

　　世宗时，杨最等既以谏斋醮杖死。严嵩当国，又杀杨继盛、沈炼等，而御史桑侨、谢瑜、何维柏、喻时、童汉臣、陈绍、叶经、邹应龙、林润等、给事中王韬孟、陈、沈良才、厉汝选等，犹先后疏劾，廷杖谪戍，至死而不悔。（俱见各本传）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如沈束在狱凡十八年，传赞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可见诸臣虽不免过激，而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

　　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于翰林部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沉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曾士楚、陈三谟等且交章请留，及居正归葬，又请趣其还朝，迨居正病，科道并为之建醮祈祷，此言路之一变也。

　　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相，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兴、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　　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膻，而科道转为其鹰犬。（魏忠贤传）周忠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珰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珰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

　　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袁继咸疏云“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己。”吕大器等传论，谓：自万历以后，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于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

　　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巨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于我朝，后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于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简友驳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升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见谢升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于是言者大哗，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

　　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

　　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

　　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

　　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　　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案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　　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祐等数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时勉皆被诬害。

　　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

　　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彩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

　　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瑄、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

　　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

　　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得肆行无忌。然正统之初，三杨当国，振尚心惮之未敢逞，迨三杨相继殁，而后跋扈不可制。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痡。计振、忠贤之擅权，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

　　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

　　案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于记载者：　　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是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然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明史振传）则其富已不訾矣！

　　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则视振已更甚。　　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科道出使归，例有重贿，给事中周爚勘事归，淮安知府赵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爚计无所出，至桃源自刎死。（许天锡传）偶一出使，即需重赂，其他可知也。稗史又记：布政使须纳二万金，则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败后，籍没之数，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

　　其后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宁传）亦几及瑾之半。

　　至魏忠贤窃柄，史虽不载其籍没之数，然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　　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

　　如钱宁败后，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没时，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彬传）非宦官也。

　　世宗时，宦官无擅权者，而严嵩为相二十年，明史所记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此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今案沈炼劾嵩，谓其“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索抚案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民财日削。”杨继盛劾嵩疏，谓“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将弁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徐学诗劾嵩疏，谓“都城有警，嵩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王宗茂劾嵩，谓“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勀军之饷。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与其开卖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纾患？”周冕劾嵩，谓“边臣失事，纳赇（贿赂）于嵩，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文武大臣之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张翀劾嵩，谓“文武将吏率由贿进，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嵩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先馈其子，未馈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董传策劾嵩，谓“边军岁饷数百万，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采、职方郎方祥，人称为文、武管家。嵩赀多，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邹应龙劾嵩，谓“嵩籍本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合诸疏观之，可见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宋有。其后陈演罢相，以赀多不能行，国变后，为闯贼所得，亦皆非宦官也。　　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魏阉生祠　　魏忠贤生祠之建，始于浙抚潘汝祯，汝祯因机户之请，建祠西湖，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此天启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诸方效尤，遂遍天下。

　　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之宣府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蓟辽总督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养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阎鸣泰与倪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又建之西协密云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之房山。四月，阎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建之宁前。（鸣泰共建七所）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之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之卢沟桥。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洌、顺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门外。巡抚朱童蒙建之延绥。巡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武清侯李诚铭建之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之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之蓬莱阁。宁海县督饷黄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倪文焕建之河间、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锦衣卫。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各建之所部。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尚友、东抚李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又建之济宁。湖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皋谟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边总督史永安、陕抚胡廷晏、巡按庄谦、袁鲸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华奎建之高观山。山西巡抚弁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建之河东。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

　　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致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而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有建之内城东街者，工部郎叶宪祖窃叹，忠贤闻之，立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朱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刘诏建词蓟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词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骈语褒答。黄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如初，已又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运泰请以游击一人守祠，后建祠者必有官守。许其孝等方建祠上梁，而熹宗哀诏至，既哭临，释服易吉拜，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党人，宜建祠国学，与先圣并尊，并以忠贤父配启圣公祠（孔子父叔梁纥）。”司业朱之俊辄为举行。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朱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庄烈帝已即位，且阅且笑。　　后建祠者皆入逆案云。（阎鸣泰传）

　　阉党　　崇祯时，定逆案，凡附魏忠贤者，分五、六等，首逆凌迟者二人，忠贤及客氏也。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文贞、李朝钦、刘若愚也。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干也。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郭钦、李之才也。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宽、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也。减等革职闲住者，大学士黄立极等四十四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案既定，其党日夜谋翻，赖帝持之坚，不能动。福王时，阮大铖起用，其案始翻云。（崔呈秀传）福王时，杨维垣翻逆案，追赐恤典者，霍维华、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荫祭葬谥俱全也。赠荫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祭葬者，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虽不入逆案，而为清议所抑者，亦赐恤有差。（霍维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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