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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榆，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颦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罔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较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阉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如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论华人之可用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或理帐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
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暖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与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
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瞻，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销，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弛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
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且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新明执事：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何穷！三编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择《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属者圣上广厉学宫，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而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戋戋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观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ζ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且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同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抵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钦钦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付，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勒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严复顿首。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字祖义着想，犹名学之名从，Ｌｏｇｏｓ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而删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ｒ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义之事，非亲诏其学通彻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如Ｒｉｇｈｔｓ，如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通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十之八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物以罕而见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区区识数字，何足奇乎？自学问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于兵、农、礼、乐之事，丝毫不相涉。士夫如此，农商可知；男子如此，妇人可知。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与任。通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转展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故无论男子女人，当其冠笄之岁，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夫壮年之人，意气扩充，正宜胜于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则其故可知矣。国弱民贫，实阶于是。即常此千古，亦复不难。
自中日议和之后，忧世之人，竞言学校，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为男子者，以此为自强之胜算。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尹?吾，而一无所用乎？读书而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
若谓既无限制，难保无越礼之事。则且无论西人，即以中国论之，大家妇女，其防闲密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则此言不足辨也。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虽然，此事难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穷凶极丑，非复人情，亦较他事为独多。今日之县案，亦每如此。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每日见于《申报》者，更无论矣。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以中国为至多，乃过于法国。盖法国女闾虽盛，然皆在大都会之地，非若中国穷乡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几无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观之，则中国教化之坏，百口无以自白也。
夫中国之礼俗，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六经之中，谆夸教诲，百家诸子，罔不如一，乃何为而至于斯乎？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读《士礼》、《小戴记》言礼诸文，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辨不严，不可得也。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之诗，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防不乱，亦不可得也。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说者又谓《士礼》、《小戴记》为纪其盛时，而《左》、《国》、《风》、《诗》则言其衰时，不可执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则严定范围，即可持世，礼法既立，应无衰时，何为而有始乱之人乎？故以名学之理言之，则此义不能立也。此义不立，则防之愈严，启乱愈多之义立矣。然而此义，不过证古说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国律法，其严十倍于欧人。其无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犹冒白刃以试之。设一旦宽其杀戮，则愚俗之倾颓，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万万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然可设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屋、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自为而省度无后可，设无别故，无他人代决之，绝不关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岂有伉俪之大，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探筹拈阉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然若以我国今日之俗即行之，则流弊亦不可胜言，何也？尝谓中国之妇人，固无自主之权者也。而中国妇人之为娼者，则未尝无自主之权。无论其平日所为也，即以择配一事观之，彼固明明自行择配矣。乃其愚者每为客所诳，而黠者则又能诳客。情讹相攻，机械百出，倏去倏来，终返故辙。使天下之妇人尽若此，则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论之，则皆无能行之理。
然则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读书阅世二者而已。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读书也。二者兼全，则知天下之变，观古今之通，有美俗而无流弊矣。虽然，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纡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百里玺天德，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易子均优待之耳。盖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开化之国，则欺凌弱者，而开化之国，则保护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识，止知我与物之关系。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而于此物中，又不过知其与我相关系之部分而已。及人知渐进，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知愈大者，其研究逾远焉。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焉。（按西洋几何学Ｇｅｏｍｅｔｒｙ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关系，于是力学兴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于是物之现于吾前者，其与我之关系及其与他物之关系，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夫然后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无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此科学之功效也。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结果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讵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千复──格代之诗曰：
“Ｗｈａｔ ｉｎ ｌｉｆｅ ｄｏｔｈ ｏｎｌｙ ｇｒｉｅｖｅｕｓ．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ｒｔ ｗｅ ｇｌａｄｌｙ ｓｅｅ．”“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
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
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Х妆密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与优美及壮美相反对，其故实存于此。
今既述人生与美术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裒伽尔之诗曰：
“Ｙｅ ｗｉｓｅ ｍｅｎ，ｈｉｇｈｌｙ，ｄｅｅｐｌｙ ｌｅａｒｎｅｄ，Ｗｈｏ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ｏｕ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Ｈｏｗ，ｗｈｅｎａｎｄ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ｐａｉｒ？Ｗｈｙ ｄｏｔｈｅｙｋｉ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Ｙｅ ｍｅｎ ｏｆ ｌｏｆｔｙ ｗｉｓｄｏｍ，ｓａｙ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ｍｅ ｔ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ｅｌｌ ｍｅ ｗｈｅｒｅ，ｈｏｗ，ｗｈｅｎ，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ｈｕｓ．”
（译文：）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学，既深且跻。粲粲生物，罔不匹俦，各啮厥唇，而相厥攸愿。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嗟汝哲人，渊渊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愿言哲人，诏余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
裒伽尔之问题，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也。人有恒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七日不食则死，一日不再食则饥。若男女之欲，则于一人之生活上，宁有害无利者也，而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吾人自少壮以后，其过半之光阴，过半之事业，所计划所勤勤者为何事？汉之成、哀，曷为而丧其生？殷辛、周幽，曷为而亡其国？励精如唐玄宗、英武，如后唐庄宗，曷为而不善其终？且人生苟为数十年之生活计，则其维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为而其忧劳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记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问题，则于人生之知识，思过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岂不可哀也欤！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其叙此书之主人公贾宝玉之来历曰：
却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第一回）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与？又于第百十七回中，述宝玉与和尚之谈论曰：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早该还我了。”
所谓自己的底里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之一念之误，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闻和尚之言，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绝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还玉之言。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携入红尘者，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顽石自己而已。此岂独宝玉一人然哉？人类之堕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而此生活之意志，其于永远之生活，比个人之生活为尤切。易言以明之，则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说生活之于苦痛，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度，与主张生活之欲之度为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于后者之苦痛。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恒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如鸳鸯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则惜春、紫鹃之事，固亦其所优为者也。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亦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去箧》之篇，而作焚化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厥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望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而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差，亦足以见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谁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书之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有如此也。然则予之为此论，亦自知有罪也矣。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如上章之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骖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姊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纨之受封，彼于《红楼梦》十四曲中，固已明说之曰：
〔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韶华去之何迅，再休题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
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于开卷即申明之曰：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一证）
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曰：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
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自上章观之，《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何则？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言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其所领之境界，除阴云蔽天，沮洳弥望外，固无所获焉。黄仲则《绮怀诗》曰：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又其卒章曰：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其一例也。《红楼梦》则不然。其精神之存于解脱，如前二章所说，兹固不俟喋喋也。
然则解脱者，果足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观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抑出于盲目的动作，而别无意义存乎其间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道德可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红楼梦》第一回之神话的解释，亦于无意识中暗示此理，较之《创世记》所述人类犯罪之历史，尤为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复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知祖父之误谬，而不忍反复之以重其罪，顾得谓之不孝哉！然则宝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说，诚有见乎所谓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辩护而已！
然则，举世界之人类，而尽入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欤？然有无之说，盖难言之矣。夫以人生之无常，而知识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谓有，非所谓真有者乎？则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谓无，非所谓真无者乎？即真无矣，而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不犹愈于世之所谓有者乎？然则吾人之畏无也，与小儿之畏暗黑何以异？自已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读“飞鸟各投林”之曲，所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者，有欤无欤，吾人且勿问，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观之，彼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难者又曰：人苟无生，则宇宙间最可宝贵之美术，不亦废欤？曰：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今设有人焉，自无始以来，无生死，无苦乐，无人世之挂碍，而唯有永远之知识，则吾人所宝为无上之美术，自彼视之，不过蛩鸣蝉噪而已。何则？美术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之所未尝经验故也。又设有人焉，备尝人世之苦痛，而已入于解脱之域，则美术之于彼也，亦无价值。何则？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彼既无生活之欲矣，而复进之以美术，是犹馈壮夫以药石，多见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于美术之存亡，固自可不必问也。
夫然，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哲学家说，如古代希腊之拍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殊如叔本华之说，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一扫宗教之神话的面具，而易以名学之论法，其真挚之感情，与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济之，故其说精密确实，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学说，徒属想像而已。然事不厌其求详，姑以生平所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别，仅由于吾人知力之形式，故离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观之，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则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悦曰解脱，是何异决蹄?岑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者哉！佛之言曰：“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其言犹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观之，此岂徒能之而不欲哉！将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叔氏于无意识中亦触此疑问，故于其《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之第四编之末，力护其说曰：
人之意志，于男女之欲，其发现也为最著。故完全之贞操，乃拒绝意志即解脱之第一步也。夫自然中之法则，固是最确实者。使人人而行此格言，则人类之灭绝，自可立而待。至人类以降之动物，其解脱与堕落，亦当视人类以为准。吠陀之经典曰：“一切众生之待圣人，如饥儿之待慈父母也。”基督教中亦有此思想。珊列休斯于其“人持一切物归于上帝”之小诗中曰：“嗟汝万物灵，有生皆爱汝。总总环汝旁，如儿索母乳。携之适天国，惟汝力是怙。”德意志之神秘学者马斯太哀克赫德亦云：“《约翰福音》云：余之离世界也，将引万物而与我俱。基督岂欺我哉！夫善人，固将持万物而归之于上帝，即其所从出之本者也。今夫一切生物，皆为人而造，又各自相为用。牛羊之于水草，鱼之于水，鸟之于空气，野兽之于林莽皆是也。一切生物皆上帝所造，以供善人之用，而善人携之以归上帝。”彼意盖谓人之所以有用动物之权利者，实以能救济之故也。
于佛教之经典中，亦说明此真理，方佛之尚为菩提萨?垂也，自王宫逸出而入深林时，彼策其马而歌曰：“汝久疲于生死兮，今将息此任载。负余躬以遐举兮，继今日而无再。苟彼岸其余达兮，余将徘徊以汝待！”（《佛国记》此之谓也。（英译《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第四百九十二页）
然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抑徒沾沾自喜之说，而不能见诸实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往者作一律曰：
“生平颇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何则？小宇宙之解脱，视大宇宙之解脱以为准故也。赫尔德曼人类涅?之说，所以起而补叔氏之缺点者以此。要之，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若夫普通之论难，则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围之大树也！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欤？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夫以极大之生活量，而居于极小之生活度，则生活之意志之拒绝也奚若？此生生主义与无生主义相同之点也！苟无此理想，则世界之内，弱之肉，强之食，一任诸天然之法则耳，奚以伦理为哉！然世人日言生生主义，而此理想之达于何时，则尚在不可知之数。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则大不可解脱者也。
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非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为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欢迎之也！
△第五章　余论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非无所本。案性德《饮水诗集·别意》六首之三曰：
“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又《饮水》词中“闲中好”一阕云：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又“减字木兰花”一阕咏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又其亡妇忌日，作金缕曲一阕，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则《饮水集》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时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此说，则唐旦之天国戏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且此问题，实与美术之渊源之问题相关系。如谓美术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则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兹援其说，以结此论。（其言此论本为绘画及雕刻发，然可通之于诗歌小说。）曰：
人类之美之产于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释之，即意志于其客观化之最高级人类中，由自己之力与种种之情况，而打胜下级自然力之抵抗，以占领其物质。且意志之发现于高等之阶级也，其形式必复杂。即以一树言之，乃无数之细胞，合而成一系统者也。其阶级愈高，人类之身体，乃最复杂之系统也，各部分各有一特别之生活。其对全体也，则为隶属，其互相对也，则为同僚，互相调和，以为其全体之说明，不能增也，不能减也。能如此者，则谓之美。此自然中不得多见者也。顾美之于自然中如此，于美术中则何如？或有以美术家模仿自然者，然彼苟无美之预想存于经验之前，则安从取自然中完全之物而模仿之，又以之与不完全者相区别哉？且自然亦安得时时生一人焉，于其各部分皆完全无缺哉！或又谓美术家必先于人之肢体中，观美丽之各部分，而由之以构成美丽之全体。──此又大愚不灵之说也。即令如此，彼又何自知美丽之在此部分，而非彼部分哉？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吾人于观人类之美后，始认其美。但在真正之美术家，其认识之也，极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之也，胜乎自然之为。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于此所判断及发见者，乃意志于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而在真正之天才，于美之预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于特别之物中，认全体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即以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现之绘画及雕刻中，而若语自然曰：“此即汝之所欲言而不得者也。”苟有判断之能力者，必将应之曰：“是。”唯如是，故希腊之天才，能发见人类之美之形式，而永为万世雕刻家之模范。唯如是，故吾人对自然于特别之境遇中所偶然成功者，而得认其美。此美之预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即理想的也，比其现于美术也，则为实际的。
何则？此与后天中所与之自然物相合故也。如此，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批评家于后天中认识之，此由美术家及批评家，乃自然之自身之一部，而意志于此客观化者也。哀姆攀独克尔曰：“同者唯同者知之。”故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则美术家有自然之美之预想，固自不足怪也。芝诺芬述苏格拉底之言曰：“希腊人之发见人类之美之理想也，由于经验。即集合种种美丽之部分，而于此发见一膝，于彼发见一臂。”此大谬之说也。不幸而此说蔓延于诗歌中。即以狭斯丕尔言之：谓其戏曲中所描写之种种人物，乃其一生之经验中所观察者，而极其全力以模写之者也。然诗人由人性之预想，而作戏曲小说，与美术家之由美之预想，而作绘画及雕刻无以异。唯两者于其创造之途中，必须有经验以为之补助。夫然，故其先天中所已知者，得唤起而入于明晰之意识，而后表出之事，乃可得而能也。（叔氏《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第二百八十五页至二百八十九页）
由此观之，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读者苟玩前数章之说，而知《红楼梦》之精神，与其美学、伦理学上之价值，则此种议论，自可不生。
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为破其惑如此。

