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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第一节《孟子》内容和作者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互相问答的书。

　　《孟子》和《论语》有相同处，有相异处。《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如《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而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两汉人把《论语》看成“传记”，也把《孟子》看成“传记”，如《汉书·刘向传》引“传”曰“圣人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其间必有名世者”一句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后汉书·梁冀传》引“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二句见《孟子·滕文公上》；《说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壶浆”，也称“传曰”。如此者不少。这是第三点相同处。汉文帝时曾设立传记博士，《论语》、《孟子》都是“传记博土”之一，这是第四点相同。《论语》一书，经常为汉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语，《汉书·邹阳传》引其说王长君“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藏）怒，无宿怨”，本于《孟子·万章上》，《汉书·兒宽传》叙兒宽对汉武帝问，有“金声而玉振之”一语，即用《孟子·万章下》。无怪乎在两汉时《孟子》地位仅次于《论语》，为诸子之冠冕。

　　但它和《论语》有不同处。第一，《论语》讲孔子容貌动作相当详细，尤其《乡党》一篇；而《孟子》全书仅记孟子言语和出处。第二，《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如曾参死时召门弟子（《论语·泰伯》），又如“子夏之门人小子”（《论语·子张》）；《孟子》仅记孟子和他弟子相问答，不涉及学生的学生。第三，《论语》记孔门弟子仅仅几个人称“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则除万章、公孙丑少数人外，多称“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类。因为有这几点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孟子》仿《论语》而作，但《论语》编纂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对同学辈称“子”，对自己不称“子”，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至于对当时诸侯都称谥，尤其是鲁平公，死于梁惠王元年之后七十七年，孟子初见梁惠王，惠王就称他为“叟”（老先生），鲁平公一定死于孟子后。不但鲁平公死于孟子后，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后，就是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两年，这些诸侯的谥，大概是孟轲门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记·孟子列传》说：“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话是大体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第二节孟子生平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应该知道他。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即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见《列女传》）。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他首先说齐威王，碰了钉子，便去游说宋王偃、也不得意，曾和滕定公的太子，就是不久后继承君位的滕文公相见，仍然回到家乡。后来又到鲁国，鲁平公要来拜访孟子，却被人破环。滕文公即位，孟子来到滕国。可惜滕国太小太弱了，而且滕国的大臣多半是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孟子也年近七十，到了梁国。梁国就是魏国，因为国都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称梁国。孟子同梁惠王和他儿子梁襄王都先后相见，可惜梁惠王不听信他；梁襄王呢，孟子有些厌恶和轻视他，所以，孟子离开梁国，又到齐国。这时正当齐宣王之世，齐宣王不用孟子的计谋。孟子离开齐国，已经七十多岁了，从此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之流著述《孟子》七篇。

　　第三节孟子的学说

　　孟子以孔子的嫡传和继承人自任，他的学说基本上和孔子相同，甚至有些地方还比孔子拘泥；但也有比孔子进步处，这是由于孔子所处是春秋晚年，孟子所处已进入战国；时移世异，自应有所不同。

　　《论语·尧曰》篇是孔子的政论大纲，先引尧、舜、禹、汤、周，然后说出自己的施政纲领，足见孔子是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武，和周公为“先圣”，而自己是继承他们衣钵的。从今天的历史观看来，唐尧、虞舜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纵有其人，也只是原始社会已经解体之际，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夏禹以后，由大酋长的推选制度改变为世袭制。夏、商二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儒家粉饰历史，也粉饰历史人物。《论语·尧曰》篇已经是后代“道统”的先兆，《孟子》的最后一段说得更明白：尧舜至汤，汤至文公，再至孔子；孔子而后，便是自己了。这一“道统”，到唐朝韩愈便自认他是遥接孟轲的了（韩愈《原道》）。

　　孔子讲“仁义”，孟子也讲“仁义”。孔子把“仁义”和“利”绝对对立，孟子也如此主张，这是他们的相同处。但是孔子只说“性相近”（《论语·阳货》），孟子却一口咬定“性无有不善”（《孟子·告子上》）。孔子还说：“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衣衿向左开）矣。”（《论语·宪问》）甚至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这就是他的仁德（《论语·宪问》），孟子却非常轻视管仲（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也曾几次讲到齐桓公，还有一次评论了晋文公（参考《论语·宪问》），孟子却硬说：“仲尼之徒无道桓（齐桓公）文（晋文公）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下》）。孔子不讲井田，孟子却想复古，欣然替滕文公设计井田规划（《孟子·滕文公上》）。这些是孟子的拘泥处。

