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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导言
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幾、章学诚二氏为最著，刘氏《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历代正史》两篇，所论自上古迄唐初之史学源流演变，即中国史学史之滥觞也。章氏曾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寻其义例，盖欲藉乙部之典籍，明史学之源流，体大思精，信为杰作，惜其稿本，以未付刊而散佚，不然，亦史学之具体而微者矣。近人梁启超晚年喜治史学，尝论及中国史学史之作法，谓其目有四：一曰史官，二曰史家，三曰史学之成立与发展，四曰最近史学之趋势。其前两目，盖原本于《史通》，其后两目，则自此而引申之耳。其弟子姚名达，欲依梁氏所示，撰成一书，稿本略具，尚未刊行。今辑是稿，前无所承，虽有仰屋之勤，难免覆瓿之诮，重以颠沛之馀，旧典多丧，即欲详说，实病未能。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若夫正谬补遗，始终条理，政有待于异日，更所望于方闻。编纂义旨，櫽括如左：
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继以被载笔之编，于是史官史籍生焉。吾国史官，古为专职，且世守其业，故国史悉由官修，而编年一体创立最早。后世私史如林，衍为多体，于是卓然名家之彦，遂代史官以兴。本编所述，首以史官，继以史家、史籍，并于官修、私修之史，分章阐述，以明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其义旨一。
回溯清代以往，史学成就，综以两端：一曰撰史，始以编年，继以纪传，号称“二体”。编年体如《春秋》，记载犹疏，纪传体如《史》、《汉》，组织渐密。《隋志》以下，以纪传体为正史，而编年体降居次位，即为史学进步之征。二曰论史，刘氏《史通》创作于前，章氏《通义》嗣响于后，良以时届唐宋以降，史籍纷陈，不有辨章体例商榷利病之书，何以明征实去伪剔粗存精之旨，是则于史学向前发展之中，更获新绩。本篇榷论史学，止取马、班、刘、章四氏，以树二者典型，余则散见所述史官史籍之中，不复别白。其义旨二。
先哲撰史途径，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何以明之姑无论纪传编年之外别有纪事本末一体，称为创作，如衍《左传》、《汉纪》之绪而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衍《周礼》、《唐六典)之绪而有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衍《禹贡》、《山海经》之绪而有郦道元之《水经注》、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衍《汉书儒林传》之绪而有黄宗羲、全祖望二氏之《学案》，衍《别录》、《七略》之绪而有清代之目录校雠学，悉为分门别类由简趋繁之明证。兹编所述纪传、编年、纪事以外，典礼、方志、学案、校雠诸体并包，并举一二范作，略致商榷。其义旨三。
史学寄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四者息息相关，不待论矣。然尚有一端宜述，史料是也。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又如撰史之初，广搜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即为葺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次之功，例如唐宋以来官修之实录、会要，悉属此类。近人于此一端，用力颇勤。本编虽未立专章论述，但亦于各章中附为叙及，以明整比史料，亦属史学之科。其义旨四。
右举义旨四端，略示编纂梗概，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迄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大雅君子，幸督教焉。

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
昔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子长撰《史》，始于黄帝，虽云时涉传疑，未可置之弗论。《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此则古代史官之先见者也。苟卿有言：“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考《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世，与仓颉同制字者，尚有沮诵，亦史官也；《世本作篇》谓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宋衷注云：“皆黄帝史官。”何是时史官之多也。愚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日：“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征之汉制亦然。《汉书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曰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应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所谓图法，即邦国之典志也。周衰老聃为周室守藏史，其所谓藏，即文书典籍之藏，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而典守之官曰史，即为掌官文书者之分职。盖古人于官文书外，别无所谓典籍，凡古代文书典籍之藏，亦略如唐宋以来之四库、现代之图书馆，老聃以典守之官称史，亦与仓颉以治书之官称史同义。居是官者，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名为史记，即谓史官所记。后世径名记事之书为史，此又书以官名者也。秦赵二王会于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月曰鼓瑟击缶，是时御史虽掌赞书之任，而其职渐尊，比于内史。及其末世，置御史大夫及丞，又遣御史监郡，始当纠察之任。汉以后乃建署设台，比于三公，非复记事掌书之旧职矣。汉丞相、太尉府，皆置长史，以为诸令史之长，亦以主治文书为职。其后以丞相史出刺诸州，乃有刺史，亦犹秦代以掌赞书之御史出当纠察之任耳。秦有内史掌治京师，汉初因之，其名原于《周礼》，而其所司则异，然皆由职司记事之史引申得之。愚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是也。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
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为之说云：“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 吴大澂则曰：“史，记事者也，象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 章太炎先生亦云：“用从卜中，字形作█，乃纯象█形，古文用作█，则中可作█，█二编，此三编也。”章氏即引《周礼》“治中受中”为证，又谓《礼记礼器》之“因名山升中于天”，《论语》之“允执其中”，《国语》之“右执鬼中”，以及《汉官》之“治中”，皆当以此为义，此又视江、吴二氏加详者也。王氏国维又有《释史》一文。其略云：