○文学小言（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剌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辨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耻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饣?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饣?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过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术又《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颉顽顽”，“?见?见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其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兴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之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居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之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冉，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之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Ｈａｍｏｕｒ）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桩、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Ч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而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之，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等私主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念念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人、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半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以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未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友朋谈论，则涉猎杂书。惟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当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由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

○自序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尊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言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性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之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功成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愈不敢知矣。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能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旦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则俟诸天之所为欤！

○论教育之宗旨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之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知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试言其大略。
一、知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识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贤所唱福德合一论，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元剧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韩文靖邦奇）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诗，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元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元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春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目，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觏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面眩药不能痊，知他这?音?赞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缈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づ；泣寒づ，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学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兹举其例：
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颤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梁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风彡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剌剌陈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婆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绝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剌剌沙?雕鞍撒了锁?呈。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吉丁丁?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贷郎旦剧》第三折，则所用叠字，其数更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黯黯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萧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负于此者，实不少也。
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尚有小令套数。小令，只用一曲，与宋词略同。套数则合一宫调中诸曲为一套，与杂剧之一折略同。但杂剧以代言为事，则套数则以自叙为事。此其所以异也。元人小令套数之佳，亦不让于其杂剧。兹各录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见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天净沙》（无名氏。此词……不知何据。）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套数《秋思》（马致远，见远刊《中原音韵》《乐府新声》。）
（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秦宫汉阙，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富，不待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晚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就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竹篱茅舍。〔离亭煞宴〕蛩吟罢，一枕才宁贴；鸡鸣后，万事无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滴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付与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此二体虽与元杂剧无涉。可知元人之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所能望其项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
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则略相似也。
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第十。盖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故宁王之评如是。其实非笃论也。
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况，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典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

☆章绛○谢本师
余十六七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食其廪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讦□□，先生亦授职为□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杨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俞先生传
俞先生讳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既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革职。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邺《述闻》。又规《杂志》作《诸子平议》。最后作《古书疑义举例》。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巛察角思 理，疏纟?比昔，牙角财见，纟由为科条，五寸之榘，极巧以Ａ４，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
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卿方始屯固不陵节。同县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尝受学长洲陈奂，后依宋翔凤引《公羊》考之《论语》。先生亦次何邵公《论语义》一卷。始先生废，初见翔凤，翔凤言《说文》始一终亥，即归藏经。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为《经说》十六卷，多与前异。绛读《左氏》昭公十七年传，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证以《论衡·变动篇》云：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说曰：不然者，林然之误，借林为?。先生曰：虽立旬 善不可以训。其审谛如此。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榷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诳豫为之。韩非所谓：番吾之迹，华山之棋，可以辨形体识通?者，至秦汉碑铭则止。
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饥不过茗菜。遇人岂弟，卧起有节气，深深火董，形无苛?介，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
所著书，自《群经平议》《经说》而下，有《易穹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书说》，《生霸死霸考》，《九族考》，《时说》，《荀子诗说》，《诗名物证古》，《读韩诗外传》，《士昏礼》，《对席图》，《礼记郑读考》，《礼记异文笺》，《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玉佩考》，《左传古本分年考》，《春秋岁星考》，《七十二候考》，《论语郑义考》，《何劭公论语义》，《续论语》，《骈枝儿苫》，《录读汉碑》。自《诸子平议》而下，有《读书余录》，《读山海经》，《读吴越春秋》，《读越绝书》，《孟子高氏学》，《读文子》，《读公孙龙子》，《读?冠子》，《读盐铁论》，《读潜夫论》，《读论衡》，《读中论》，《读抱扑子》，《读文中子》，《读楚辞》，如别录，其他笔语甚众，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绪三十三年卒。
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蠕生灭，我圣文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

○瑞安孙先生伤辞
炳麟始交平阳宋恕，平子。平子者，与瑞安孙先生为姻，因是通于先生。当是时，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著《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古籀拾遗》，《经移》，《札移》如目录，而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喜《宝积经》。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臧。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绵鞋。疾趣世之士如仇雠，外恭谨恂恂如鄙人，夸者多举平子为笑，平子无愠色。及与人言学术，刚梭四注，谈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学术问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间也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顷之康有为败，其学亦绝。然轻?者多摭三统三世为名高，往往喜谶纬诬典籍成事，外与进化之说相应，不自知回?。始疑六艺卒班固范晔所录，亦以为罔。先生节族愈陔，不与世推移。炳麟著《?书》未就，以其草稿问于先生，方自拟仲长统。先生曰：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于仲长氏？然炳麟始终未尝见先生颜色，欲道海抵温州，履先生门下，时文网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虽无长德，中正之官，取决于胆，犹胜诸荐绅懦畏事者，自有馆舍可止宿也。
其后倾侧扰攘??陛之中，播迁江海间，久不得先生音问。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踪迹。问浙中诸少年，曰：先生亦几及祸焉。怀保善类自若，学者介以为重。平子虽周谨，顾内挚深，与人言辄云皇帝圣明。今且用满洲文署其诗。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祸，以此自盖，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谈意微中，亦ФФ见锋刃。世无知平子者，遂令朱张阳狂，示亲昵于裔夷，冀脱祸难。虽少戆，要之世人负平子深矣。其言内典，始治《宝积经》，最后乃一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系，专修无著世亲之说。比出狱，世无应者，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
稽古之事，世无逾先生。《墨经》废千载，本隐之显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书，不为穿凿庄述，祖龚自珍，不足当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无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宜与文士不相容受。世虽得?运等百辈，徒华辞破道，于朴学无补益。定海黄君既前卒，属先师又不幸。姬汉典柯，不绝如线，赖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带之民千四百州县，独有一介，而新学又不与先生次比，独倡无异，与古先民之遗文，其将坠地。今先生得上寿，庶有达者，继其遗绪，令民志无携贰，中夏犹可兴也。
昨岁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为乐操士风，民不忘本，质之子云雅让，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选。而无锄吾，庶几国学可兴，种姓可复。先生视《新方言》以为精审，赐之《周礼正义》，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发书，比今岁五月始达江户，将以旬月抽读《正义》，且以书报，先生遂捐馆会。焉知旬日所以诏炳麟者，今遂为末命也。
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喾敕，自兹其绝。先生被炳麟书，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读。国亡典刑，炳麟丧其师资，且闻平子亦蛰处不与世耦，生死未可知。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续义净之术，凑于一身，世道交丧，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学术既亡，华实薨剥，而中国亦将殄绝矣。呜呼哀哉！辞曰：
四维丧，国灭亡；颓栋梁，民安乡。生不遭尧与舜让，汤汤大海不可望，灵尚安留吟青黄。

○孙诒让传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太仆卿，性骨鲠，治永嘉之学。而诒让好六艺古文，父讽之曰：孺子徒自苦。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贱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诒让曰：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夙义?爵然，经训以之，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父乃授《周官经》。其后为《正义》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乡试，授例得主事，从父官于江宁。是时德清戴望、海宁唐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诒让与游，学益进。以为典莫备于六官，故疏《周礼》；行莫贤于墨翟，故次《墨子闲诂》，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遗》。其他有《名原古籀馀论》，《契文举例》，《九旗古义》，《述周书斟补》，《尚书骈枝》，《大戴礼记?补》，《六历甄微广韵》，《姓氏刊误》，《经移述林》，又发舒官礼为《周礼政要》，述方志为，《永嘉郡记》。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复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突于春少赣伸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曲勿能治。南海邹特夫比次重差，旁要诸术，转相发明，文义犹诘诎不驯。诒让集众说，下以己意，神旨回明，文可讽诵。自墨学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
诒让行亦大类墨氏。家居任恤，所至兴学，与长吏?耆柱，虽众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说文》，其后小学益密。然说解犹有难理者。又经典相承，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识补苴。程瑶田阮元钱坫往往考奇字，征阙文，不审形声，无以下笔。龚自珍治金文，益缪体滋多于是矣。诒让初辨彝器情伪，摈北宋人所假名者，审其刻画，不跌毫厘，即部居形声，不可知辄置之，即可知然后传之六书。所定文字，皆隐括就绳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显于世。《札移》者方物王念孙《读书杂志》，每下一义，妥耳耳 宁极，淖入凑理。书少于《诸子平议》，校雠之勤，倍《诸子平议》。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晚年尝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长。清廷征主礼学馆不起。年六十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风卒。
赞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学，才得魄莫，视朴学若土梗。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专足以摩扌致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遭时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将莫，则五色柳谷愈章。而学不能传弟子，勉为乡里起横舍，顾以裂余见称于世。悲夫！

○文学论略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文彡。《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彡馘也，有或 有文彡彰也。或谓文章当作文彡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文彡。凡文彡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文彡。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文彡彰为主。今举诸家之说，商订如下：
《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据此所说，文之与笔，本未分途。而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仍有鸿儒。鸿儒之文，若司马子长刘子政所著，则为历史。陆董阳城杨四子所著，则为论子经说。君山所著，则为诸子。是历史经说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惟能说一经者，则不在此列。盖学官弟子，聚徒讲述，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无异于后世之帖括，是故屏之不与也。
自晋以后，始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文也，有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属，一切并包。是则文笔分科，只存时论，固未尝以此为限界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选》也，其于历史，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则《文选》所登无韵者亦自不少。若以文之为道，贵在文彡彰，则未知贾生《过秦》，比于周秦诸子，其质其文彡，竟何所判？且《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有贾谊五十八篇，《过秦》亦在其列。此亦诸子，何以独堪登录？有韵文中，既登汉祖大风之作，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在所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昂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骈俪为主，而又牵引文笔之分，以成其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则序卦说卦，又将何说？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彖象诸篇，属于占繇之体，则不得不为韵语；系辞文言，属于述赞之体，则不得不为俪辞；序卦说卦，或属目录，或属笺疏，则不得不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辞达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之曲说。太史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也。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骈偶之文，而未尝不谓之文也。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韵文，亦多骈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辞，不曰楚文。则有韵与骈偶者，亦未尝不谓之辞也。《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则《惜誓》登于《楚辞》，文辞不别矣。若云奏记条议，则又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篇》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此可见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学说文辞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何以定之？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就成句读者言之，谓之文辞，就无韵文之部分言，则有六科，而杂文小说，居其二焉。凡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件系支分。会计之簿录，算术之演草，地图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无句身。若此类者，无以动人之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尝不得谓之文也。其成句读者，复有有韵无韵之别。无韵文中，当有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科。就吾所说，则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辞。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说，则除学说而外，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皆得称为文辞，而一以激发感情为主，则其误亦已甚矣。无韵文中，专尚激发感情者，惟杂文小说耳。历史之中，目录学案，则于思想有关，而于感情无涉。其他叙事之文，固有足动感情者。然本非以是为主。盖叙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故其文亦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若强事而就辞，则所谓削足适屦者也。至于姓氏之书，列入史科，此则无关思想，亦无关于感情者也。公牍之中，诏诰奏议，亦有能动感情者，然考绩升调之诏，支销举劾之书，则于感情固无所预。其取动感情者，惟为特别事端，非其标准在此也。诉讼之词状，录供之爰书，当官之履历，经商之引帖，此足动感情乎？抑不足动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无所预。若评论典章，与寻求其原理者，此则诸子之法家，当在学说，非彼所谓文辞矣。然则无韵之文，除学说外，有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动感情为主。惟杂文小说，则以是为标准耳。有韵之文，诚以能动感情为主矣。然则蓍龟彖象之文，体皆韵语。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见于《左氏》者多。乃如杨子之《太玄》，焦赣之《易林》，东方朔之《灵棋》，其文古雅有余，而于感情实无所动。其他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宛转，是其职也。虽然，儒家之赋，意存谏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无能动感情之用。毛公传诗，独标兴体。所谓兴者，即能动感情之谓。则知比赋二式，宜不以此为限。传称登高能赋，谓之德音。然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虚》，杨雄之《羽猎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华之《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于感情，动耶否耶？其专赋一物者，若荀卿之《蚕赋》《箴赋》，王延寿之《王孙赋》，祢衡之《鹦鹉赋》，侔色揣称，曲尽形相，读者感情亦未动也。今之言诗，与古稍异。故诗赋分为二事。汉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绝丽，而庄敬之情，览者曾不为动。盖其感人之处，固在被之管弦，非局于词句也。若夫柏梁联句，语皆有韵，后世遵之，自为一体。今试纟由绎其辞，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诗，则以“桃李橘柏枇梨杷”七字垛积成言，无异《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诗为不善，则固诗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诗为善，则无可动人之感情也。然则谓文辞之妙，惟在能动感情者，在韵文已不能限，而况无韵之文乎？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吾今为一语曰：一切文辞，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篾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浚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以确尽事状为要者，历史是也；以比类知原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以本隐之显为要者，占繇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其为文辞则一也。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与文辞对立，其规摹虽稍宽博，而其失也在惟以文彡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文彡者，则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犊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
吾今当为众说，古者书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见语言文学，功用各殊。是文学之所以称文学也。且如经之得称，谓其常也，传之得称，谓其转也，论之得称，谓其伦也。此皆后儒训说，未必睹其本真。欲知称经称传称论之由，则经者编丝缀属之谓也。是故六经而外，复有纬书，义亦同此。如佛经称素怛缆。素怛缆者，直译为线，译意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不得不用线联贯。此以竹简成书，亦不得不编丝缀属。其必举此为号者，异于百名以下，专用版牍者耳。盖经本官书，故吴语有挟经秉χ之说。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传者专之假借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是其明证。《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则手版，古谓之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开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据此诸证，或简或犊，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先说文学各科如下：
△无句读文图书表谱簿录　簿录与表谱殊者以不皆旁行缀系故算草
○有韵文赋颂　无韵之颂即入符命类述序类中哀诔　祭文附此
箴铭　无韵之铭即入款识类中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灵棋之属古今体诗
词典
△有句读文○无韵文
学说　诸子 疏证（凡随文解义及著书考古者皆属此）平议（如史通文心雕龙及一切文评史评之属）
历史　纪传（尚书帝典之类皆属此） 编年 纪事本末 国别史（如国语之属） 地志 姓氏书 行状 别传 杂事（报章中纪事亦属此） 款识（如鼎彝碑志之属） 目录（书目之无说者别人簿录科）学案
公牍　诏诰（尚书康诰酒诰之类亦属此） 奏议（尚书谟训之类亦属此）文移 批判 告示（一切教令皆属此） 诉状 录供 履历 契约（如条约地契引贴之属其私立者即入书札类中）
典章　书志（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属） 官礼（如周礼六典会典之属）律例 公法 仪法（如仪礼江都集礼书仪之属其经学家专门说礼者即入疏证类中）
杂文　符命（如封禅告天剧秦典引之属不皆有韵） 论说（连珠之类亦属此）对策 杂记 述序 书扎（私订契约不关公牍者亦属此）小说
如右所说，分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图书、表谱、簿录、算草、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尚书》者，历史科之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公牍之诏诰类，奏议类，告示类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书志类，学说科之诸子类，疏证类，历史科之纪传类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藉，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大誓》，故《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人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亻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尔。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骨皮 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不自相剌谬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ヘ，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真之《世说》，皆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神鬼。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奇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政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苟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者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主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礻几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去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剌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巳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纵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纵，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之事也。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去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郦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郦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凑，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樵柏?完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庶几承其风烈。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群，行奸轨以幸偷世者。《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文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匈比 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西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馀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钅爪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则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而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藉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所云宗者，当彼断按；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是故示以离法，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出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俭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藉互相驳难，又不必遍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俯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信不诬也。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汜胜之书，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王桢之《农书》，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然观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钅开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荛之议矣。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新方言自序
白杨子云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广其文，撮录字书，勿能为疏通证明，又不丽于今语。钱晓征盖志乎?轩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远。及其作《恒言录》，沾沾独取史传为征，无由知声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灏为《通俗编》，虽略及训诂，亦多本唐宋以后传记杂书，于古训藐然无所附丽，俄而撮其一二，又??不理析也。
夫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尔。乃若儒先常语，如不中用不了了诸文，虽无古籍，其文义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为？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学声均，炳焉复保氏之旧。其以说解典策，讠桀然理解。独于今世方言，丘盖如也。戴君作《转语》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五方之言，及小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善哉！非耳顺者孰能与于斯乎！《转语》书轶不传，后昆莫能继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辄于道古而止，微与，不知其术。虽家人簟席之间，造次谈论，且弗能自证其故。
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言语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余少窥杨许之学，好尚论古文，于方言未徨暇也。中更忧患，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之不宁壹，略扌留殊语，征之古音，稍稍得其角思 理。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而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而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已来，一字转变，余字则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陌纷错，不可究理。方举其言，而不能征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为光棍也，耿之为耳卦也，亚腰之为呼腰也，和门之为欢门也，其语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隐不可知者。不晓音韵变转之友纪，而循其唇吻所宣以检字书，则弗能得。斯戴君《转语》之所以贵，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会仪征刘申叔亦好小学，为札记三十余条。因此辑余说及申叔所诊发者，无虑三百七十事，为《新方言》一篇。恨见闻不周浃，其有异语，俟他日补次之。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而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

