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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讲 清代的易图:德沛的《易图解》-易图讲座
第46讲 清代的易图:德沛的《易图解》
德沛(1682一1750),清宗室,字济斋。初以亲藩世嫡例得封公爵,固辞不就,闭户读书十余年。雍正十三年(1735)封镇国公,卒于乾隆十七年,追简仪亲王。《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有《周易解》八卷、《周易补注》一卷、《易图解》一卷。
今见《续修四库全书·易图解》一书,采自北京图书馆珍藏,乃满人耆龄于1912年(自属“宣统壬子”)从镜古堂书肆获得本。耆龄题卷首曰:“本朝亲藩中研经者,惟简亲王一人,所著《周易补注》、《易图解》诸书,绝少传本……昨于镜古堂书肆无意获此,虽非足本,己具梗概,固应归之。”今考是书,乃取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八图以为解,仅缺一《卦变图》,书前有李绂、甘汝来、李锴之序及德沛自序。盖耆龄“非足本”之注,乃因无《卦变图》解而发。
是书解《周易本义》卷首八图,皆摘取《系辞》、《说卦》文字以为之说。首列《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朱熹所作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取《系辞》“天尊地卑”一节附以论说,又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及“易有太极”一节附以论说。其解大横图主“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八卦相荡而为六十四卦”之说,与朱熹以爻画“加一倍法”生六十四卦说不同。次列《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即邵雍《先天图》,朱熹所谓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取《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及《说卦》“雷以动之”一节附以论说,曰:“此言伏羲方图,而阐其妙化也”。其“方图自在大圆图之内,何得分方圆为二图”之说,乃针对朱熹主张将方图拿出放外之说而发,又有“盖圆主动,方主静,天动而地静也。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非言其形方也……然闻地有尽处者,可见其形体之浑圆也,今验月蚀,地影之圆亦可知矣”,此则以西方传入之“地球中心说”纠正宋人之“天圆地方”说。邵雍《观物外篇》有“天圆而地方”之说,其本意是以《先天图》外圆内方之图表示“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至德沛时已知地是球形,故有“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新解。又取《系辞》“一寒一暑”四字,曰:“此句言伏羲大圆图”,其“自复至乾三十二卦,自一阳至六阳,一寒也;自姤至坤三十二卦,自一阴至六阴,一暑也”之说,既与邵雍“逆知四时之谓也”之
说不同,又不取朱熹“圆图又只一半逆”之说,又有“夫阳顺阴逆,自复之乾,阳顺行,而图中自姤之坤,阴亦顺行”之说,可谓“发前人未发者”(李绂序之语)。次列《伏羲八卦圆图》(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图),取《系辞》“日月运行”四字附以论说,有“伏羲之圆图尚对待,尚象;文王之圆图尚流行,尚用”之说。又谓此图象日月之运行,曰:“日,故以一日运行而言;月,故以一月运行而言也。是图亦有阴阳消长、寒暑往来之象。”此则以一“○”模式说图,非同于朱熹之“∽”模式。次列《文王八卦圆图》(朱熹《文王八卦方位》图),取《说卦》“帝出乎震”一节及“万物出乎震”一节而附以论说。次列《文王乾坤六子图》(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取《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书中原作“系辞传曰”)而附以论说。次列《河图》,取《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一节,论“河图之神妙”。列《洛书》,论曰:“河图尚数,故言数而象在其中;洛书尚象,故表象而数在其内”。
德沛采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易其名义和次序而为之解说。其解一本《易传》成文而发挥之,其中多有与朱熹“本义”不同处。如,虽《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然德沛却不取之以为说,虽采朱熹之《河图》、《洛书》,然仅言其“神妙”,“河图尚数”、“洛书尚象”,并非如同朱熹那样以河洛图书为圣人画卦作易之根本。此一点很是值得肯定。又其就《先入图》方图而纠正“地方”之说,亦是因科学知识之发展而发前人之未发,此亦当予以肯定。至于德沛以《易传》成文解释所谓“伏羲”、“文王”诸图,有“上一句言两仪四象八卦图,下一句言六十四卦次序图”等解说,则真以为“夫子”就“伏羲”、“文王”之图而系辞,以为先后天诸图先于孔子而存在,则是本末倒置,其解说亦因此而有疵吝。《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乃邵雍之《先天图》,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及《卦变图》乃朱熹所自作,《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乃据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之说画出,又据邵雍“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而冠以“伏羲”、“文王”之名。《文王八卦次序》图则是朱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之后,准《说卦》乾坤父母三索之说而画出。《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如读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明了本出朱熹,只不过是将《易学启蒙》初版旧图移植过来而已。
德沛《易图解》自刻于乾隆元年(1736),此前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王懋竑于《白田杂著》中曰:“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自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王氏所言“六横图朱子自作”,乃指今见于《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之以卦爻符号所作之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之图而言。王氏虽有校定《朱子年谱》、
《朱子文注集》、《朱子语录注》之作,可谓知朱熹之学者,然其何以不细读《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答郑仲礼》等书信?朱熹原本说得明明白白:“其图亦非占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答袁枢“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语)、“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看卷首旧图”、“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而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凡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后十卦是变尽了又变反来,有图见《启蒙》”(此即指后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之《卦变图》而言)、“卦变独于彖传之辞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凡此数条,则足以证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本为朱熹先前列于《易学启蒙》之旧图。以其“有图见《启蒙》”之注,知此九图当不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是后来门人拾掇附入之。所以,王氏以此类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是为有见,然而又谓其非朱子之图,则是考之欠详。谓德柿《易图解》本朱熹《周易本义》(其实是《易学启蒙》旧图)而为之说,此说当是事实。所以,王懋竑谓诸图“其非朱子之书明矣”,非是。(虽《清史稿》作者针对王氏此说而评之曰:“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然其所发却不中的。清四库馆臣于《易图明辨提要》曰:“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入所依附。其说尤明。”而今又有谓王氏之说为“学者视为定论”者,此则是不自考而又不知王氏之考有误者)。
《易图解》成书于乾隆元年,而《四库全书》却不著录,亦不列为存目。依常理说,仅有的一位清宗室亲王易学著作,应当采入《四库全书》,而出现此种情况,似并非当时无传本,则可能是因其图解内容多有与朱熹本意不合之处所致。今天看来,朱熹有关河洛图书的象数说是荒诞不经的,而德沛却对河洛图书有非圣入则之画卦作《易》的正确看法。又德沛学易多本义理,其采图皆以有合于《易传》之文为原则,凡从《易传》文字中能找到根据者则为之解,而不滥引它图而漫言之,此皆为可取之处。尽管其所附论说有本末倒置处,亦不妨自成一家之言,而有益于易图学发展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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