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礼》云，鹿中槃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筭长尺有二寸，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汉书律历志》，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筭长六寸，计历数者，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筭也。《史记五帝本纪》，迎日推筴。《集解》引晋灼曰：筴，数也，迎数之也。案筴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筭，又假筭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筴民。案《后汉书皇后纪》：汉法尝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为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证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筴执筴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将，其为盛筴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者同意矣(《观堂集林》卷六)。
此其所释之大略也。考《说文》所释，以良史不隐为持中之道，而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引起后贤之不满，故不从许氏，而别求解释之方。江氏据“治中受中”诸文，以“中”为簿书，手持簿书为史，正与掌文书之义合，然簿书何以谓“中” 江氏亦未有解释也。吴氏意谓簿书亦为简册之一，故以中从册省为说，章氏更从而引申之，诚足以补江说之未备矣。王氏取《周礼》郑注，以“中”为盛算之器，谓其初制当如█形，是则中字象形，而无正字之义，又以盛算之中，亦用以承简册，簿书为简册之一，故簿书亦谓之中，此又自吴氏所说引申得之。夫盛算之器称中，诚与“治中受中”之中，同为物名，而非无形之物德，故以中正之说为不雠。惟王氏谓中作兽形，为周末弥文之制，必以凿空立算其形如中为释，是否合于古义尚待商榷；且盛算之中，本为周制，制字之初，有无此器亦有疑问(朱希祖先生《史学概论》)。终以吴、章二氏，较为明白可据，准此以谈，史之本义，无论为手持簿书，或简册，胥与掌书起草之义相符。且史之一辞，本指人而言，非以指记事之书，故《说文》以记事者释之也。
愚考中字之释义，尚有不止如上文所说者，《周礼春官》之属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又《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又《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者而登之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按郑注云：“治中谓职簿书之要”，此即江、吴诸氏以簿书释中之所本也。至其所谓贰，即簿书之副本，亦犹今世称分类存贮之簿书为档案；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即保存档案之法也。愚谓中之得名，盖对贰而言也。登于天府，等于中秘，外人无故不得而窥，故以中名之，此档案之正本也。副本对中而言，故曰贰。凡中与贰，皆为档案之专名，或以册释中，或以盛算之器释中，固各有其胜义。然《说文》何以释中为内，以别于外，置此而不数，未善解。窃谓中有内义，或由秘藏簿书引申得之，如此则两义为一贯矣。老子为周室守藏史，所守之藏，必为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是其证也。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分际至明，后世乃以史为书，而别以吏名史，遂不知中字含有簿书档案之义，此可于诸氏所说之外，又进一解者也(文始所释中字可供参考)。
周代之五史：一曰大史、二曰小史、三曰内史、四曰外史、五曰御史，前已略论之矣。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大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此皆诸史之长属于春官者也。《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皆谓古有左史、右史之官：一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书所记，既有歧异，而左史、右史之名，何以不见于《周礼》宜一为考释之。按《大戴礼盛德篇》云：“内史大史，左右手也。”卢辨注云：“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熊安生申之云；“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柄，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在君之右，故为右史。《酒诰》郑注亦云：大史内史，掌记言记动，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熊说见《周礼》孔疏)。清贤黄以周本其说论之云：
《盛德篇》：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覲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申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汉艺文志》、郑《六艺论》并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证。熊氏谓大史左史，内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诰》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谓大史记行，内史记言，是已。郑注《玉藻》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在，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荀悦《申鉴》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郑注合 (《礼书通故》三十四) 。
依此所论，则古之左史即《周礼》之内史，右史即《周礼》之大史。《玉藻》之左右字，以互讹而异，宜从《汉志》作左史记言，或言则左史书之；右史记事，或动则右史书之，其论辨至为明晰矣。熊氏所说，虽于大史何以为左史，内史何以为右史之故，未能质言。而内史记言、大史记事之旨，则由其说而证明，盖其所释，亦仅一间之未达耳。
至章学诚则不信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之说。其论有云：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动，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文史通义书教上》)。
章氏所论，诚当于理，然考之《周礼》，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即內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即大史所掌之六典，所记之言，不必限于《尚书》，而其体必近于《尚书》，所记之事，不必限于《春秋》，而其体必近于《春秋》。如黄氏所释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之说为不误，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渊源甚古之记载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掌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
古代史官表