○梵文典序
佛典自东汉初有译录。至晋宋渐彰，犹多皮傅。流真支谛，术语稍密。及唐玄奘义净诸师，所述始严栗，合其本书。盖定文若斯之难也。宋初施护惟净，亦转译大乘经论，无虑数十。宋子京与二师时代相接，顾疑《方等》《般若》诸部，并由此方伪造，其源出于老庄，何其妄也！虽然，译述之不善，诚足使人疑殆。当汉世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已译《华严》宝积《般若》之篇。其人既出安息月氐，于梵汉语言则两阂。汉朝儒先，经传术虽通明，独短哲学。斯笔受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于持论？故于全部特抽数卷译之，而其文近于《论语》《孝经》。及魏晋间，士大夫喜老庄，言谈始利。老庄于释典，其术语诚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则僧肇道安诸师，又往往傅以清言。然观童受所译《智度》《中》《百》十二门》《华严》《成实》诸论，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征诘，能如其意。特疏家或以老庄相传，故前有成玄英之疑，后有宋子京之惑。
然则论次梵文，盖其要哉。夫求大义者，虑弗能离训诂。内典之有《翻译名义》，犹儒书之有《说文》《尔雅》也。唐人悉说昙者多至百余家，今皆晦蚀不可见，始湛然著辅行传，已多支离。及宋世法云选《翻译名义》集，讹舛尚多。余每恨奘公不为斯录，而令疏粗者皮傅为之也。
广州曼殊比丘既忧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既睹其谛且密也，私谓内典所论四无碍解，故非一涂。于言音展转训释，总持自在，斯名词无碍解，则音义释文是也。于能铨总持自在，斯名法无碍解，则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释，多局于文身名身，而句身无专书。欲知梵语，则不可不寻文法。曼殊比丘于此，既发露头角，余愿其彀而充之也。抑大乘经论，以般若、瑜伽二宗为上，其于外道六师，非直相攻，盖摄取者多矣。六师虽偏执，其深细远在拍拉图亚里斯多德上。惟独逸诸哲，庶几游于其藩。不窥六师之书，不知大乘所以闳远。吾土所译，独僧法有金七十论な世师有十句义耳。前者诸师，有忧波尼沙陀，后此商羯逻，有吠檀多哲学，皆阙不传。大乘孤行，无外道与之相校，则辩论废而义渐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语，他日益进而译诸师之说，与大乘相辅，余又愿其彀而充之也。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优婆塞章绛序。

○民报纪念祝词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ㄈ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大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首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

○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止卒 者，去之占也。维我黄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坠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渎，云物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
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宪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无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壹[B12A]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
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目曼殊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丸之烈，而蓟燕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辫发，坐论易以长跪。茸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棰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晰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怙狂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
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大木之所生长，胆大冲之所气师，?然不恬，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恩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然。虽燕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然，况见见闻闻者邪？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讨满洲檄
天运丁未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某月某日，中华国民军政府檄曰：昔我皇祖黄帝轩辕氏，与炎皇同出于少典之裔，实建国于兹土。上法乾坤，乃作冠带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南翦蚩尤，北逐荤粥，封国万区，九有九截。少昊、高阳继之，至于唐虞，分北三苗，海隅苍生，莫不循化。夏商之世，王威不远，亦能保我子孙黎民，不失旧服。自周公兼夷狄，定九宇，四海之内，提封万里，旅獒肃慎，无敢不若。
衰周板荡，始有赤狄白狄九州陆浑之戎，交ㄏ诸夏，夷言被发，渎乱华俗，部落聚居，胜兵稀疏，亦财比于癣疥。秦始皇帝奄有海内，乃命上将，驱而致之河湟之外，始筑长城以阻匈奴。中夏清明，秦功为大皇。汉肇兴，则有平城之役。孝武赫然，锐意北伐，终绝大漠，勒石纪功于狼居胥之山，三世载德，威惮旁达。日逐呼韩邪单于，南向奔命，愿为臣妾。迄于新都季汉之世，胡胙世衰，边庭少事。晋道陵夷，授权降虏，刘元海、石勒之徒，凭藉晋威，乘时僭盗，则我中华之疆土，自是幅裂。五胡麋聚，甲覆乙起，江左建国，不出荆扬。然犹西殛姚泓，东诛慕容。徒以燕冀未靖，又资拓跋。崔浩魏收，腾其奸言，明朔方之族，出于黄帝，奸人王通，夏以《元经》张虏，乃云黎民怀戎，三才不舍。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天诱其衷，唐室受命，西戎突厥咸服其辜。以中原之地，久陷索虏，任用将帅，胡汉杂糅，卒有安史之变。延及朱梁，沙陀内寇，石晋刘汉，世载其凶。宋承百王之末，疆域削迫，燕云诸州，沦于契丹。金源继逆，播迁南服。遂启蒙古，宰割赤县，则我中华始{北一}墟为亡国。以民志未携，能贵其种，韩宋天完，扶义伐罪，卒统一于朱氏，衣冠礼乐，咸复其初。虽疆域之广，不逮汉家，挞伐所及，远逾宋氏。辨章种族，严于有唐，九边分卫，[C118]候相属。卫虏不能肆其毒，蒙古不能播其氛。边防之严，趣重西北。
蕞尔东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虏雉兔，窜伏于其间，荐食沈阳，侵及关内，盗窃神器，流毒于中华者二百六十三年。逆胡爱新觉罗氏者，女真遗丑，蘖芽东垂，蒙鱼为皮，使犬逐鹿。自以朱果之祥，发于神鸟，诱惑诸夷，肆其蚕食。昔在明室万历之初，跳梁作贼，父子就诛，凶嗣奴儿哈赤，长恶不悛，世济其逆。我中华念其瞢愚，不忍尽戮，因夷治夷，疆以戎索，有龙虎将军之命。奴酋背诞忘德，恣其虐饕，职贡无时，东珠不入，盗我边部，旁及叶赫尼堪外兰诸部，将率群丑，黄衣称帝。其子皇太极因袭便利，入据全辽。我中华亦有流寇之难，讨伐不时，将帅亟易，遂得使虏穷凶极恶，肆其驰突，外劫朝鲜，内围京邑，稔恶盈贯，亦陨其命。属以流寇犯阙，思宗上宾，多尔衮福临父子，假称义师，盗有中夏。自弘光初元，讫于延平郑氏之亡，四十有一岁，冠带遗民，悉为虏有。以至于今，传嗣九叶，凶德相仍。
今将数虏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代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熔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臧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以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餐，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乡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国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戕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钅龙、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盗，或托讽刺于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覆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狐，家有?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臧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臧。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罪十三也。毡笠绛英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鞅矧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
夫以黄帝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又其腥闻虐政，著在耳目，凡有血气，宜不与戴日月而共四海。故自僭盗以来，朱一贵起于台湾，林清起于山东，王三槐起于四川，洪秀全起于广西，张乐行起于河南，其他义师不可悉数。岂实迫于饥寒，抑自有帝王之志！诚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气不可不涤，故肝脑涂地而不悔也。今者民气发扬，黎献参会，虏亦岌岌不皇自保，乃以立宪致官之会，诱我汉民，阳示仁义，包臧祸心，专任胡人，死相撑拒。我国民伯叔兄弟，亦既烛其奸慝，弗为惑乱。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幕府总摄维纲，辑和宗族，惧草泽之骏雄，良材鲜学，则自以为王侯同类相残，授虏以柄，或有兵威既盛，虏不能制，思寻明祖之迹，与比邻诸雄，互相角夺。不念祖宗同气之好，日寻干戈，使元元涂炭，帝制既成，惟任独断，不可以保世滋大。又惧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为是与内外民献，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呜呼！我中华民国，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谁无父母，谁非同气，以东吴群兽，盗我息壤，我先帝先王亦既丧其血食，在帝左右，旁皇无依，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亦既降为台隶，与牛驹同受?之毒，有不寝苫枕块，挟弓而斗者，当何以为黄帝之子孙？惟革命之不可以已，而不可以有二也，故有共和之政，均土之法，以维持于无极。事虽未形，规摹则不可以不闳远。惟我国民，恺悌多智，以此告勉，庶几百姓与能。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竞，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
我国民之智者，则既知引以为戒，其壮士寡昧不学，宜以此善道之，使知宗教殊涂，初无邪正，黄白异族，互为商旅。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有违节制，悉以军律治罪。又我汉族，仕官于满洲者，既实同种，岂遽忘其祖父。徒以热中利禄，受彼迫胁。人亦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坐为之不乐。幕府张皇，六师神武不杀，虽蚍蜉蚁子，犹不妄戮，况我同种，而当迫害。尔念缙绅，及尔介胄，既汗伪命，如彼赤子，陷于深谷。尔虽湛溺，尔心肺肾肠犹在。尔亦念往者，胡人入关，陵暴尔祖尔父，斫头屠肠于绝辔之野，尔室毁破，尔庙摧夷，尔墓掘穿，尔先妣与诸母诸姑亦有污辱。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以为有人心者，宜于此变。若能舍逆取顺，翻然改图，有束身归命，及以一城一垒迎降者，任官如故。若自忘其本，为虏效忠，以逆我大兵之颜行，一遭俘虏，或得赦宥，至于再三，杀无赦。其为间谍者，亦杀无赦。
又尔满洲胡人，涵濡卵育于我中华之区宇且三百年，尺布粒米，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旅拒，以尔四体，膏我萧斧。尔抚尔膺，尔谁怨！若自知不直，愿归部落。以为我中华保塞。建州一卫，本尔旧区，其自返于吉林黑龙江之域。若愿留中国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视。惟我政府，箫勺群慝，淳化虫蛾，有回面内向者，怀柔以礼，革其旧染。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尔若忘我汉德，尔乃盗边，尔名马大珠不入，尔恶不悛，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士?，与外胡响应。幕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遏绝尔种族。幕府则建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熊成基哀辞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余杭章炳麟谨以玄酒?香，奠烈土熊君之灵。呜呼哀哉！君实徐伯孙之死友，而与炳麟干枝相维者也。伯孙诛恩铭于安庆，阴结军队，期于会朝，城门昼闭，援师阻遏，大义挫顿，遗之于君。逾年援桴鼓而兴，夜鏖重?，内外障隔，卒不能成尺寸功。军人光复之心自此起。君既挫衄，隐名奔窜，转侧日本关东之间，止宿吉林，丽于凶横。伪清宣统二年，正命吉林巴尔虎门外。群隶以是要赏者二十三人。逾年武昌兴，独夫避位，大物以更。又逾年，炳麟至自京师，茇含长春，目治简书，所寝之室，则君拘累时故处也。夫一兴一废，国家代有。君之倡义，以暴君在上，?民失职，非欲亻事刃一人明矣。使君无死，将率义夫，以奖大顺，虽有黎黄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禄不长，噬于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义举于江汉，终复旧物。君之神灵，其可以妥。
独念谗人高张，久未枭除，其所以贼君者，不以临时对垒，顾诬为刺客，以媚贵宠，而又饫以珍膳，饣炎以甘言，禁锢告变之人，以自解说，使死者无怨声，而亲藩得以快意，斯可谓宗社党之造端也。昔浙江巡抚张曾扬在官无愆，杀一秋瑾，而士民敌忾。后徙他官，所在见距。清廷虽爱曾扬，犹不能遣。今是凶人，贪以败官，又造矫诬，以摧义士，其罪视曾扬且什百。民国改建，而犹晏居东表，专镇一圻，斯实国家之耻。昭告君之神灵，凡今日与奠者。自奠之后，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锄贪邪，而敢有回旋容阅，以为凶人地者，有如松华江。呜呼哀哉！尚飨。