　　孟子比孔子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以民为重和君臣关系。这些，一则由于时代的进步，二则由于孟子“兼善天下”思想的扩张运用。孔子讲君臣关系，最多只是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答复邹穆公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意思就是，你怎样对待人，人就照样回报你。君臣关系如此，君民关系更如此，没有单方面要求人家怎样怎样的。孟子而且更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当时极可贵的民贵君轻论。

　　孔子不大相信鬼神，他的学生说，他不谈“神”（《论语·述而》），但《论语》一书中，只一万二千多字，却出现“神”字十七次，“鬼”字五次。《孟子》一书，共三万五千多字，几乎多于《论语》二倍，竟没有一次“鬼”字，只有一次“百神”字。孔子可能是无神论者，孟子真正是无神论者。

　　孟子和孔子一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们所谈的，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但孔子也谈到历法，因为历法关系民生。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什么叫“行夏之时”呢？古人认为历法有“三正”通行于夏、商、周三代，夏代以建寅之月（含“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岁首），商代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含“冬至”之月，即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其实，这未必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不同历法，仅仅是春秋时代三个民族地区的不同历法。晋国是夏墟，行的是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岁首）的历法；宋国是商墟，行的是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周朝以及鲁国行的是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当然，建寅的历法，正月一般是立春之月，春、夏、秋、冬四时合于农时，便于农活，就在春秋以及西周，民间都行此种历法，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孟子更懂得历法。他说道：“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故”是“所以然”的意思，用现代术语说，是客观规律。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知道他们运行的规律，今后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坐着计算出来。孟子论治水，也说，一定要遵循水的规律。遵循水的规律，使用不着穿凿附会、自以为是的聪明智慧了。这是孟子的进步处，也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表现。

　　但是一谈到“性善”、“行仁政”等等，孟子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讨论人性和对待自然物不同，尤其和对待天体运动不同。孟子却等同起来，说什么“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顺利）为本”云云（《孟子·离娄下》）。这话是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一切事物都有其“所以然”，都应该“倾其自然之理”。然而“自然之理”不是一时一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不但天体运动如此，人的属性更是如此。“人性”不但有自然因素，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尤其不能不打下阶级烙印。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没有发达，甚至尚未成为学科的时代，孟子一定要把人性和水比附，说什么“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叫做瞎比附。如果性恶论依样画葫芦地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怎么回答呢？

　　孟子还有一套外推术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他说，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下井去，都有惊骇而同情的心情。这心情便是自然产生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推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节译自《孟子·公孙丑上》）。由看见小孩将掉下井的惊骇同情的心情，推而断定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又推而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然后又向外推以至于“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下》）。这种外推术，可以不要任何论证，便随心所欲地引导出自己的结论，无怪乎“外人”（孟子和孟子徒弟以外的人）都说孟子“好辩”（《孟子·膝文公上》）了。

　　不知道是孟子这样的思想方法--比附和外推--导致孟子在论有关上层建筑范围的事物陷入唯心主义呢，还是孟子的唯心主义导致他采取这种诡辩术呢？总而言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比附以及外推的思维术，在孟子学说上，是结成不解缘的。

　　第四节孟子的悲剧和闹剧

　　孟子一生不得志，主要是他自取的。他把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有的，即内在的；一类是外在的。本身有的，如仁义礼智，“求则得之，舍（捨）则失之”，这是求而有益于得的。外在的，如富贵利达，这是求而未必能得的（节译自《孟子·尽心上》）。因此孟子虽然极想“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却不肯考察当时天下形势已容不得他执行复古的井田制；诸侯讲富国强兵以及合从连衡唯恐不足，更听不得“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下》）的议论。无怪乎纵是逞其口舌，终不能说动诸侯，退而著书了事。和孟子出生稍后的商鞅，却在孟子尚未老迈之年，得行其法于秦，使秦孝公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虽然死得很惨，但他那一套主张，仍然未被废除，终于导致秦始皇统一天下。商鞅是唯物主义者，孟子是唯心主义者，这或许是他们成败的关键之一罢。

　　孟子虽然被称为“亚圣”（始于元顺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定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在孔庙里陪着孔丘吃冷猪肉（当时叫“配享”），但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却对孟子的重民思想极不高兴，甚至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叫人把《孟子》所有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行删去，书名《孟子节文》，连所引《汤誓》“时日盍丧？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上》）都删去了。共计删除八十五条，并且不准士人学习这些被删去的章节，更不准用它作考试题目。有一段时间，还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经人劝说才得恢复。这固然不能说是孟子的悲剧，反而反映他所以遭专制魔王的迫害，更觉得他重民思想的可贵。这只是孟子身后的一幕闹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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