氏名
时代
职名
出处
附考

仓颉

黄帝

史
《说文叙》、卫恒
《四体书势》

沮诵

黄帝

史
《风俗通》、卫恒
《四体书势》

大挠
同上
史
《世本》宋衷注

隶首
容成
史皇

同上

史

同上

孔甲
黄帝或
夏初

史
《史通史官篇》
又注引《归云集》

伯夷

虞舜

史

《大戴礼》
又尧舜时之
历官有重、黎、羲、和四氏，且世其职，亦史官也

终古

夏桀
大史令

《吕览先识》

迟任
商盘庚
大史
《书盘庚》郑注

向挚

商纣

内史
《吕览先识》。
《通典》、《通考》
俱作高势

尹逸

商末

史
《周书克殷》、
《史通史官》

辛甲

商末
周初

大史

《左》襄四、《晋
语》、《韩非说
林》
《汉书艺文志》谓：辛甲，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史佚

周武王

内史

《史记晋世家》
疑与尹逸为一人，《晋语》作大史

史扃

周

史
《文选》注引
《六韬》

周任

周

大史
《左》隐六、
《论语季氏》

角
‘‘。。r
周
大史
《周书王会解》

戎夫

周

左史
《周书史记
解》，汲冢古文亦
然
《汉书人
表》作右史，
疑误。

武
周
右史
宋衷《世本注》

史豹

周穆王

左史
《文选思玄赋》
注引
原文称曰左
史氏

史良
同上
左史
古文《周书》

史籀

周宣王

大史
《汉艺文志》、
《说文叙》

史角
周
史
《吕览当染》

史伯

周

史

《郑语》韦注
《史记郑
世家》称大
史伯

过

周

内史
《左》庄三十二、
《周语上》

叔兴

周

内史
《左》僖十六二
十八、《周语上》、
《说苑》

叔服
周
内史
《左》文元

大玻周史
《庄子则阳》
《人表》有周史大■当是一人

柏常骞

周

史
《晏子春秋内
篇问下》

友
周
大史
《酒诰》

友
周
内史
同上

伯阳父

周

大史
《周语》、《史记
周本纪》

或谓即老聃

辛有

周

大史
《左》僖二十二、
昭十五、《晋语
四》

棸于
周
内史
《汉书人表》
一作掫之

州黎

周

大史
《左》襄七、《说苑
君道》

苌弘

周

史
《左》昭十一、《国
语》、《淮南子}
《汉志》称为
周史

蔡公

周

大史

《晋语》
原作咨于蔡
原、访于辛
尹。蔡蔡公、
原原公、辛
辛甲、尹尹
佚、注：皆周
大史

原公
周
大史
同上

阙名
周
大史
《左》哀六
时居楚

阙名
周
内史
《左》桓二、襄十

老聃

周
守藏
史

《史记老子传》

儋
周
大史
同上

克

鲁

大史

《左》文十八
《鲁语》作里
克

固
鲁
大史
《左》哀十一

阙名

鲁

大史

左昭二
韩宣子观
《书》于大史
氏

左丘明
鲁
大史
《汉书艺文志》

掌恶臣
鲁
外史
《左》襄二十三

阙名

郑

大史
《左》襄三十、昭
元
《说苑》有史
叟，亦郑人

阙名

齐

大史

《左》襄二十五
兄弟三人，
其中二人为
崔杼所杀

南史

齐

史
同上
《左传序正
义》谓南史
为大史之
副，应是小
史之官。

柳庄

卫

大史
《檀弓》、《韩诗外
传》

华龙滑

卫

大史

《左》闵二
又有史朝、
史鱼、史狗，
皆卫人

礼孔
卫
大史
同上

伯◆
晋
曰
史
《左》昭十五
司典籍之史

辛有二
子

晋

董史
大史

同上
董史即董典
籍之史。董
狐，其后也

史赵

晋

史
《左》襄三十、昭
八、哀九

史龟
晋
曰
史
《左》哀九

董狐
晋
日
大史
《左》五十二

屠黍
晋
大史
《吕览先识》、
《史通史官》
《说苑权
谋篇》作屠
馀

史苏
晋
史

《左》僖十五
《晋语》

阙名
晋
左史
襄十四
左史谓魏庄
子云云

史墨

晋

史
《左》昭二十九、
哀九、襄二十作
史黯
赵简子之史
时，三家尚
未分晋

倚相

楚

左史
《左》昭十二、《楚
语》

史皇

楚

史

《左》定四
楚又有史
疚，战国时
人

史■
虢
史
《晋语二》

阙名
邾
史
《说苑君道》

阙

宋

史

《国策》
宋康王使占
雀生麒

廖
秦
内史
《史记秦本纪》
缪公时

阙名

秦

御史
《史记廉蔺列
传》

阙名
赵
御史
同上

周含
赵
史
《说苑》

阙名
韩
御史
《韩策》

史起
I
魏

史

《吕览乐成》
魏襄王时人，有民歌为邺圣令史公之语

敫
田齐
大史
《国策》

阙名

田齐

侍史
《史记孟尝君
传》

胡毋敬

秦始皇
太史令
《汉艺文志》、
《说文叙》

司马谈
汉
太史令
《史记自序》

司马迁
汉武帝
太史令
同上

甲骨文、金文中时见古史官之名，兹不具引。按此即黄帝以迄汉武之史官，所可考见之大略也。兹更取表列周代史官，分为王室史官、列国史官二类，将其官名人数，综计如左。
王室史官
人数
列国史官
人数