○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
民国五年八月某日，某某等谨以?香量币，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呜呼哀哉！自袁氏得位，冯恃淮泗，宗贼余丑，以乱天常，始虽假号，其有僭逆之心久矣。群伦侧目，未敢正言。独诸先觉之士，扶义发难，冀得折其牙角。武力不当，咸死锋刃，既而屏营伏窜，毙于虞侯者先后盖四五万人。元凶建号，西南始义，胜兵用命，狂狡??沮，犹有淫威余烈，制人死命。天夺其丑，而后假定一时。追念诸君伏节死义之初，岂遽知有今日事哉！
某等以为武昌之师，以夷异族，云南之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势，非一人能成之，其友党盘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蘖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人情?愈息，忄元此小康，未暇计后日隐患。某等虽长虑却顾，不敢自逸，无若众论之ん呶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延，首尾四岁，以诒诸君子忧ム，岂小人?俞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
今者兵未逾江，元凶自陨，于彼所丧一人耳，罪魁叛将，与其尝受伪命之吏，根柢相连，不可锄治。彼讼言帝制者乱人也。阴佐帝制，而阳称疾不视事者又乱人也。以其野心与帝制异议，而欲保介袁氏贵业，以桡大法，而为罪人托命之主者，复乱人也。三乱不除，则袁氏未死，国会犹朝露，元首若赘旒。然而二三躁竞之士，饕窃天功，以为己力，欲弭兵以修文政，他日复诒后生之忧，其罪将弥甚于某等也。乃者国人不知，祸乱之几，某等不能正告，而诸君子死难于前，讫于今兹，涉历稍深矣。荡前事之败，而知后来之覆，某等无所逃其责。终以庸众忄曷息，莠言相扇，忧危之论，不足以儆愚子。而更以好事方命为诮，是使诸君子徒死于前，而异日才俊之士，又将累累与诸君子相枕为积尸也。
呜呼！死者则已矣，其有知邪？且无知邪？其灵爽犹足以振起顽懦。生者当知之。知袁氏未死也，知死者之望犹觖也，知死者之不欲徒以生命贸人一夕之娱戏也，以是备豫不虞，训于师而教之无忘戒守，祸其可以少已。不然，虽日享月祀，荐之馨香，树之表旗，丰碑高垄以安之，写金刻石以像之，坛堂祠庙以奉之，诚不足以妥诸君子之灵。而所以为负滋大，不及再稔，故丧未除，新丧又见告矣。斯亦非诸君子之所遗长恨长盼而不已者邪！呜呼哀哉！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大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雠，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藉言天然，则?袷海藻，享祧?爰?隹，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邪？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致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辫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于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邪？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邪？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亢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亢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结，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氏，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事刂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诸将，倚卑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也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虞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禁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执，而排沮大后之权力。载┟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直非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耕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ん讠尧，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欢四子，于尧皆葭莩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邪？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有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得长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妄，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之所宪，非然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长素虽与载┟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桎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父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毒不韦而踣覆之。今载┟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途，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以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禄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毓，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风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才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而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非曰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和给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而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而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文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犹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党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尝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每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邪？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后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箸。故此社会学家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所证明势无可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事刂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性，躬自引决，?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浴，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逮邪？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威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抑吾有为长素忧者，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只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叠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蔚荐矣。藉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酋咸 ，卓茂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孙文○民报发刊词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填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税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呜呼，满洲入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问题，日益发生。此真我民族祸福所关，不容默尔。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严著述之辨。著者自发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征引，必详所出。述者本诸旧闻，连缀成辞。大概分译述讲述二种。未尝自居己作。故所征引可略所出，亦以难于毛举也。于此不辨，而崇剿说，则是以士君子而为盗贼之行。故附识于此。）次论满族之果能与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兹析其义于左：
（一）同气类之人类团体也。兹所云气类，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继续的人类团体也。民族之结合，必非偶然。其历史上有相沿之共通关系，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团体。故能为永久的结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
准是，则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问题焉。则同一之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否，同一之国民，果必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决此问题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之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盖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类，即有战争。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牛马畜之，不齿人类。古之希腊所征服者，悉以为奴隶，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则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为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其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则艰难缔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义为人性所固有。即或民族中更变乱，为强所弱，四分五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义淬而愈厉，困苦百折，卒达其目的而后已。举例以言，罗马帝国瓦解后，民族主义代世界主义而兴。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尔些之事业，法兰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业，大僧正里些流之事业，及亨利四世之事业，皆贯彻此主义者也。十九世纪之初，日尔曼民族分属联邦，无统一之观念。遭法兰西蹂躏，憬然思变，实行民族主义。卒合二十五联邦而成德意志帝国。意大利民族自帝国破灭后，邦分离析，受轭制于奥大利。惟能实行民族主义，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国。此其荦荦大者也。其他诸国受此思潮，理想丕变。此主义遂磅礴全欧。其结果也，进步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二）民族不同同为国民，其类至繁。先大别为二种：
（甲）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变化而为同一之国民者。其中复有二小别：（一）诸民族之语言习惯，各仍其旧。惟求政治上之一统。如瑞西是。此必诸民族势力同等，然后可行。否则一有跳梁，全体立散矣。（二）征服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脱国权之范围，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与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于犹太，今者俄之于芬兰、波兰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奋而独立，以张民族主义。如比利时之离荷兰，希腊之离土耳其是。
（乙）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为一民族，以为一国民者。今欲问此为民族之善现象乎？抑恶现象乎？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微。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其显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极迁变翕辟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轨有可寻者。归纳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　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　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　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　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于今古。至于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关系，政治社会的生活之共通，或由于诱引，或由于强迫，皆足纳之于同化之域者也。上之所述，皆政治学者所标之公例也。以下将涉于鄙论：
吾今为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关于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诸公例。公例者，演绎归纳以获原理之标准，以告往知来者也。为变虽繁，必由其轨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呜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于严几道也！夫几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译《社会通诠》有云：宗法社会，始以羼族为厉禁。若今日之社会，则以广土众民为鹄，而种界则视为无足致严。此其言诚当也。然几道案语，言外之意，则有至可诧者。观其言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种不以国。（中略）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中略）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吾强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矣。”几道此言，遂若民族主义为不必重，而满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云能审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势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鲁撒逊民族，峨特民族，条特列民族，群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为亚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盖其合同也，诸民族实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无尤。其他三例，则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关系也。此其合同，非出于双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两者相持，势力优者，权必独伸。而政治上之势力，军事上之势力，其最者也。是二势力，必握于征服者之手。由是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所当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戢戢然归化之。是其一立于征服者之地位，一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厘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则一立于主人之地位，一立于奴隶之地位也。夫民谁其堪！奴隶者！果其能力萎弱，则不聊其生而渐归于尽。而非然者，则将百折不挠，以求遂民族主义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饮泣，?然而为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则食其毛践其土，薰其文化，乐以忘其故。自形式观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观之，则不共天日之仇雠，而强相安于衽席之上也。于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与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呜呼，而真欲其长处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呜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于同化公例上之位置，则请言自黄帝以来以至有明之末，民族变化之历史。然欲语其详，有专史在。今述其概略而已。
黄帝时代与苗族竞。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强者也。黄帝破而灭之。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则曰百姓。三代以来，百姓与民之别泯矣。是为彼折而同化于我。
观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诸戎，北狄、长狄鲜虞诸族。或滑诸夏以主齐盟。然至于秦，则凡此名词，仅留于历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于我。
汉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张骞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闽粤滇黔皆折而同化于我。
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乱华。前赵则匈奴也；成则巴氐也；后赵则羯也；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皆鲜卑也；前秦后凉，皆氐也；后秦，羌也；北凉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灭，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于拓跋氏。其后高氏宇文氏，复中分。自晋至隋，我民族之陵迟极矣！诸虏得志，多效汉俗，几如第四例所云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刘裕创之于前，隋文帝获之于后。诸族中更屠杀，其孑遗者悉折而同化于我。我民族虽暂屈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终复居征服者之地位。
唐初，突厥肆虐，太宗灭之。其后回纥、吐蕃虽屡为梗，无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继猖獗。至于有宋，我民族复宁焉。宋末，厄于女真，亡于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谓契丹为汉人，谓我民族为南人，阶级至卑。此大垢也！有明奋兴，北虏穷遁，归其巢穴，未同化于我。而我民族光复故物，复居于征服者之地位。
是则，四千年来，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单纯，后乃繁杂。然实以吾族处主人之位，殊方异类，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为一而成四万万之大民族。
呜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来，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于今，则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
满洲与我民族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满人，亦不?然自附。观其《开国方略》云：“长白山（在吉林乌拉城东南）之东，有布库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长，命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云云。是则，满族与我真风马牛之不相及。无他之问题可以发生。彼其长白山下宁古塔边，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孳乳蕃庶，乃奋其牙角，奔踔噬咋。先取金辽部落，继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继兼有朝鲜，又继兼有明之关外。金辽语言相同之国也。蒙古语言居处不同，而衣冠骑射同之国也。朝鲜及明，则语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为先后。（语本魏源《圣武记》。）然金之与彼，实同族类。《开国方略》曾尝言之。天女之说，其神话耳。彼其东胡贱族（西方谓之通古斯种），方以类聚，故所合至易。辽及蒙古，视之有间矣。至于朝鲜，则尤疏远。然彼未尝涎之。特以近在肘腋，劫以威力，使勿生变耳。天命以来，所处心积虑以图之者，厥惟中国。终乃乘明之亡，疾驱入关，遂盗九鼎。自是以后，与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满族与我民族相比较。以云土地，彼所据者长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蕞尔之毳裘，而我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荐食不仰给于我，且无以为生。使其绝对的不同化于我，必不足以营卫明矣。使其绝对的同化于我，则一二世后将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别有所天，是自歼其族也。彼中枭酋，处此问题，苦心焦虑，匪伊朝夕。卒乃得其所以自保而制人者。为术有二：一曰，勿为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与之同化。如是，则彼族可以长处主人之位，以宰制万类。其计弥工，其心弥毒。顺康雍乾以来，妙用此术，未尝少变。今钩考历史，刺取其真证实据，类列于左，以供参考。
（一）欲不为我民族所同化。夫两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异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迟。其优劣之差远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语本日本小野冢博士《政治学》）满族与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计。盖适合乎第三例者。当同化进行时，滔滔然莫之能御，势将举其言语文字居处饮食而一同于我。此固当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严通婚之禁。（多尔衮入关，下令满汉得通婚姻，其后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见蒋良骐《东华录》）夫满之与我不同血族，复绝婚姻。故二百年来，精神体质，未尝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万之民族，与四万万之民族相片半 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恶质，而不及百年，彼族将无一存者，可决言也。彼既自间其族系，乃复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别于我。利用其所擅长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别为二种：
（甲）保守其习惯 习惯为民族之一要素。习惯存，则民族之精神存。其显然表见者，常有以自异于他民族。满人而知保此，其计之巧者也。虽然，若语满人之习惯，必将有狂笑绝气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举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压首作圆扁形。彼悬诸太庙之太祖太宗，图形于紫光阁之世臣，皆作此状。即最夸能保守满洲旧族之弘历，亦言之若有余羞者也。此其习惯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其祭献之礼绝诡秘。或曰：其大酋自裸以为牺牲。然无信据也。此其习惯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满语，联缀成句。寻复以十二字头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因加圈点以分析之。其拙劣仙野，不足以载道甚明（如译壬戌为黑狗之类）。此其习惯之三。夫其习惯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为美也。以之自别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观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谦《东华录》内载：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谕阅《太宗实录》，内载崇德元读《金世祖本纪》，谕众云：熙宗合喇及完颜亮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肃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正为万世子孙计也。云云。（以上太宗语，乾隆引之。）我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呜呼！此语情见乎辞矣！其为万世子孙计，真不可谓不周矣。彼既累世相传，坚守此旨。故于满洲旧俗，虽至微细，必监督之。乾隆八年，叹满洲旧俗日即废弛。责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旧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谕：前因宗室等及满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轿，竟不骑马，曾降谕禁止。此欲令伊等勤习武艺，不至有失满洲旧规。今闻有坐车者，与坐轿何异！嗣后只准王等与满洲一品大臣坐轿。其余概令骑马，二十年五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尤属恶习。不知其所学者，未造汉人之堂奥，反为汉人所窃笑。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戒！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即翰林等，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辈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其谨小慎微，思患豫防，至于如此！然其中尚有宜注意之点。彼一则曰：“学习国语”；再则曰“以清语骑射为务”。夫以满洲人操满洲语，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为。则以彼虏自入关以来，悉操北京语，久已忘其固有之语言故也。彼知语言文字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试满洲文。然丑劣寡用，微特汉人吐弃之，即满人亦不以为意。特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骑射，则关系重要。后将论之。其他习惯，亦多关于强悍之俗。彼之主张保守，非无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恧虏俗，刻意模范汉人风化，迁都洛阳，粉饰汉制。其结果，胡虏悉同化于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无他，忘故我之观念，而与他族相混于无形也。满洲人保守其习惯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翘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发皇其所长　满俗无所长，其所长惟骑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来。故日谋宝有而精进之。观上所述诸论可证也。而彼惟利用所长，故得钤制我民族，使无生气。因之于吾历史上留万年之大纪念曰：满洲自人寇以来，凡兵权悉操于彼族，而我民族无与焉。呜呼，吾不能不叹满人设计之工也！夫以兵权悉操于彼族之手，则生杀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数之民族，制多数民族而有余。彼于一方，则利我民族之文弱，务求柔其骨而{艹尔}其神者。既以科举愚之矣，又开博学鸿词科，求天下图书，储之四库，使儒臣从事校勘，使之益近于文柔。至于武事，则不复齿之。乾隆之于汉臣，口吻尤刻。于陈宏谋之转粮不力也，则曰：彼系汉人，不必责以有勇智。于陈世倌之言兵事也，则曰：彼汉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见《东华录》）！其侮弄如此。于一方面，则重满人之兵权。凡国家之军政组织，全部属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盖两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强武，比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无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为如是，则不独有以自异于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驯伏我民族而有余也。故其兵制，则重驻防，重禁旅，而不重绿营。魏源《圣武记》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驻防。禁旅八旗，满洲兵八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其人则皆东海扈伦诸部落。无在黑龙江北，宁古塔东者。其汉军亦无远在山海关以内者。若夫驻防之兵，则即八旗佐领中之余丁，佐领外之新附，随时编籍，人无定额，散处辽河东西诸城。无事射猎耕屯，有事驰驱甲胄。故天命十一年攻宁远时，兵已十三万。崇德中，远蹂燕蓟，随近摧宁锦，旁挞朝鲜、蒙古，用兵常十余万。而入关以后，以之内卫京师，外驭九服四夷。观此，其兵制可略见矣。是以入关以来，凡有战役，皆以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绿营之强也，实且利绿营之弱。即间有一二征伐，资绿营之力者，然终不以为正师也。惟康熙禁旅驻三藩之役，有小例外。盖其时为满族与我民族交战。彼满人者，既深忌我，复深畏我。惧其悉趋于三藩，而并力以敌己也。故谋有以离间而利用之。为手谕以诏绿营诸将曰：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于是，一时赵良栋、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诸民贼，争刈同种以媚异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间出于政策也。至于典兵之臣，则几满族所专有。其初皆以亲王为统帅。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康熙时，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则安康简等也。西北用兵，亦屡以皇子将之。至雍正以后，始不尽然。汉人之司军柄者，惟年羹尧、岳钟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谤书盈箧。以其手絷曾静，以兴大狱，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湖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荦荦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则不欲其与闻军事，即为偏稗，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满珠等奏：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不宜用汉人为之。得旨：“朕汉满一体，从无歧视。（中略）满洲人数本少。今止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人补用，则人数不敷，势必员缺。”（见蒋氏《东华录》）夫于“满汉一体”之下，忽著此语，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见乎辞矣。总之，专制国之政府，有非常之兵力为第一要义。使为异族政府，则更所急。察满洲军事的组织，乃欲以一民族为一军队，营卫京师，而驻防各省，长驾远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至于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权，则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所应有之手段。英之于印度，法之于安南，亦犹是也。彼之不愿与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与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为所同化　彼之不欲为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为国民，虑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将有变也。则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铲除民族思想，而为驯服之奴隶。彼又虑欲达此目的，非用威迫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蛮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种：
（甲）关于物质上者　其最重要者，莫如剃发易服一事。而剃发尤切肤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见于外者，为特有之徽识。图腾社会（此从严译《社会通诠》。日本译为征章社会），视此最重。至于今世，亦莫能废。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之精神相维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彼满族之效我民族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满洲民族之观念也。使其强我民族悉效彼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我民族之观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厉行此政策。蒋氏《东华录》顺治五年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至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内，尽行剃完。若巧避惜发，藉词争辩，决不宽贷！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上奏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呜呼，此一纸剃发令，彼实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质直自白，无遁辞焉。犹复饰言明制。彼宁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过欲我民族变形鹿豕，丧尽种族观念，戢戢然归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剃发令宣告后，吴楚江浙接踵起义。伏尸百亿，流血万里，以殉其节。遗臣逸老，争祝发为僧，或著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窜身獠峒，终其身不复出。此犹曰忠节之士也。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此犹曰普通之人心也。污贱如陈同夏，犹知昌言于朝，谓蓄发整衣冠，然后天下太平。毒戾如吴三桂，犹知以剃发易服为耻，号召天下以谋一洗之。此辈狗彘不若，而赞同舆论犹若此。此犹曰为时尚迩也。洪杨崛起，兵力所及，汉宫威仪，一复其旧。东南群省，翕然应之，几覆满祚。呜呼，怨气所聚，郁而必泄。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关于精神上者　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质。自以神明之胄，不当与夷狄齿。故对于他民族，无平等之观念。至于用夏变夷，尤非所堪。此种思想，为满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怀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终为彼患。盖社会心理，常为事实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团结不解。则虽怵于威力，为形式上的服从。一旦爆发，若溃江河，决非彼等所能御也。彼故日谋所以使我民族死心尽气者。日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饰之以淫辞，行之以威力。庄廷钅龙之狱，戴南山之狱，查嗣庭之狱，陆生楠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钱名世之狱，胡忠藻之狱，皆一二私人痛心种沦，时发微叹，遂被踪迹，而及于难。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间接使我民族箝口结舌，胥相忘于公义。由是视异类若兄弟，戴仇雠为父母，剥丧廉耻，世为人奴。呜呼，贱胡操术若是工耶？今举当时诏书，其心事之最明白显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谕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又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殊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文之，非以其为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据者，为以君臣之大义，破种族之思想。以为既成君臣，不当复问种族也。而当时有排满思想者，亦实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与种族上之革命，混和同观。故彼所持之说，转若铿然有声。至今日，则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谓之易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谓之亡国。以一种族，克刂一种族，谓之灭种。满洲者，对于明朝则为易姓，而对于中国，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雠。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与有？噫б！五洲之族类繁矣！苟其不问种姓，惟强是从。前则生番野獠，黑蛮红夷，皆将可谓吾君，而奚止汝满奴者！彼其利用儒术，摭拾一二尊君亲上之语，欲以摧陷廓清华夷之大防，以蕲我民族死心归化，罔敢有越志。故虽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观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谕：“朕览本朝刊写书籍，凡遇夷狄胡虏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义不敬之甚。此后临文作字，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见《东华录》雍正八年）夫{艹尔}然民族，屡遘淫威，防触忌讳，百方避之。彼以为此之避我，乃远我也。使不我远而反我亲，然后相安，驯致相忘。故其监谤之法，细微至此。呜呼，斧?所及，不止形体，而深入于心术，不其酷哉！贼智相传，其子弘历，乃复跨灶。取我四千年历史而点窜之。凡夷夏之闲，悉被扫抹。夫历史为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于此，有深自表见者。司马光之作《通鉴》也，晋亡之后，继以宋齐梁陈，未尝使索虏纂统也。王世贞之作《纲鉴》也，宋帝?飘零□海，犹不著其失位。明祖义师一起，即以纪元。所以恶元之篡我也。凡此皆民族精义所存。彼纂《御批通鉴辑览》，概删改之。且龈龈致辨焉。凡此皆谬托学术，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蛊之智，欲我民族帖然归化，自安顺民而已。然民族大义，中更磨砻，益发光莹。今日吾民族思想，更进一步，不复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种竞存为无上义。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准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于我也若此，而强我民族使归化于彼而卒无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芟剃所余，仅存遗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之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如此，则使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跃而立于征服者之地位。复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则，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则以满人自咸同以来，其状况已大异畴昔。故以云保有习惯，则贱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关内满人，能为满洲语言文字者，已无多人可知矣。以云专擅武事，则八旗窳朽，自嘉庆川湖陕之役，已情见势绌。道光鸦片烟之役，林则徐守两广，边防屹然。其偾者，皆满洲渠帅也。英法联军之役，僧格林泌率满蒙精骑以为洋枪队之的，其军遂歼，而《天津条约》以成。洪杨之役，赛尚阿辈工于溃败，官文则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军制尤腐坏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论兵事，谓凡与贼遇，宜使兵勇临前敌，而吉林精骑尾其后。如胜，可使逐利。即败，亦不至多所损失（见《胡文忠遗集》）。其轻侮若此！是故湘淮诸军，势力弥满天下。而捻回诸役，皆以汉人专征。逮乎今日，各省练兵，以防家贼，不复恃禁旅驻防。虽近者练兵处侧重满人，已有显象。要之，其不能回复已失之势力，可决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于我者，已无复存。而庚子之役，俄军藉口占奉天。以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惧。屈意交欢于我，下满汉通婚之诏，以冀同化。凡此皆与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虽然，使若是，则少数征服者同化于多数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应之曰：满酋之在今日，又别有新术在。
大抵民族不同而同为国民者，其所争者莫大于政治上之势力。政治上之势力优，则其民族之势力亦独优。满洲自入关以来，一切程度恶劣于我万倍，而能久荣者，以独占政治上势力故也。今者，欲巩固其民族，仍不外乎巩固其政治上之势力。由是而有立宪之说。
夫立宪，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国民所希望者也。使吾状其丑恶，则必有怫然不欲闻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尽善之宪法，而语其效果曰：此之宪法，于民族上之运动有二效果，一曰使满汉平等。曩者虽同为国民，而权利义务各不平等。今则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满汉相睦。曩者阴实相仇，恐莫能释。今则同栖息于一国法之上，可以耦俱无猜。如是，当亦一般志士一般国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满意足者也。虽然，吾敢下一断语曰：从此满族遂永立于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为我民族特设之位置也！请不复语深远，为设浅近喻以明之。今有大盗入主人家，据其室庐，絷其人口，而尽夺其所有。既乃自居户主，释所絷俘，稍予恩赐，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则故主人者遂欣然愿事之乎？抑引为不共天日之仇雠乎？我民族之愿奉满洲政府以立宪也，胡不思此况乎？宪法者，国民之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盖宪法之本旨在伸张国民之权利，以监督政府之行为。彼政府乌有立法以自缚者！即在立宪君主国，其宪法或由政府所规定。然实际仍受国民之指挥。今国民已有指挥政府之权力乎？而敢?然言立宪乎？况今之政府，异族之政府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惧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为是以牢笼我，乃遽信之乎？希腊之受制于土耳其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宪也。比利时之受制于荷兰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荷兰政府之立宪也。匈牙利之受制于奥大利也，知求独立而已，而奥大利卒与之立宪，为双立君主国。匈虽绌于力，暂屈从之。然至于今日，犹谋反动。盖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关系，同为国民者，征服者则恒居于优势之地位，而牵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脱其羁绊。而被征服者即甚无耻，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势所不能为，亦义所不当为也。则知满洲政府之立宪说，乃使我民族诚心归化之一妙用，而勿堕其术中也。
深观乎国民之所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冁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克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康有为之《辩革命书》，一生抱负，在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种族之别，则尤无须乎尔。此其巨谬极戾，余杭章君炳麟已辞而辟之。公理显然，无待赘矣。然康之所说，其根据全在雍正关于曾静、吕留良之狱所著之《大义觉迷录》。不为揭而出之，恐天下犹有不知其心，而误信其言者。兹刺取《大义觉迷录》中康氏书抄袭之语，比较互列于下。《大义觉迷录》有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己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绂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篑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讠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皆知主权苟尚在彼族之手，则政治决无由进步。故此说决无成立之理由。其二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而谓各国方眈眈于我，一有内乱，必立干涉。而国随而亡。为此言者，自托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于是别有怀抱者，乐于便托此说以自文饰。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其流毒所播，不可谓细也。今欲外审各国对于中国之方针，内度国民之实力，?口极论，阐明革命与瓜分，决无原因结果之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以杜瓜分之祸。愿爱国者相与研究此问题，而悦然于解决之方法也。本论分二大段。前段论瓜分说之沿革，后段论革命与瓜分之无关系。

