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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二年(1057)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以保终身，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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