内史
六人
大史
十四人

大史
十二人
左史
二人

左史
三人
内史
一人

右史
一人或二人
外史
一人

史
六人
御史
三人

守藏史一人史十一人
董史
一人

侍史
一人

《周礼》所载五史，即所谓王室史官也。兹则有内史而无外史，有大史而无小史，何也据黄以周所考，内史为左史，而大史即为右史，是则戎夫、史豹、史良三人之称左史者，即为内史之异称，而右史仅见名武者一人，即为大史之异称，此可推而知之也。外史小史秩卑，故无可称之人，或只称为史，所见史六人，其中或为外史小史之官。孔颖达《左传序正义》云：“齐大史书崔杼弒其君，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而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为小史。”此其所说，虽为列国史官，正可借喻王室之有小史。五史中有御史，而王室史官中则不之见，亦以秩卑故耳。列国史官是否备有五史，颇有疑问。内史秩尊于大史，为王室所专有，孔颖达谓诸侯无内史，其说颇谛，于是有大史兼掌内史之说。然内史一称左史，而列国又有左史，何也考春秋时，左史凡二见，一为晋左史，失其名，一为楚左史倚相。左氏哀公六年《传》，谓有周大史之在楚者。以此例之，安知非周内史之在晋楚者乎藉令列国备五史之官，而改称内史为左史，亦以明其不敢同于王室之义，虽有左史无碍也。或谓鲁为周公之后，故得备立其官，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谓周礼尽在鲁，是也。惟鲁有无内史，则不可考，而有外史之官。左襄二十三年《传》，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孔氏释以史官之居外者。盖诸侯有外史，自必有内史与之对立，孔谓诸侯无内史，则无外史可知也。然《史记》谓秦有内史廖，而晋楚二国皆有左史，左史即内史也。内史或为秦左史之别称，否则为秦之僭制。夫列国既有左史，则有外史，亦无碍也。至其所见之史十一人，疑为外史、小史、御史之简称，以其秩卑，不为分别，亦与王室之史同。或疑晚周之御史之见于秦、赵、韩三国者，在君左右，职司记事，高于《周礼》掌赞书之御史，因而疑其不根于周制。然秦汉以后，御史之官，且副丞相而为三公矣。其职司因时而变，又何足异。至其官名，必原于《周礼》之御史，不待问而知也。大抵列国之制，大史之官，在所必设，故见于记载者有十一人之多。至于左史、外史，则或有或无，小史则虽有而只称为史，如南史之为小史是也。若夫守藏史、董史，皆由董守典籍而名。而侍史则下比于周官之诸史，更不得与外史、小史、御史比伦矣。《汉书。张苍传》云，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师古注云，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之御史，故《十三州志》，谓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后汉纪》注引)。是则周之御史，又一名柱下史。《史记。老子传注》引《张苍传》，因谓老子为柱下史，柱下者即藏书之柱下也。然御史所主之方书，方谓版也，记事于版，本为官府之档案，亦犹《周礼》掌赞书之谓，非老聃所守典籍之藏也。取以比附，恐未得实，应如《史记》称为守藏史，斯已可矣。此吾所释周代史官之大略也。
周代以前之史官，其可考者，已具列于表。昔者班彪谓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即指记事之史而言。宋衷《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语盖不足据。谓其时有记事之史则可，谓有左右史之名，则尚失之过早也。终古为夏之大史令，向挚为殷之内史，似夏殷之世已有大史、内史之称，而周因之。然大史称令，为秦汉以后之官，周有大史而无令，由是推之，夏或有大史，而未必有大史令之称。近年在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上刻贞人之名甚夥，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贞宾贞者，■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廩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
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无令，大读如泰，而义同大小之大，如《周礼》之大卜、大祝皆是。汉以后始改大为太，称为太史。《说文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而《汉书艺文志》亦有是语。是则改大为太，称太史令，盖自秦时始矣。《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续汉书百官志》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当于下大夫。故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谈为太史公，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此所谓天官者，即自序所谓，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若在《周礼》，则属于春官，以当大史、大卜、大祝诸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自序》)又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此皆可与《汉志》相印证。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和也。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本刘氏师培说)。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第《汉仪注》谓：“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而刘知幾、钱大昕皆信之，吾谓此说非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无公，且秩仅六百石，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亦不得位丞相上。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允矣。吾考《汉书律历志》及《兒宽传》，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且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亦失之夸。《索隐》谓：“修史之官，别有著撰，则令州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后人不晓，以在丞相上耳。”此解得之。汉世史有专官，职司记载，故命天下计书，于上丞相之外，分上太史，以为记撰之依据。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以有数字者为主，易言之，即史料之一种也。再证以迁所自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益知位丞相上，绝无其事，而其职实合古大史、大卜、大祝三职而一之，亦不待烦言而解矣。且考《周礼》以大史介乎大祝、大卜之间，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又有司巫；而大史所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亦与卜祝为近；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见《左》定三年)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实缘古制，亦如周代之有大史，位非甚尊，此盖应诠之义也。
《汉书艺文志》，原于刘歆之《七略》，其叙诸子十家，谓皆出于某官；又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谓某官，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章学诚尝于所著《校雠通义原道篇》，畅发此义云：
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又云：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
此所谓官师合一，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之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迨周之衰，王官失守，散而为诸子百家，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而刘、班二氏溯其源，曰某家者流，出于古者某官，虽其所说，未必尽雠，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藉是以明，章氏所说，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秦人以吏为师，吏即史也，惟古今有不同者，一则学下逮于庶民，而百家之学以兴；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而百家之学以绝耳。《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为说之当否，姑不具论，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近人多宗其说。至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究有断限不明之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庄子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同书《孔子世家》及《老子列传》，皆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或谓老子世为史官，掌周室之典籍，故孔子从而问礼焉，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于庶民之故。然非西适周室，以观藏书，问礼于守藏之史，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司马迁以身为史官，而修《史记》，正为合于古法，此亦应诠之义也。
最后更有一义，应为之阐明者，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古人以乙部之书，原出于《尚书》、《春秋》，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之作，亦称春秋、尚书。《管子法法篇》，言春秋之记；《墨子明鬼篇》，谓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或又称志：《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传》尝称“周志”，又曰“前志有之”，“史佚之志有之”，又称“仲虺之志”，《孟子》亦称“志曰” ，是也。或又称书：子产、叔游皆称“晋书有之”是也。《论语》记孔子两言史：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曰“文胜质则史”，并指史官而言。《孟子》之论《春秋》则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史与齐桓、晋文对言，亦言人而非书。司马迁因《春秋》而撰《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其文中尝称秦记、牒记、史记，后人摭其语，称为《史记》，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犹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云耳。汉人曾直称《春秋》为史，如《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然亦未为通名。汉末刘芳作《小史》，三国张温作《三史略》，谯周撰《古史考》，始以史名书，然谯周之作，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至萧子显作《晋史草》，吴均作《通史》，许亨作《梁史》，李延寿更作《南史》、《北史》，《隋志》亦改题《太史公书》为《史记》，至《宋史》之不称“宋书”，又以与南北朝之《宋书》同名之故，以下诸史皆因之，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迻而为书名矣。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侪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
总上所说，可得数义：史为官名，其初如吏，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一也。周代之左史、右史，即为《周礼》之内史、大史，而《周礼》五史，又为经制，不得轻疑，二也。汉世去古未远，史官之制未废，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史记》，三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只以名官，四也。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故私家无由修史，欲考古代之史学，舍史官外，别无可征，五也。兹叙吾国史学，上溯其源，必首史官，义不外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即偶有之，多以他职兼典；而不能举其职，故改于他章述之。