○第一瓜分说之沿革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中国不能自立，何以为瓜分之原因？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平和不可保也。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势力相冲突，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于是有一国谓势力之不均如此，不如分割之，俾各得其所。于是倡瓜分主义。又有一国谓势力既不平均，若言瓜分，则滋忧也。于是倡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甲午以后，庚子以前，瓜分说极炽之时代也。庚子以后，至于今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说确定之时代也。一言以蔽之，中国未至于瓜分者，列国势力平均主义之结果也。（庚子以前，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瓜分。庚子以后，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开放、保全，始终均势问题也。）而解决之法，后与前异。以上举其概要，以下逐项释明之。
（一）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自立者何？能自以内部之力，完全独立之谓也。故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而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盖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以通商为厉禁，放逐传教师于国外，戮人民之私奉外国教者。人民有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其与外人交接也，觐见之礼，以三跪九叩首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也。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于是奖励和拳，宗室王大臣为其首领。揭扶清灭洋之帜，以招八国之兵。迨乎北京失守，狼狈西遁。此后又一变而为媚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综满洲政府之对外政策，不出二端。前者为倨慢无礼，后者为反复无耻。以至有今日。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可决言者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同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之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
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更观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德国首议处罚元凶。美国答之曰：
（此役暴徒之首魁，即政府诸宗室元老也。故宜先改造清国政府，后乃议处罚之。）
此言诚洞悉当日事变之真相者。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演说有云：
（支那之政府，专以苟且姑息为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谓外交上柔能制刚，利用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而无信义。故日英同盟虽实行支那之保全开放，列国之机会均等主义，然战国派之外交，可惹起内部之变动。）
此其言满洲政府之心事，可谓洞若观火矣。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能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
（二）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满洲政府实足以召瓜分，既如上所述。然各国之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者，非满洲政府使之然也。一由于各国间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我国民之情，实虑瓜分之难行也。盖欧亚交通以来，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联军之役。其战争之目的，欲击破锁国主义，得以自由贸易而已。非有瓜分之观念存于其间。迨乎甲午一役以后，情见势绌，而各国之殖势力于中国者，至不平均。所得丰者思保持之，所得歉者思挠夺之。于是德国首倡瓜分之议。于一八九七年，以海贼之暴举，占夺胶州湾。于是俄藉口以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英租借威海卫，法租借广州湾。此外人屡有不割让地之设定，瓜分之论，极炽于是时矣。然终以势力不平均之故，瓜分适于滋扰。于是美国首提议门户开放主义。英日固同此主义者。于是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英德俄法日伊六国皆表同意。宣言对于中国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为主旨。此为各国对清政策之根本也。未几而有庚子之变。自有庚子之役，列国益维持前此之政策，而知瓜分之难行。无识者以为庚子之役乃瓜分之机会也。然须知北京已破，帝后远遁，而各国会乃汲汲于善后处分及媾和条约者，何也？此有二原因在。其一由于各国之政见有相违也。日英美志于保全，俄德法志于侵略。联军统帅华德西欲进兵太原，英军帅加士里不奉令。谓有政府之命令，不许进兵。华德西无如何也。各国龃龉若此。俄啖知之，乃扬言曰：俄国出兵之目的，欲扫荡拳匪，救援北京而已。今宜讲善后策，维持清政府，缓处罚元凶。盖于一方博宽厚之名以市恩于满洲政府，一方萃兵于满洲，以为占领之计。遂由是而生日俄战争之结果。此由平均势力之使然也。其二则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盖拳匪之愚妄虽可笑咤，然所以激而至此者，仇外之感情使然也。今北京虽残，东南诸省犹无恙。使行瓜分，非亿万之兵力，长久之岁月，不足以集事。故有所惮而不敢发也。且因是之故，外人知暴烈的手段，予吾民以难堪，适以激动其排外之热。自是以后，由劫夺主义，一变而为吸收主义矣。以此二原因，故俄国首倡退兵，各国无梗议。旋归和好。尔后俄包藏祸心，并兼满洲，终酿日俄之战。迩来瓜分之说已如烟消云散，不复有称道之者矣。
然则，为今日之中国计，正宜利用此均势之机会，以奋然自立。勿谓门户开放领土保全，可以苟全也。受人之保护，不得谓之自立。不能自立者，不能生存。然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何也？各国虽取均势主义，然今日之满洲政府，其外交政策，在煽动列强之嫉妒心，而利用其冲突。于是各国中有狡者，以诈欺恫喝之手段投之，无所往而不得志。一国有所获独丰者，则均势之政策不可维持。终必出于分割而后已。盖满洲政府既谩藏诲盗，又反复无常。其究极必破坏均势政策，而使各国不得不出于瓜分。分而不均，则各国相战。分而吾国民起与为敌，则各国与吾国相战。世界无宁日矣。惟吾国之不利，抑亦各国之不利也。故中国今日宜亟谋其地位之安全，而行正当之外交政策，然后足以自立。抑亦中国之自立，而有关于世界之平和也。然则，第二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
世之诋毁革命者，动辄曰革命军起，外人干涉瓜分随之。此言几于耳熟能详矣。然问革命故足以惹起瓜分，大概不出二说。第一说谓：但使革命军起，则外人必干涉也。第二说谓：革命军有取干涉之道也。而此二说之中所主张之原因，又各不一。吾今搜罗列举之，一一加以辨驳，使其说无复立锥之余地，庶几真理乃显也。兹分论如下：
（一）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为此说者，以为不问革命之目的行动如何，但使内变一生，即为干涉之媒介也。夫国有内乱，外国可以干涉与否，本为国际法上一大问题。今亦无须于法理上多着议论。惟须知外国所以干涉者，固必有其原因。而革命军所以被干涉者，亦必有其原因。究其原因之为何，最切要之问题也。而世所举干涉之原因综计之，不外七说：
（甲）谓革命军足以妨害各国之政策。为此说者，其必不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者也。今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即上所举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也。革命军起，于此主义，果有何妨害。此反对者所不能致一辞者也。（如谓革命军苟以排外为目的，则于门户开放政策有妨。此则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耳。何也？苟革命军无排外之目的，则此原因不发生也。故曰：附随原因。于下论之。此专论主原因也。）如谓各国之抱此政策，乃其貌托而非本心。则须知各国之抱此政策者，非有所爱于中国，乃均势问题使之然也。英美日固认此政策为有利者。其怀抱野心者，莫如俄，而方新败谋休养。法汲汲于言平和。德之心事最为阴险，其地位亦最足为人患。然各国瞵伺，不敢独轻于发难也。故开放门户，保全领土政策，乃为各国所同认。然则，革命军之起，倘如义和拳之高揭扶清灭洋之帜，则为自取干涉，使各国虽欲不干涉而不能。若夫革命之目的，单纯在于国内问题者，而谓义师一起，即于各国之政策有妨，此则稍知各国之大势者，皆能斥其妄也。