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
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沈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沈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惟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史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史记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春秋》为鲁史之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曰，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盖《春秋》者编年之书，故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总之，明其以年为纲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记》言之最详。《史记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十二诸侯年表》云：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激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亦于《春秋》后论之云：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论语》)。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天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为何如，马、班所述，固不诬也。
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屡发之，尝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为之说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复引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左丘明尝称《春秋》之称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亦云：
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
盖《春秋》一书，本为鲁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详其事迹、明其义例者，实为《左氏传》，必合观之，而其义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学，而与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刘知幾尝谓《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而王安石乃有“断烂朝报”之讥。然《春秋》之可贵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
生论之云：
《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则功在百世不可泯灭者也。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昔者壶遂以此为问，而太史公答之矣。语具于《太史公自序》，其说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语亦见赵歧《孟子题辞》，又见《春秋繁露俞序篇》惟字句微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寻此所论，及《汉书》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征，思存前圣之业，以垂方来；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为深远，亦即修《春秋》之动机也。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作于丘明，亦为释《春秋》而作，汉代马、班诸家，皆无异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丘明为传，共为表里。” 近人之为今文学者，多不信是说，乃谓左氏别为一人，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且其说曰：司马迁答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氏即为左丘，其名不带“明”字；又以其人生于晚周，故《左传》之文，不类春秋人所作；又谓《齐论》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孔子同时。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然不过姑为疑辞，以待后人之考断耳。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亦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自司马迁、班固、韦昭诸氏，所说皆同，其流传盖已久矣。近代学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击《左传》，几无完肤，如刘逢录、康有为、崔适诸氏，皆谓今本《左传》，颇经刘歆窜乱，凡其中释经文者，多非左氏之旧，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为证；或又谓作《国语》者，即为左丘，而非丘明，刘歆取《国语》之一部，以伪制《左氏传》，以其弃余为今本之《国语》，或又以《左传》、《国语》之多歧，断其作者不为一人，其为说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谓司马迁之世，去古未远，所见古文典记甚夥，其称鲁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语；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纵令后贤所说，各能自完其说，然不信《史记》本书，而取短书杂说，或单文孤证，以明其说之为是，一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故谓汉代之中秘书，多为其窜乱，弗恤深文周内，以成其罪。不悟《史记》之作，远在歆前，采用《左传》，言非一端，且其书早经杨恽、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为时贤所共见，藉令歆果作伪，必为太常博士之徒，察觉发覆，而哄然不容于世矣。夫刘歆作伪之说，已不可信，而谓左氏为晚周人，为可信乎故愚仍以马、班之说为可据，而以作《左氏传》者，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而备闻修《春秋》之义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讨论之余地矣。若夫《国语》之作，是否与作《左传》为一人，本不甚关重要，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
《左氏传》为释《春秋经》而作，经既为传之纲领，而传亦为经之节目。杜预作注，始合经传而为一，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者，皆可一览而得。后来朱熹作《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实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传，为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与孔子同其作述，称之为传，其实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为《春秋》作传，不详其事，而详其义，初则师弟之间，口耳授受，至于汉代，乃著之版业，写以隶书，所谓今文之学也。晚近讲今文学者，推崇《公羊传》，以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史记》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于是乃有“立三统”“张三世”之说；又谓孔子端门受命，为汉制法，以明白可据之书，寓怪诞不经之说。不知公羊之三世，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古、近代，以鲁史为据，故曰据鲁，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故曰亲周，周因于殷礼，故曰故殷，此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义也。汉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或谓左氏所传，为其文则史之文，《公》、《穀》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此亦不然。左氏之义，即寓于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于《公》、《穀》，而其义已大明。总之，研史与说经不同，公、穀二氏之说，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若研史者，则应以史实为主，空说其义，于史何裨此《左氏传》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
《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韦昭叙云：“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其明识高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其释义可谓昭晰矣。宋人叶梦得尝谓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作者为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见《习学记言》，亦见《困学纪闻六引》)，即以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证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缘行文之便，其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亦以免与下文犯复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为称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证也。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起于先秦，渊源甚远，后人非有极真极确之证据，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诘《国语》之短者，一曰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也，《楚语》则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此隋人刘炫说)；一曰《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后四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则为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则为十年，此又《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近人徐元诰说，见《国语集解序》)。惟左氏身为史官，所见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为存异，以待后人之论定耶？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周王为天子，鲁齐以下为诸侯，而以天子下侪于诸侯，称为一国之语，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体，遂为后来国别史之祖矣。
《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其书为古史，而有研讨之价值者，凡四：曰《逸周书》、曰《竹书纪年》、曰《世本》、曰《战国策》，是也。
《晋书束皙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摄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又同书《荀勗传》云：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勗又尝叙《穆传》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丝编，以臣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尽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纪与此略同，可供参考)。