（乙）谓各国藉口于内乱而行瓜分。此说所谓小儿之见也。今分二段释明之。第一，各国苟欲瓜分，不必有所藉口。凡欲亡人国者，质直坦白宣言于众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而已。非有所赧而求有以藉口也。且今日各国之不言瓜分者，非患无以藉口。一由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中国民族之大，未可遽言并吞也。第二各国即欲有所藉口，亦不必藉口于内乱。今日满洲政府之政治，可以藉口者多矣。随时随地，何不足以藉口。必坐待有内乱起，然后有以藉口乎？举实例言之。台湾之割，朝鲜之割，缅甸之割，安南之割，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胶州湾之失，旅顺口、大连湾之失，威海卫之失，广州湾之失，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至于庚子之役，则尤非藉口。彼拳匪之宗旨为扶清灭洋，非与满洲政府为敌，乃与外国为敌也。则外国与之为敌，何怪其然。且各国苟欲瓜分，则联军入北京时诚机会矣。彼时不为，而欲于他日求有以藉口乎？故各国之不瓜分，有所惮而不敢为也，非因无内乱以为藉口也。
（丙）谓使革命军成功，则各国前此由满洲政府所得之权利，将尽失之。故各国必维持满洲政府，而与革命军不两立。为此言者，由于不知国际法之过也。于国际法，凡国家间由于条约而生之权利义务，条约之效力未消灭，则权利义务，依然继续。旧政府虽倾覆，新政府固当继承之。何也？条约以国家之名义缔结之，非以私人缔结之故也。故为此言者，自不知国际法之原则。不然，则欲以欺不知国际法之人也。（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撤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然非政府新旧嬗代而失条约之效。故此两事，不可混为一。）
（丁）谓使革命军成功，则中国将渐盛强，非如满洲政府可以为傀儡。故各国为外交上之阴谋计，宁扶助满洲政府而锄除革命军。为此说者，必卑鄙狡黠之小人，未尝知外交之政策者也：大抵外国政策，贵于熟知各国之情实，定各国不可不由之准则，使己国蒙其利，而又非各国所嫉，乃为善于外交者。若夫操纵捭阖之伎俩，期于簸弄颠倒，以搏目前之小利，则未有不自戕者。俄罗斯喜用之，卒受巨创。盖各国林立，必不容一国独专其利。利之所萃，即害之所萃也。彼满洲政府诚甘为人之傀儡者。然傀儡只一，而欲利用此傀儡者有七八焉。一国乘间利用之而独享其利，此六七国者，旁皇嫉妒而不能堪。非求利益均沾，则相与攘夺耳。今日之中国，为各国所注目，而为之政府者，乃供人傀儡。得者骄盈，失者怨望。战争之祸，所以不息也。使中国人奋起而扑去此傀儡，卓自树立，行正当之外交，则不必求他人之保全，尤非供他人之傀儡。东亚问题解决，均势问题亦解决。故中国之独立，有关于世界之和平。各国息其觊觎，全球得以安燕。较之利用傀儡以生战祸者，其相去何如！而谓人不知所取舍耶？
（戊）谓革命军起，虽非以排外为目的，然经年转战，商务受其影响。各国为保其商务计，必发兵平乱。为此言者，似甚远虑，而实蒙稚可笑。其智识殆如小儿观剧，谓出兵之事至易易也。不知在古昔专制之国，其君主穷兵黩武，且有因苜蓿天马之故，而苦战连年者。洎乎世进文明，战祸愈烈，战事愈少。且在立宪政体之下，虽有好大喜功者，亦不能妄于兴戎。盖战事至危。所牺牲者，国民之生命也。所耗损者，国民之财产也。故非关于国家大计，非兵力不足以维持者，不轻言动众。试观英杜之战，其原因之伏，非伊朝夕。金矿主久怀兼并之志，一九○五年英将露迷臣率兵驻杜，受金矿主之音旨也。杜人尽俘之。全英舆论沸腾，犹未出于战。后以争占籍问题，始决裂。杜人口止二十余万，而英人占籍者已十余万。故杜决议拒绝。英遂示威。杜立下哀的美敦书。战祸乃作。初年英败绩，益愤。前后发兵四十万，死伤六七万，耗帑五十万万。至今英人以为得不偿失。故今岁选举，主战党势力失坠。由是观之，战事岂得已耶？商务固足重。然以此单纯之原因，而遽出于战，毋乃易言乎？据最近统计表，英人在中国者五千六百人，美人三千五百人，德人一千六百人，法人一千二百人（半为教士），日本人五千二百人，葡人一千九百人。为此等人营业之故，而动各国之兵，彼政府议会何轻举妄动若此也！是故革命军兴，各国派兵保护彼商民，意中事也。然此基于国际法上之自卫权。（例如南昌教案起，法遣兵舰保护是也。国人不知，以为示威运动。由不知国际法上之自卫权故也。）不可为非。至于谓各国因保护商务之故，而联万国之众以来干涉，而实行瓜分，则真如小儿观剧而叹战事之易也。
（己）谓革命军崛起，必倚一国以为援。革命军之势盛，则此国之势亦盛。各国惧破均势之局，乃不得不出而干涉，遂至于瓜分。为此说者，较前诸说稍坚，而亦有其证据。以谓希腊之独立，求助于英。意大利之独立，求助于法。民党必连与国，然后可以胜利也。然此视敌之何如耳。希腊之敌为土耳其，意大利之敌为奥大利，其政府之威力，十倍于独立军，故非有奥援，不足自立。若中国则异是。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普遍于我民族的国民之心理，则与革命军为敌者，只满洲人及其死党而已。灭此朝食，无所于疑也。至于各国之同情，固革命军所希望者。然所希望者，消极的赞成而已。起事之际，欲其承认为交战团体，成功之际，欲其承认为独立国。然欲得其承认，虽由于外交，实专恃乎实力。已有为交战团体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已有为独立国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所求于彼者不奢，故其后患不生也。要之，此说之前提，谓革命军必倚一国以为援。使革命军纯任自力，而不求助于人，则此说不能成立也。
（庚）谓革命军起，政府之力既不能平，则必求助于外国。外国出兵助之平乱，因以受莫大之报酬。为此说者，以为贱胡无赖，苟求保其残喘，必出于借兵平乱之政策也。夫虏之为此谋，容或意料所及。然使其借兵于一国耶？则虏先犯各国之忌。各国虑破均势之局，将纷起而责问。是徒自困也。使其借兵于各国耶？则各国之兵，非虏之奴隶，非虏之雇佣，无故为之致死耶？如谓虏以利啖之，彼将为利所动。不知各国苟欲攫利，其道甚繁，奚必出于助兵平乱耶？（有以英遣兵助攻太平天国事为证者，然此事别有原因，于后论之。）试以最近事证之。英兵之初入九龙也，乡民鼓噪逐之。英兵退回香港。电总理衙门檄两广总督，饬何长清剿平。英兵安坐而待也。广西游勇尝攻窜入安南，一在马头山，一在高平牧马。法兵安坐，檄苏元春平乱而已。虏借外兵耶？毋亦外人以虏为傀儡耳。谓外国利于报酬而不惮动天下之兵，亦见之未审而已。
以上七说，皆谓革命起，必被干涉者，所以为口实者也。其言之者非一人，其流行也非一日。吾今乃聚而歼之。抑吾之所言，非侥幸于外人之不干涉也，以本无被干涉之原因也。其所言非以意假定也，外审各国均势之大局，内察国民之实情而后立言也。夫各国之均势，前屡言之矣。至于国民之意力，今将言之。大抵国内而至于革命，必民族主义极炽之时也。人人怀亡国之痛，抱种沦之戚，卧薪尝胆，沉舟破釜，以求一洗。其革命之目的物，至单纯也。而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守国际法上之规则，此在我国民已毫无被干涉之原因矣。而为外国者，设因欲保商务，欲得报酬之故（上举原因之二种），连万国之众以来干涉（此为假定其干涉之言），斯时为我国民者将如何？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于疑也！则试约略计各国之兵数。庚子一役，为战地者，仅北京一隅耳。而联军之数，前后十万。今若言干涉，言瓜分。即以广东一隅而论，新安近英，香山近葡，彼非有兵万人，不能驻守。即减其数，亦当五千。以七十二县计，当三十余万。即减其数为二十万，至少十万。而其他沿江沿海诸省，当何如？至于西北诸省，则又何如？计非数百万不能集事。而我国民数四万万，其起义也，在国内革命，而无端来外人之干涉。满奴不已，将为洋奴。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亡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而问各国干涉之原因，则曰：因欲得报酬，欲保傀儡之故。虽至愚者，亦有所疑而不信矣。且世勿谓我国民其弱，而各国之兵力至强也！练兵不能征服国民军，历史所明示矣。普佛之战，佛练兵尽矣。甘必大起国民军，屡败普军，为毛奇所不及料，不敢出诃南一步。古巴之革命也，金密士以数十人渡海一呼，壮士云集，前后以四五万人与西班牙兵二十万人鏖战连年，而美西战事起，古巴遂独立。菲律宾之革命也，壮士十人，以杆枪六七枝，劫西班牙兵五百人营，夺其枪五百。扑战累岁。西兵驻防于菲者凡二万人，无如何。卒赔款二百万。其后西政府失信，战事再兴。美西之例，美提督载阿圭拿度再入菲律宾，与美合兵。阿圭拿度以兵数千人，俘西班牙兵数万，卒立政府。其后美复失信菲人，以所获于西兵之枪万余，择其可用者六七千以与美。精兵七万，战数年，始定。使凭藉丰裕，则美非菲敌也。英杜之战，杜与阿连治合兵三四万人，英兵四十万，前后三年乃罢兵。如上所述，以国民军与练兵角，皆以十当一。况中国人数，非菲杜比。凭藉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既无被干涉之原因，即使事出意外，亦非无备者也。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
如上所述，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当关其口矣。在革命军未尝无被干涉之豫备。然内有国民之实力，外乘各国之均势，决无被干涉之原因也。然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者，其言已摧破而无存立之余地也。
（二）谓革命有自取干涉之道者。此说与前说不同。前说谓凡革命军起，必遭干涉。此说则谓革命军起，本不致遭干涉。惟因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使外人不得不干涉。故其所言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也。使革命军而无自取干涉之道，则必不致于被干涉明矣。而其所指为自取干涉之道者，谓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故革命之际，或蔑人国权，或侮人宗教，或加危险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于是乃召外人之干涉。为此言者，若以施之义和拳，则诚验矣。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目的，于是杀公使，毁教堂，戕人生命，掠人财产，以致联军入京。以排外为原因，以干涉为结果，固其所也。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建国以后，其对于外国及外国人，于国际法上，以国家平等为原则，于国际私法上，以内外人同等为原则。尽文明之义务，享文明之权利。此各国之通例也。而革命进行之际，自审交战团体在国际法上之地位，循战时法规惯例以行，我不自侮，其孰能侮之！谓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者，其太过虑也。抑犹有宜深论者。今日内地之暴动，往往不免含排外的性质，此不能为讳者也。然此等暴动，可谓之自然的暴动，乃历史上酝酿而成者也。吾国历史上以暴君专制之结果，揭竿斩木之事，未尝一日熄。第开明专制之时，政府威力方张，民间隐忍苟活，即有骚动，旋被平靖。故其表面有宁谧之象。洎乎衰朝末季，纪纲废堕，豪杰之士，乘间抵隙，接踵而起。峰屯蔓延，弥满天下。此历代之末，同一之现象也。即以清朝而论，内乱未尝中辍。康熙时则有三藩之役，台湾之役（其初定台湾之役，不得谓之内乱。其再定台湾之役，则属于内乱），武昌兵变之役。乾隆时有台湾之役，临清之役。嘉庆时有川湖陕之役，畿辅之役，川陕乡兵之役。道光时则有海盗之役。咸丰同治时，则有太平天国之役，捻之役。光绪时则有义和拳之役。内乱继作，未尝少休。凡此皆自然的暴动也。洎乎近日，感外界之激刺，与生计之困难，其势尤不可一日居。此为历史上自然酿成，无待乎鼓吹者。此等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以中国今日，决不可不革命也如此，而自然的暴动之不绝也又如彼，故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道在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以唤醒国民之责任，使知负担文明之权利义务，为吾人之天职。于是定共同之目的，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夫既由自然的暴动，而为秩序的革命矣，则滔滔然向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以进行，而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明也。然则，吾人之主目的，固非在避外人之干涉，而自无自取干涉之理也。
综上所论者而括之，则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明白无疑矣。然尚有引证一二事实，以为辨者。今复疏解之如下。问者曰：法兰西大革命之际，各国不尝共同干涉耶？幸而法能战联军而退之。否则，法之为法，未可知也。今中国之革命，能独免于干涉乎？应之曰：法兰西大革命，而各国群起干涉者，以欲抵抗民主之思潮故也。盖法之革命，实播民权自由之主义于全欧。各国君主，思压抑之，故集矢于法，其共同干涉，实抱此目的也。尔后之神圣同盟，亦本斯旨。故比利时之独立，亦被遏制。卒令建君主立宪政体而后已。由其时各国以扑灭民主思想为目的故也。若今日，则情势与昔大殊。中国革专制而为立宪（指民主立宪），与各国无密切之利害关系，不能以法之前事为例也。问者又曰：太平天国之被干涉者何也？应之曰：太平天国有自取干涉之道也。洪秀全之破南京也，英即遣全权大臣波丁渣来，欲缔结条约。此为承认其独立良机会也。惜洪氏不知国际法，犹存自大之余习，命其觐见，行跪叩礼。波氏不肯，遂拒绝不见。只见杨秀清，失望而归。其后洪军至上海，犹立两不相犯之约。及曾军破安庆，自长江而下，遂围南京。左军破浙，李军发上海，洪氏大事已去，英始袒清助攻洪氏。故干涉之原因，由洪氏有自取之咎。使洪氏能知国际法，早与结纳，不至若此也。且其时英人初欲殖势力于东方，故谋助兵平乱，冀藉此以增拓势力。至于今日，则情势迥异。承认独立，与藉兵平乱二者，皆遥难于昔日矣。问者又曰：今者外人相惊以中国人排外。遇有小警，辄调兵舰。如南昌教案，法调兵舰矣。广东因铁路事，官民交讧，各国亦调兵舰矣。凡此岂非干涉之小现象乎？应之曰：此非干涉，乃防卫也。国际自卫权，本分二种。一为干涉，一为对于直接之危害而用防卫之手段。若内地有警，各国派兵舰防护，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与干涉不同也。盖国家于领域之内，不能自保，而使外国人蒙其损害，则对之可以匡正。匡正之法，国际之通则有三。过去之赔偿与将来之保障是也。然使蒙急遽之危害，依此通则，有缓不及事之虞，则可以用防卫之手段，用强力于他国领域内。此国际法所承认者也。然则，使内地有变而危险及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则外国派兵保护捍御灾难，不得谓之非理。然此与干涉固不同也。至于屯泊兵舰以备不虞，则只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尤不必以干涉相惊恐。乃内地之人既鲜知国际法而诋毁革命者又借此以号于众曰：此瓜分之渐也，干涉之征也。其心固狡，其计亦拙矣。外国领事既察吾民之隐情，于是遇有小故，辄征调兵舰以相恫喝。即如近日拒约之会，美领事日以调兵相胁。而实则美国之大总统，以至国中名流，多不以苛约为然。方且借华人拒约之坚，有辞以对议会，且提议当禁欧工以示平等矣。要之，若云干涉，非得各国政府之同意，联军并进不可。而革命军无被干涉之原因，既如上所述。至于防卫，则以保全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为目的。征调兵舰，一领事所优为，非出于其政府之意。革命军但当守国际法而行，尤不必谈虎色变若此也。况吾人之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非以排外为目的。在己固可自信，而外人亦未尝不渐共喻。最近英国《国民报》（于政府最有势力之报）倡论曰：
支那人排满之感情与排外之感情，大有分别。其政府必尽力导排满之感情，变为排外之感情。此最宜防者也。
旁观之言，明白如此。使革命起而循乎国际法，则更予人以确证。此事固在我而不在人也。
故吾敢断然曰：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
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故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沉沦奴伏于异种之下者二百数十年。迩来民族主义日昌。苟革彼膻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为汉驱元，一家天下，满洲从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主专制，政敝而不能久存也。而况虎视鹰瞬，环于四邻者，其为优胜，百倍满蒙，奈何为之敝耶？且以一大民族形成国家，其间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然则，言中国变革而盛诵夫君主立宪之美者，为彼少数异种方握政权者计，而非为我汉族光复于将来者计也。顾其间反对共和之说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持程度之见者，曰：国之治化，其进在群。群之为道，其进以渐。躐等而求之，则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兰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国民权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国经二十余朝之独夫民贼，闭塞其聪明，箝制其言论，灵根尽去，锢疾久成。是虽块然七尺之躯乎，而其能力之弱，则与未成年者相差无几。遽欲与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其不可得乎？此殆为当今切要之问题也。
欲解决此问题，当有三前提：第一，能力果绝对不可回复乎？抑尚可以回复乎？第二，回复之时期，能以最短之期限回恢之乎？抑必须长久之岁月乎？第三，回复之后，即能复有完全之权利乎？吾侪以为此问题至易解决也。第一前提，吾侪直断其可以回复，而不待费辞也。天下事惟无者不易使之有，有者断难使之消灭。如水然，无水源斯已也。苟有源流，虽如何防遏之，压塞之，以至伏行于地中，至数千年之久。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之矣。无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无耳者不能使之聪。本聪而塞之，拔其塞，斯聪矣。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能力之伟大，不亦可想。特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以自由。外人为是言，民贼为是言，浸假而号称志士，以大政治家大文豪自负者，亦相率为是言。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吾民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质，姑不论。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义提倡以来，起而应之者，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是岂绝对无能力者所能之耶？地方自治，西人所艳称者也。而吾民族处野蛮政府之下，其自治团体之组织，有可惊者。朝廷既无市町村制之颁，而国民亦不克读政法之学。徒师心创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政治思想，国家思想，其能岂可限制耶？盛京、吉林之间，有韩姓其人者，于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权，举日俄清不能干涉之，其实际无异一小独立国。而韩亦一乡氓也，未尝读书识字，其部下亦不闻受有文明教育者，而竟能为文明国民所不能为，谓非天然之美质，曷克臻是！己身不肖斯已也，勿辱蔑祖先，勿抹杀一切，而故作悲观之语，以阻我国民之志气也。吾侪之所以敢于断言国民能力，必可回复者，此也。
第二前提，吾侪以为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之也。观之于教育未成年者与成年者，得以知之矣。天机之发育未达，则必历若干岁而始能言，历若干岁而始有知识，历若干岁而始能行动。盖有天然之步骤，有非人力所能为者。若夫年限已至，因人为而迷其良知者，则固可以特别之速成法教之。近来采速成教法者，缩短十余年之学程而为二三年之学课。其程度亦略相等。曾谓已经开化之国民，其进步之速度与未曾开化者同其濡滞乎？南山可移，吾腕可断，此言吾决不信也！质而言之，吾民族之进步，实具长足之进步也。西人未脱于榛犭丕之时，吾族之文明，实达于极点。特因四傍皆蛮夷，无相竞争之族，侈然自大，流于安逸，渐致腐败。幸与欧美接触，其沉睡亦稍醒悟矣。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不观之日本乎？四十年之前，与我等也。以四十年之经营，一跃而为宇内一等强国。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不能驾轶之耶？夫创始者难为功，因就者易为力。以欧美积数百年始克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辈独不能以同比例求之乎？故合中西为一炉，而共锤之，其收效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譬如肴然。使必待求种莳之，则诚非立谈之间可以得之也。若珍羞已罗列于几案之前，惟待吾之取择烹调，则何不可以咄嗟立办。世人有倡言中国之教育难于普及，民主制度终不行于中国者，盍不取此譬而三思之也？吾侪谓中国国民之能力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之者此也。
第三前提，吾侪以为中国国民可享完全之权利也。语有之，不能尽义务者，不能享权利。吾国民之能尽义务，置之各国，未见其不如也。而今若于国事甚冷淡者，则政府不得其人，而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也。苟一日者皆明国家原理，知公权之可宝，而义务之不可尽，群以义务要求公权，悬崖坠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达于共和，国民之意欲难厌。霸者弥缝掩饰之策，决其不能奏效也。今人争称条顿民族与大和民族，条顿民族以能殖民闻，大和民族以武勇闻。而吾民族实兼有此二长也。外人之殖民也，政府为之后援。吾民族之殖民于海外也，政府不特不鼓励之。教育之强迫，内政之整饬，秩序之维持，孰能实行，孰不能实行，当不待智者而辨也。使中国而致共和也，当兴立兴，当革立革，雷厉风行，毫无假借，岂若今政府之泄泄乎？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以个人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不限制少数人之自由。且当利未见害未形之时，自非一般人所能分晓。于是公举程度较高于一般人者为之代表，以兴利于未见，除害于未形。当其始也，似若甚拂众人之欲者。及其既也，乃皆众人之所欲兴欲除者也。政府之制治同，而其所以制治者异也。不问政府之内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谓为真爱自由者也。惟欲求总体之自由，故不能无对于个人之干涉。然而望之现政府不可也。现政府之所为，无一不为个人专制强横专制者。其干涉也非以为总体之自由，而但以为私人之自利。今以政府为不可少，干涉为不可无也。彼乃变易面目，阴济其私，是无异教猱升木，助桀为虐也。
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其一由于历史。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敝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第二由于种族。今之政府非汉族之政府，而异族之政府也。利害既相反，则其所操之方针，不得不互异。吾方日日望其融和，彼乃日日深其猜忌。外示以亲善而牢笼欺诈，毒计愈深。党狱之起，未央之诛，指顾间之事。诸君不信，请读康雍乾三朝之史，观光绪戊戌庚子之事，可以知往而则来矣。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曰：戎狄豺狼，不可亲也。诸君欲认贼为父，窃恐徒足以取辱而无秋毫之补也。日本之奏维新之功也，由于尊王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于二百余年之前，现之政府则正德川氏之类也。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王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为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谅诸君亦无以对也。无已，则惟有苟且偷安，任满政府专售于人耳。是非吾侪之所欲闻也。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侪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呜呼，吾欲彼志行薄弱者，姑缄其口，拭目以俟吾人之效果也！而何有程度之足云哉！何有程度之足云哉！

☆阙名○革命之原因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旅之贼满洲人而为君，以贻羞我始祖黄帝于地下。而我方且求富希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酣嬉浓浸于其下，而恬然不知自耻，不知自悟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五种性，无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而于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著者曰：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风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之为波兰、印度、埃及于满洲人之胯下者，行已三百年来矣，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为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于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之高出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何既不愿为文明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奴隶之奴隶乎？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记念日也。
世界之大，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或有一二稍知政体之人乎？则皆为吾教化之所陶?。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有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今试游于华盛顿、巴黎、伦敦之市，执途人而问之曰：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欤？抑异种欤？必答曰：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又问之曰：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者否？必答曰：国者积人而成者也，吾亦国人之分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得而参预焉。乃转诘我同胞，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今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一为同胞揭破之：
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汉满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汉满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其每季缙绅录中，则于职官总目下，仅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以隐衷者矣。是六部满缺司员，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以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杂其中。（理藩之事，惟满人能为之，咄咄怪事！）其余掌院学土，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诸衙门，缺额未暇细数，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积滞数十载，而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者。纵曰满洲王气所钟，如汉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绵延数百年，定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材，至于斯极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来，其手奏中兴之绩者，非自汉人之手，则各省督抚道府实缺，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又使非军兴以来，杂以保举军功捐纳，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则汉人几绝迹于仕途矣。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亦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难乎超海。不过设法虚糜之，以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白头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呜呼！我汉人最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哉？虽然同种待异种，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职一端而言也，乃至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骈罗，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镇江等处，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为满，汉自为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其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惊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同胞数百万，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亦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所渭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奖藉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于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向迩。其余抑扬高下，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者乎？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计，以赡其身家，不必读书向导，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夫亦可思矣。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日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己，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辱之泊之{马中}之，且从而摧贼之，待其垂老气尽，奄然躯壳，而后指挥鞭策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摺，俾之穷年??，不复暇于经世之学者也。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坐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尚有羞耻之事也！泊之者何？泊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马中}之者何？{马中}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摧贼之者何？摧贼之以危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株连之狱，开创于顺治。（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祸，滥觞于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之微，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刃儒林，而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壁连城之大类书也。而知康熙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成此之书，借是消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禁投笔废书而叹曰：“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吾不禁五身投地，顿首稽颡，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所谓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太极无极性根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一啖其东西两庑之特豚。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嫣红姹紫之排腔滥调，以粉饰其太平。名士者流，则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乃特设博学鸿词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至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拾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为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于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呜呼！刀加吾头，枪指吾胸，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覆试而几案不具，待国士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棘围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于土也，名我恩荣，而实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侥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馀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厘之施，于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为中国士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即影戏。）然吾以为生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于天壤矣。既而又闻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矣，某某中举矣，某某报捐矣，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犹是嚣嚣然于社会之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的腐败士人。嗟夫！吾非好为此尖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也，实吾国士人荼毒社会之罪，有不能为之恕者。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彼满洲人者，复派设官吏，多方以刻剥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招信票，若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时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者也。嘻！一国之农为奴隶于贼满人下，而不敢动，是非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奸手段乎？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所。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以比茸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而动劳上谕慰问者乎？至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而彼满洲政府乃一若盲于目，而聋于耳，漠然无所动于其心。夫头同是圆也，足同是方也，而一则尊贵如彼，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各国之富商大贾，皆得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及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则又莫不取之于商。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利。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剥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同胞之不与计较也自若。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剥吾肤，吸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可忍言者矣！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六之扣折，与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用之使战，其不聚歼其兵，而馈饷于敌者，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又委而去之，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拊伤?创，生计乏纪，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似此残酷之事，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澈黄泉，不杀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吾同胞，每岁中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贼满人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积怨，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略会审，如御虎狼。乃犹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事。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立毙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者。而贼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
乾隆之圆明园，已成灰烬，不可凭藉。而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一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乎？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而我同胞无一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凡有丝毫利益于汉人者，莫不曰无钱无钱。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庆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所谓煌煌上谕之言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劫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吾未尽，吾几不知其涕之所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所纪，不过略举一二耳。而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则贼满人铁骑所至，其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无可疑者。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恸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吾同胞告也。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籍，不过八日，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甥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扬州十日记》云：卒常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读此言，可知当日奸淫的至极。）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也。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来礻乃。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者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者也。乃贼人割胶州于德，而听德人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复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谥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祖纯皇帝者，固在黑暗时代，所号为令主贤君者也。及观南巡录所载，实则淫掠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乾隆欲食黄角蜂，由张家口递至扬州，三日而至，于此可见其奢侈。）嗟夫！竭数省之民力，以供觉罗玄晔（即康熙），觉罗弘历（即乾隆），一民贼之行止，方之隋炀、明武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几何！吾尝读《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乎？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叫绝，喜得其酷肖也。
主人之转卖其奴也，犹且问其奴之愿否。今慨然以我之土地与人，并不一问及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绝不与之计之较之，反从而听任之。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湾，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者。我同胞其自认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满洲人大忠臣刚毅，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马也，牛马何以受治于人，必曰人为万物之灵耳。今以我同胞，日受治于贼满人鞭?之下，而不自知是牛马之受治于牧人也。我同胞虽欲不自认为牛马，其如彼之实以牛马畜之何。何以言之？彼于各州府县，苟有催租劝捐之事，必有“受朝廷数百年豢养深恩，力图报效”之文，煌煌然榜之通衢，此识字者之所知也。夫曰豢养，即畜牧之谓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满州人乃劫吾之财，攘吾之土，以食吾之力者，不自认为贼，而顾以牛马畜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满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浃髓沦肌。”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此不待辩而自知。彼贼满人之为此言也，其反言欤？抑实谓欤？尚请吾同胞一自道之。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此固满洲人所粉骨碎身吮痈舐痔，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者也。乃此言也，不出诸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诸于满洲人之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耶！
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曰黑龙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乡，固贼满人所当竭力保守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之奉献于俄罗斯。有人焉，己不自保，而犹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有人焉，不爱惜己物，而犹望其能爱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Ｐｉｇ ｔａｉｌ（猪尾）Ｓｎｕｓｏ（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莫不曰Ａ５（译意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已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恸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贼满人入关，所下剃发之令，其略曰：
向来剃发之制，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争辩决不轻贷。
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率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同胞，同胞，吾愿我同胞，日日一读之！
娼妓之于人也，人尽可以夫，谓其为缠头计也。至我之为贼满人之顺民，贼满人之臣妾，则从未见益我以多金者。即有一二入其禄利诱导之中，登至尚书总督之位者，要皆以同胞括蚀同胞，而贼满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呜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非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乎？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盘踞上国，驱策汉人二百余年，坐食其禄。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拳民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同胞，同胞，其甚毋引以为己类已。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满洲人之对待吾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择乎！夫犬羊啮骨，犹嫌鲠喉，我同胞之受此种种不平之感，殆有若铜驼石马者焉。然则贼满人之奴隶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达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笔又不能宣之。吾今发一大誓以告人曰：有举满人对待我同胞之问题，以难于吾者，吾能杂搜博引，细说详辨，揭其隐衷微意，以著于天下。吾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以演说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惨状于我同胞前。吾愿我身化为无量恒河沙数名优巨伶，以演出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之活剧，于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无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万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而又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举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之。倘使不受奴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盗贼之蹂躏，而脱离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屏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怵我之势力。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之红巾（租界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之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满洲人之亡我乎？抑我之自亡乎？语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过此以往，其光复中国乎？其为数重奴隶乎？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愿我同胞速择焉！我同胞处今之世，生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乎！然吾闻达人有言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如是如是，则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五十余时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沦已。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所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卒中原豪杰，还我山河。”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论复仇主义
顷者金山各新闻，载有自英属域多利之转来电，言去岁广东党人举事，该出首害事之人，得赏金千圆。不数日即为党人刺杀，割去两耳，肢体糜烂，所得之千金尚存之而未用，所保之生命即去矣而莫留。害人自害，杀人自杀。死而有知，应亦自悔生前之下愚，而莫能补救也。然而天下最痛快最得意之事，亦无过于此彼会党人而能演此大活剧，又何其壮耶！
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称之。礼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盖复仇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义也。夫今日党人之运动，汲汲然以谋自强者，为外人之侵权夺利，由我国而对于人国，仇当复也。个人之自由不伸，于是振国民之精神，绞国民之脑髓，皇皇然争之，前仆后起，杀头流血而不顾以个人而对于政府仇当复也。优胜劣败，而始于竞争，恶莠害苗，而锄其非种。我国与他国之交涉如是，个人与政府之交涉如是。然则我所实存之主义，有反对我者，有陷害我者，其报复又当奚若耶！且不宁唯是而已。彼外人之刑律，固有自卫杀人，虽杀勿论之说矣。况乎此等出首害事之人，媚官场之一走狗耳，其于人格，固已久缺，而不得谓之人。杀一物而天下安者，物物皆安焉，而宁得谓之非耶！夫会党之进步，党人之所企祝者也。人以横逆来，吾以顺受往，则非会员裹足，而为党人者，寒心运动之襄，胁之以发挥其主义，以光大其目的，又何为也哉！然则不能复仇者，非会党也。碧血无光，痛长宏之已死；白虹贯日，祝荆卿之复生。盖自有此举，而彼之因以为利者，当知所警矣！我尊复仇，我爱复仇，我信仰复仇。
庚子之岁，伪政府用神权以攘外人，又大捕党人。刘学询奔走于粤，先以别案电报总办，经某党人愤之，于粤之沙基，发两枪以击伤，刘伤重而不死。然而昔日之凶焰甚张者，至是而沉埋隐匿不敢复现人形，作人语矣。则复仇之功也。
汉阳事起，有富有山堂大领袖朱楚香者，湘人也，避难至粤。武员杨某浑号大霸道者，购线获之卒就戮。过数日，杨过粤城华宁里，遇四人手枪而环之。杨遂死，肢体解焉。而粤之领党捕党人诸奸恶皆为寒心，则复仇之功也。
泰西有古神像，左手持衡，右手执剑，彼其意盖以卫此权者，势力而已。然则今日不讲复仇之义，彼所谓权力者安在耶！瞰枳深之井，窥豫让之桥，抚剑光芒，雄心犹在。
凡我国之党人，凡我党之有心人，盍亦自勉而自省之。不然者，受大辱以生，毋宁死，且何党之足云。