据上文所记，汲冢所得古书如下：
《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坏之七篇，正为七十五篇。其中纯属于史籍者，曰《纪年》，即世所称之《竹书纪年》；曰《国语》言楚晋事，盖即今本《国语》之残简也。
《汉书艺文志》，书九家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为周史记，刘向谓即周时之诰誓号令，而颜师古则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自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皆引《周书》，亦皆在今本《逸周书》七十篇之中，惟《隋书经籍志》于《周书》十卷下注曰，《汲冢书》，《唐书艺文志》仍之，后人遂于今本《周书》，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诸书，《晋书束皙传》杂事十九篇中虽有《周书》之名，而篇帙太少；而杜预《左传序》，叙汲县发冢事，亦未尝一语及之；况晋武以前引《周书》逸文，不在今本中者，盖不下数十事；其书故盛传于世，何得谓出于汲冢而世始见之耶。前人释今本《周书》，谓其篇数少于《汉志》一篇者，即缘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书序》，理或然矣。究之其书之一部，不免出于后人依托，故多与《尚书》不类；又诸书所引，多不见于今本。然其书仍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于依托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据，古籍无多，不可轻弃，故宁过而存之，是也。
其次则《竹书纪年》，实出于圾冢，《晋书束皙[传]》叙之备矣。而《隋书经籍志》亦云：
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编，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预《左传后序》扶作符）。
兹考《隋志古史》一目，著录《纪年》十二卷，谓为《汲冢书》，当为束皙、苟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无可疑也。案《史记注》、《水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皆屡引《纪年》，而今本或有或无，即证以刘知幾所见之本，已与今本不同。清王宏撰《山志》，即以今本《纪年》为不可信，而徐文靖撰《纪年统笺》，则力辨之，以为可信。清朱右曾始取诸书所引之文，辑为一编，题目《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因之，以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撰《今本纪年疏证》，以明其伪，其言曰：“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乃后人所搜集，复杂采《史记》、《路史》、《通鉴外纪》诸书成之。今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既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朱氏辑本，尚未详备，又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所取，亦不能无得失，乃以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补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据此则伪者之迹为不可掩，而真者亦因以明，于是王氏疏通证明之功，为前人所不及矣。要之汲冢所出之《纪年》，间有骇人听闻之纪载，然其大体多同《左氏传》，是即古史之较可信者。兹屏伪本，而专取辑本，以存其真，斯已可矣。
再次则为《世本》。《后汉书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日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艺文志》。”或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惟未言作者究为何人。颜之推始云，《世本》左丘明所书，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章太炎先生信之，其说云，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肤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画以《春秋》，其言竟黄顼，将上攀《尚书》，下侪周典，广《春秋》于八代者也。《隋志》史部谱系一目，著录《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疑即古十五篇之《世本》；又有刘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盖就古《世本》而为之注释。其书盖亡于宋代。今可考者，有《帝系篇》，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又有世家，有传，有谱。《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传文；或谓《史记伯夷传》其“传”曰之“传”，即出于《世本》之“传”。其略见于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张澍诸家之辑本；其何者为古本，何者为刘、宋二氏所补辑，则不易明。司马迁撰《史记》，多采取古《世本》，此亦古史之仅见者也。
再次则为《战国策》，著录于《汉志》者，凡三十三篇。内计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记春秋后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即号为战国者是也。据刘向《校书录序》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隋志》著录两本，一为二十二卷，刘向录；一为二十一卷，高诱注。今传高诱注本，即为二十一卷，是为真本，古今皆无异词，亦即见采于《史记》者也。
上述四书之外，又有二种，不可不述，一曰《穆天子传》，一曰《山海经》。《穆传》见于汲冢书目，原为五篇。今本则为六卷，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按《束皙传》所纪《杂书》十九篇中，有纪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语，殆即此篇，而后人合之也。晋郭璞为之注，并传于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纪所行里数。郭璞《序》谓其体与今“起居注”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谦更为之作考证，以西图案其地望，言甚博辨，可指数者甚多。此其一也。《山海经》著录于《汉志》，前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秀即刘歆之易名也。《史记》亦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其书已为子长所见。《列子》亦称大禹见而行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或疑《列子》为伪书，不尽可据。然考书中所纪，人名有夏后启、周文王，地名有秦汉郡县，是则其书虽不必为周代之古籍，然必有一部为晚周秦汉人所附益。清代毕沅为作校注，郝懿行为作笺疏，皆力言《山经》实古地理书，且以《水经注》证其域內地名，亦十得五六。此其二也。《四库书目》以二书夸诞不经，列入小说，尚非得实，考古史者，不宜置之。至若赵煜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虽详吴、越二国事迹，而皆撰于汉代，非上述诸书之比，故亦不复具论焉。
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杜预所称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亦诸侯修史之成法也。孔子修《春秋》，得见百二十国宝书，盖即墨子所见之百国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韩献子聘鲁，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乘》与《梼杌》，即春秋之异名，而鲁《春秋》，又孔子修《春秋》之所本也。《汲冢琐语》又云有《晋春秋》(见《史通六家》)，当即晋《乘》之别名。又如《竹书纪年》，本为魏国之史，魏上承晋，故叙晋事独详，一如鲁之有《春秋》，是即魏之《春秋》，而原于晋《乘》者也。是则周代盛时，列国之史，林林总总，不可胜记。左丘明得见列国之史，故据以撰《国语》，而《战国策》亦列国史之支与流裔也。迨至晚周，诸侯恶其害己，始去其籍，又厄于秦火，于是所存者仅矣。
两汉经师，具有家法，递相传授，其学有今文、古文之分，盖自孔子以后师弟间口耳相传，至汉初始以隶体书之于册者，谓之今文学。其古人原本尚在，所书悉为古籀著，即就本书肄习，或以汉隶通之者，谓之古文学。因今文古文之异体，解者缘以纷纷而各立门户，是谓之家法，而争端亦由此起矣。古人以六经皆为王官之典籍，未尝有经史之别。《尚书》、《春秋》皆为古史，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为《今文尚书》，前已论之。又如著录《汉志》之《古文经》四十六卷，即《古文尚书》也。公羊、穀梁二氏之传《春秋》，皆书以今文，是为今文学；左氏所传古经十二篇，传三十卷，原本具在，是为古文学；是则《尚书》、《春秋》之有今古文学，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汉书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尚书》之出于壁中，亦犹《纪年》之出于汲冢，自秦人燔书，古籍之不绝如缕，正赖壁中及地下之藏，得保十一于千百，此考古史者，所宜郑重记之也。凡古史之流传至今者，不为口耳相传，即为保藏原本，然后世之载籍，繁于古代者千万倍，徒恃口耳相传，为不可能，于是又有资乎古籍之流传。清代禁毁之书，不可指数，而终有其一部，不因禁毁而失传者，则保藏之效也。古代简编，非甚繁重，师弟尤重传授，故历数百年，传十数世，而其书仍能不亡，非惟保藏，亦口耳相传之效矣。汲冢之发，所得古简独多，是为明证；可无述欤。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知幾论史，概以“六家”“二体”。所谓六家者：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汊书》家，是也。《尚书》所载，多为典、谟、诰、誓之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亦犹《毛诗》一编，为后代总集之开端，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春秋》本鲁史而成，左氏缘经以作传，经为纲而传为目，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是二家者，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创为《史记》；班固继作《汉书》，改书为志，断代为史；后有作者，遵而不易，于是纪传一体，遂树正史之规模。若夫《国语》、《国策》二书，以国为别，而无复年月可寻，后世之书，惟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差可比拟，然亦乙部之支流，不得以大宗拟之矣。是以知幾综其前说，约为“二体”；“二体”者，纪传与编年是也。《春秋》、《左传》为一体，是为编年；《史记》、《汉书》为一体，是为纪传。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编年体之所长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纪传体之所长也；刘氏论之详矣。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或为鲁史旧法，然垂为不刊之典，以传之于后世者，则孔子与左丘明也。章学诚有言，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文史通义》所由作也。愚谓古代史学，只有史法，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所谓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史法也；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史意也；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曰法与意，曰文与义，皆为孔子之史学。是故推论吾国之史学，必萌芽于孔子。至博采列国之史，萃为一编，以羽翼孔子之作，以阐发孔子修《春秋》之旨趣，是为左丘明之史学，而公羊、穀梁二氏，专明一家之学者，不得与焉。吾于古代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
总上所论，古代之史家，应为孔子与左丘明，古代之史籍，应为《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而《周书》、《纪年》、《世本》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亦以附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