○汉奸辨
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汉人为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人之。积自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故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甚痛叹！
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教单于进兵之管敢，劝石勒灭晋之张托，以父事契丹之石敬塘，率犬羊残同类之赵延寿，为元灭宋之张宏范，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之张之洞，为满清阻止游学生进步之蔡钧，助满清官吏搜括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月抽各行之巨商劣绅等，今之生汉奸也。
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匈奴之霍去病、卫青辈，宋朝之岳飞，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诚汉奸中之卓卓者矣。惜乎不及今日满人之所谓满忠者，既遮且多，既廷且硕耳。然烈士唐林等，其脑想则敬天爱人，自由平等，其倡议则革命独立，种种布置无一非为倾覆暴虐政府起见。一可当百，而后起者犹复无量。呜呼！岂非上帝终不欲中国三千余万方里锦绣山河为犬羊盗据，然后于二十世纪初叶，生出正色汉奸，如恒河沙数，使异族之民贼，料不及料，防不胜防，如项羽之闻楚歌四面哉！吾敢决之曰：二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敬告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更愿今日之为汉奸者，各尽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剿灭丑类，恢复三千余万方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国于环球之上，汉奸之名不将流芳于万世乎？不将传扬于地球乎？今日汉奸，尚其勉之不以异族人之目我为汉奸，遂畏汉奸之名而为之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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