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故继孔子、左丘明之后，而述司马迁及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阳夏人也。汉武帝时，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职掌文史星历，故得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史记》。晚年官尚书令，尊崇任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迁以书报之，论及《史记》，即《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也。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因其父彪之业以作《汉书》。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及宪得罪，坐系死狱中，年六十一，时和帝永元四年也。迁之卒年无考，据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纪》，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年六十。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
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孔子之辑《尚书》与修《春秋》，史官失职，文献无征，其动机也。王官失守，散为百家，其背景也。司马迁之作《史记》，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试一考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
盖司马氏世为史官，封禅为古今旷见之大典，而身任史官者，不得与其役，实为毕生之憾事，故司马谈至于发愤而卒。迁禀承其父之遗言，而作《史记》，其以《封禅书》列于八书之一，即以示禀承先志之意。其动机一也。
《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云(亦见《文选》四十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其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自记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慍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因保李陵不降敌，而受腐刑，本为奇耻大辱，特以著书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其动机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部薛彭城，过梁楚。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
若夫作《史记》所有之背景，司马迁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遗文间出，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为作《史记》之背景矣。
迁之作《史记》，尝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故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时，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史记》一书，本杂采群书而成，于《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称《五帝系牒》，有《春秋历谱牒》，亦称《牒记》，有《秦记》，于楚汉之间事，则采陆贾《楚汉春秋》。以上或见本书，或为班固所述。是则迁之修史，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则后人益难为力。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自序》，又见《汉书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传，亦称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曰书，曰记，皆于太史公之下，附缀一字，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辞，与彪之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史记”之称，屡见《史记》本书，悉指旧史而言，故迁未尝以此二字，自名其书。《三国魏志王肃传》：明帝称迁著《史记》；苟悦《汉纪》十四则云：“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按悦为后汉末人，在王肃之前，时已有“史记”之称；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于《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据以著录，而“史记”遂为《太史公记》之简称。钱氏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语固不诬。《史通》(六家)乃谓因鲁史记旧文，目之曰史记，不知此实后起之义。盖“史记”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初不限于鲁史，《汉书五行志》屡引“史记”即泛指诸国史而言，《颜注》谓凡称“史记”者皆为迁书，殊误，知幾本之，乃有此说。
《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亦见《艺文志》)注引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之意也。”是则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据王鸣盛之所考，惟《武纪》全亡，褚先生取《封禅书》补之；《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礽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列女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踰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苟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墦、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六家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苟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启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苟、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入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说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
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日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约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曰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史记大宛传》尝两引“禹本纪”，而《伯夷传》亦有其“传曰”之语，是为本纪、列传二体所本。又或谓《世本》有世家、有传、有谱、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迁亦自言采及《春秋历谱牒》，为世家、书、表各体之所本。梁启超亦论之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世家、列传既宗杂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过去之史学界》)。是则《史记》之各体虽有所因，非由自创，而迁能整齐条理，上结前代史官之局，下开私家作史之风，其功侔于左氏，而几于孔子争烈矣。班固因《史记》之体以成后来史家所本，几为一成不易之规。固又别为平林新市公孙述作“载记”，为《晋书》“载记”所本，是亦世家一体之易名也。吾谓汉人称古代之典籍曰经，古史如《尚书》、《春秋》亦有经名，《汉志》著录之《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是也。释经之作或曰传，或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书，皆为释《春秋》而作，故以传称之。而《周官经》及《礼经》亦别有传，《汉志》有《周官传》四篇，《仪礼丧服》内有“传曰”之文，《丧服》正文即礼经，而“传曰”以下之文，即《礼经》之传也。传又称记，故古《礼经》之外又有记，而不必为今本之《礼记》，是则记与传皆为释经而作也。《史记》之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为春秋考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而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凡本纪不能详者，皆具于列传，即列传为释本纪而作也。然本纪之义同于记事，故记事亦称纪事，记为释经而作，义正同传，而迁何以称古史为“史记”，自作之史何以又称本纪，盖纪帝王之事，有“禹本纪”为例，而又不能僭称经，故用本纪之名以拟经，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古人尝称史诵书(《左》襄十四年)，而《汉书》亦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称史曰书，而《史记》亦称详故事典制者曰八书。然古人概称记事之书曰志，义正同书，是班氏之易书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称记，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纪人之传为录，而称纪一事之本末者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溷，亦属允当。总之无论其名为何，皆取以释经之义，纪传一体创自司马氏，而班氏承之，后世奉为圭臬，异乎此者，则谓之杂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
若夫马、班二氏之史学，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
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左丘明之赞《春秋》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然其所举，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五事。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与孔子暗合，此即章学诚所谓史意也。刘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备言史例之要。曾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所谓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于“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书而细求之，亦非无例可寻，惜后人无仿杜预成式为《史记》、《汉书》作释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没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则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学之可考见者也。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自马、班二氏出，已大畅私家修史之风，迨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而私家修史尤盛，大别言之，可分五类：其一为后汉史、其二为三国史，其三为晋史、其四为十六国史、其五为南北朝史。凡此五类之史，初皆由多家纂集，最后勒定一编。然其源虽同，其流则异，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又如唐以前晋史有十八家，唐太宗官修之《晋书》成，而十八家之书皆废，陈寿《三国志》未成之前，三国之史，各有作者，不只一家，自陈书行，而诸家之书，日就湮废，正与汉晋二史同符，此之谓源亡流存，一例也。晋代之十六国，亦各有史，流传颇盛。后魏崔鸿本之，以作《十六国春秋》，诸国之史，既渐以湮废，而自宋以来，鸿之本书，亦不见著录，此之谓源流俱绝，二例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书，北朝亦有魏、齐、周、隋。四书，李延寿因之以撰《南史》、《北史》，今则八书俱存，与南北史并列于正史，此之谓源流俱存，三例也。依此三例，衍而述之，大略具矣。
后汉史作者甚多，兹据《隋书》、《旧唐书》两《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考得要略，列表明之：
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东观汉记》
《隋》一百四十三《唐》一百二十七
汉刘珍等
亡
今有清代辑本二十四卷。

《后汉书》
《隋》一百三十《唐》一百三十三
吴谢承
亡
有辑本。

《后汉记》
《隋》原百卷、存六十五《唐》一百
晋薛莹
亡
莹本吴人，后入晋，所作亦称《后汉书》，有辑本。

《续汉书》
《隋》八十三《唐》同
晋司马彪
志三十卷未亡，附范晔之书以行，纪传亡，别有辑本。

《后汉书》
《唐》五十八
刘义庆
亡
疑即撰《世说新语》之刘孝标，而两唐系于华峤之前，似为晋人，存疑待考。

《汉后书》
《隋》原九十七存十七
《唐》三十一
晋华峤
亡有辑本，原作《后汉书》，据《晋书华表传》及《史通正史》本作《汉后书》。

《后汉书》
《隋》原一百二十二
存八十五《唐》一百又二
晋谢沈
亡
有辑本。

《后汉南记》
《隋》原五十五存四十五《唐》五十八
晋张莹
亡
两《唐书》仅称《汉南记》。

《后汉书》
《隋志》原一百存九十五《唐志》一百又二
晋袁山松
亡
有辑本。

《后汉书》
《隋志》九十七《唐志》九十二《宋志》九十
宋范晔
存

《后汉书》
《隋志》一百
梁萧子显
亡

以上为纪传体。

《后汉纪》
三十
晋袁宏
存

《后汉纪》
三十
晋张璠
亡

以上为编年体。

右可考者，凡十三种，而见存之本，仅范氏之《后汉书》，袁氏之《后汉纪》，二种而已。其他则多有辑本，清姚之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中凡辑《东观汉记》八卷，谢承书四卷，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书各一卷，司马彪书四卷，章宗源、黄奭、黄恩纶各有辑本，而汪文台更汇而成七家后汉书，此其可考之大略也。
汉明帝尝诏班固同陈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即唐代以后官修诸史之滥觞。其后乃诏刘珍、李尤修《东观汉记》，东观者，为章和以后聚藏图籍之所，为修史者所取资，范书称，延笃与朱穆、边韶，著作东观是也。《东观汉记》之作，珍、尤而外，有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初未有名，后乃称《汉记》，其题为《东观汉记》，则自《隋志》始。范书未出之前，世人宝重其书，在诸家《后汉书》之上，魏晋南北朝之学者，尝称“六经三史”，“三史”者，《史记》，《汉书》及此书是也。此亦为官修史籍之一，故撰述不出一手，历时甚久，而终未成书。衡以章学诚之所论，此书盖属于撰述，体例一依《史记》、《汉书》，大异古史官记注之成法，是为吾国史学界一大变革，而有一往难返之势者也。自时厥后，迄于范氏，私家之作，缘以大盛，有若二谢、薛、张、马、华、刘、袁八家之作，具如上表所载者，皆为三国两晋时之名著，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往者刘勰搉论及此，其言曰：“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幾亦独举司马彪、华峤两家，置他家而不数，且云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其心折可谓至矣。近人或推谢承，以为后汉诸史第一，然仅由逸文窥其压略，遽加论定未必衷于情实，仍当以二刘所论为当。八家之书，合以《东观记》，是为九家后汉书，皆承用《史记》之纪传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其中未成之作，实居半数，故有待于范晔之订定，范书既行，而诸家之史皆废，夫岂不以是欤。在范氏之前者，又有袁宏、张璠两家，皆著《后汉纪》，为编年体，为范氏所取资，今则袁《纪》独存。又梁萧子显亦撰纪传体之《后汉书》，时在范氏之后，书亡于隋前，故不晓其与范书孰为优劣；今并具列
于表。
《宋书范晔传》，载晔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又载晔狱中《与甥侄书》，以自序云：
(上略)本未关史书，政恒览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下略) 。
今本《后汉书》，无晔《自序》，其撰述之旨趣，可由此书窥之。范氏撰《班固传论》，盛持其短，又用华峤之辞，谓固不能以智免极刑，身陷大戮，然晔亦与于彭城王义康之祸，其结局视固为酷，亦所谓目能察毫毛，而不自见其睫者也。观此书辞，露才扬己，毋乃太甚，何异自衒求售。然曹丕有言：“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篇》)衡以此文，盖与丕有同慨，其曰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岂得已乎且良工心苦，读书者未必尽喻，故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皆自道其甘苦也。《文选》所录范氏之作，《凡论》一首，《赞》一首，皆为杰作，其他杰作尚多，咸可诵览。如以批评文学之态度，持论班范两书，一则极博赡渊雅之能事，一切有名奇情壮采之可味，诚未知其孰为后先，而执笔为纪事文者，倘由范书入手，又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造文为史家之工具，研史之士，不能薄而不为，班书而外，范氏其首选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范氏删取《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是诚然矣。其所采取之迹，今犹有可考者：范氏撰史，多采华峤，峤书易“外戚”为“后纪”，范亦仍之，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传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其文中之一部，章怀并注为峤之辞；王允“传论”，章怀漏注，以《魏志董卓传注》参校，知亦峤辞；又以《东观记》为本书，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以成一代大典。第近人王先谦则谓，范书因于华氏之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史，实因峤辞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说是也。不惟于华书如是，其于《东观记》亦然。
《史通》称晔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以罪被收，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正史》)。《隋志》著录其书，作九十七卷，两《唐志》皆作九十二卷，唯《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其不同者，或以中有子卷多出，今本非有阙佚也。范氏《自序》云：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故其目中有十志，以拟《汉书》。或谓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事之有无不可知，藉令垂成而毁，诚可惜也。梁人刘昭曾为范书作注，凡得一百八十卷，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并作为注，得三十卷，以补其阙，其“序略”所谓借旧“志”以补之，是也。范书与《续志》合刊，始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所请，其奏中仅言刘昭注补《后汉志》，又云，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似未知其出于《续书》者。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乃明言《后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且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者，文与今“志”同，其为彪书无疑，至此疑案始决。而两书经此合刊，《续志》亦不复能别白，不细考者，不以为范书，必以为刘昭所补矣。
范氏既讥班固任情无例，又自称有纪传例，是则其书必有凡例，特以身罹极刑，随之俱散，乃不可考。然刘知幾之论，则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王鸣盛亦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六十一)是又能鉴马、班二家之失，而匡正之。是则其书一如《史记》之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汉书》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诚不愧一代良史之才，而其史学之梗概，亦可于此窥见焉。
袁宏《后汉纪》作于东晋康帝之世，在范晔之前，其《自序》云：
子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即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袁宏所采之汉纪即《东观记》，马、华、二谢之四书外，他所徵引，多著录于《隋志》。宏著是书之动机，由于病诸家《后汉书》之烦秽杂乱，而改效编年体之汉纪。其论班、荀二家之书则曰：“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是则以繁而难理，与简而易寻，为两书之轩轾。盖其本书既依仿荀氏而作，明其渊源所自，不能不左班而右荀，不自知其失于议论之公。然而袁氏之作，视上举诸家之书，为便于循览矣。
据王鸣盛所考，宏书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是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而袁、范两书之价值，亦可想见。《四库提要》谓，荀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
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又难于悦，斯论诚然，此《史通》所以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也。
其次则三国史，就可考者表列于左：
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魏书》
四十八(《隋志》下同)
晋 (魏)王沈
亡
纪传体。

《魏氏春秋》
二十
晋孙盛
亡
编年体。

《魏纪》
十二
晋阴澹
亡
《唐志》作魏澹。编年体。

《后魏春秋》
九
晋孔衍
亡
一作《汉魏春秋》。编年体。

《魏尚书》
八
同上
亡
《唐志》作《后魏尚书》。

《魏略》

五十
魏鱼豢
未全亡
《隋志》作《典略》八十九卷，此实为《魏略》、《典略》之合本，应作《魏略》五十卷，《典略》三十九卷，有辑本。

《魏国统》
十(《隋志》)
晋梁祚
亡
《唐志》作《魏书国纪》，误。

以上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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