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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斋李杜诗话
养一斋李杜诗话
清潘德舆
●卷一
朱子曰：“作诗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予笃信此说，十年前，辑《作诗本经》一书，专取李、杜集，择而录之，并为《总论》二卷附焉。既而思之，李、杜所作，诚不能篇篇与《风》、《雅》合，然非浅陋如予者所宜定去取也，故此书不敢示人。其《总论》则偶出管见，不忍割弃，缀诸拙著诗话後，质世之知言者。
朱子曰：“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於法度之中，盖圣於诗者。”按古今论太白诗者众矣，以朱子此论为极则。他人形容赞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知诗教源流。故子美为“诗圣”，而太白则谓之“诗仙”，万口熟诵，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虚无不可知者相拟，名尊之实外之矣。若缘谪仙之号定於贺监，谪仙之歌赋於同朝，少陵赠什亦尝及之，遂为定评。不知贺监老为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风靡，无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叙其得名之始云尔，非以为确不可易也。且贺监又尝目之为天上星精矣，岂亦可从张旭太湖精之例，以“诗精”目之乎？若见太白咏仙者多，乃以“诗仙”当之，则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将号以“诗仙”耶？朱子以其徒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扌颠扑不破。而他日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语”，何其仙圣之杂糅也！此义不明，看太白诗焉能入解？故皮袭美谓其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间人语”。极力推尊，皆成幻妄。歼氏臞庵谓其诗“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覈其归存，恍无定处”。推寻不入，转致揶揄也。至王氏百谷，乃直谓“李诗仙，杜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矣”。岂非名尊之、实外之之明验也哉！惟周氏伯弓曰：“太白诗号雄俊，而法度最缜密。”此乃可与朱子之言相发明耳。
张氏邦基曰：“孟子之言道，如项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何其横也！左丘明之於词令亦甚横。自汉後千年，惟韩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诗，亦皆横者。”按孟子不可以“横”言，左氏亦不可以“横”尽。若“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举世莫能当”，拟太白诗，颇得其神。然朱子云：“太白诗不专是豪横，亦有雍容和缓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此论又不可不知也。
计氏有功曰：“张碧，贞元中人，自序其诗云：‘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辟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及览太白诗，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鹍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颠视诸阜者耶！’”按《沧浪诗话》云：“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海录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人才绝，李贺鬼才绝。”又渔洋山人戏论“李白飞仙语，李贺才鬼语”。愚实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语，诸公何从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评诗也？张碧论太白，长吉别处，奇古确实，远胜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诸说。碧诗万不可以追踪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论独可存也。
严氏羽曰：“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学者於每篇中，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按沧浪论诗，以禅为喻，颇非古义，所以来冯氏之攻。然谓“李、杜二集，须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则吻合朱子之谕，不可攻也。其谓太白诗有“安身立命处”，语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诗煞有见地，学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吴子华所谓“太白诗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遗”者，即其“安身立命处”矣。沧浪又谓“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夫诗有通体贵含蓄者，有通体贵发露者，岂有“发句”必求“开门见山”之理？此可以论唐人试帖之破题，而不可以论太白诗也。误传惑人，莫此为甚，故附辩之。
魏氏庆之曰：“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太白。”按退之文，乃太白诗之敌也；退之诗，则不可与太白诗并。盖退之诗，豪则有之，逸处甚少，千古以来，足当“气格豪逸”者，太白一人而已。後来苏长公七古豪逸处，几欲乱真。然李诗源出《风》、《骚》，痕迹都融；苏诗行以古文，议论不废。李实正声，苏为别径，终难方驾。朱子曰：“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一滚说尽无馀意。”是也。
杨氏慎曰：“庄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轩李轾杜，不足训，此以庄子比太白，却不误。顾氏璘亦云：“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兵法所谓奇也。”然怀素之草书，非右军之左规右矩也；太白却於古法无脱漏处耳。
黄氏庭坚曰：“太白歌诗，超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按《李诗纬》云：“太白愠于群小，乃放还山，纵酒浪游，岂得已哉！故於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太白之不敢忘君，与子美何异？情深故文明，所以越六代而齐汉、魏也。朱子谓“鲍明远才健，太白专学之”。此语转不若黄太史之的。周氏紫芝谓“太白诗太高而微短於韵”，弥妄矣。
葛氏立方曰：“李白乐府三卷，於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虏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虑夫妇之义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按此条於太白诗能见其大，太白所以追蹑《风》、《雅》为诗之圣者，根本节目，实在乎此。後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诗人之义，故誉之则谓其摆去拘束，如元微之：毁之则谓其不达义理，如苏子由，皆大误也。
高氏棅曰：“李翰林乐府古调，能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按太白尝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风、乐府。储、王、高、岑诚一代之翘秀，顾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恶得与太白争席哉？《艺苑卮言》云：“太白古乐府，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嘻！此以形似论乐府者也。齐、梁後之乐府，非太白起而振之，不至五代，已流入于词矣。太白树复古之伟功，王氏谓其极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浅矣哉！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诗，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较青莲，色味不欠，形神顿跼，似难连类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渔洋以太白、左司并言，疑所谓复古者，复《选》体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阔，直将汉、魏、六朝一气铸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来仰承《三百》之绪，所谓“志在删述”、“垂辉千春”者也，岂专主《选》体哉！予韪渔洋能揭明李诗五言之复古，而恐其以选体当之，犹非了义也，故录而辩之。若《酉阳杂俎》谓“太白前後三拟《文选》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别》二赋”。此真梦呓。夫《文选》三十卷，太白全拟之，则有此才力而无此文体，试问卜子夏、孔安国《诗》、《书序》，亦可拟乎？此刘昼赋《六合》之为耳，太白为之乎？若有拟有否，又不可径谓其拟《文选》也。段氏徒见集中有《恨》、《别》二赋，遂传此大语，以尊太白，而不知其庸且妄耳。总之李、杜无所不学，而《文选》又唐人之所重，自宜尽心而学之，所谓“转益多师是汝师”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终，则非《选》诗所得而囿。故谓太白学古兼学《文选》可，谓其复古为复《选》体则不可，谓其拟古屡拟《文选》则尤不可。
李氏攀龙曰：“七言古诗，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作长语，英雄欺人耳。”按于鳞谓“太白五七言绝句，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此则诚然。至论七古，何其讠孛也！太白歌行，只有少陵相敌。王阮亭谓“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为创获”。又谓“李白、岑参二家，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屡以太白、嘉州并称，已为失言，试问《襄阳歌》、《江上吟》、《鸣皋歌》、《送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等作，嘉州能为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极，天韬未之解也。于鳞转以太白为“强弩之末”，为“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诗辨坻》亦谓“太白歌行，跌宕自喜，不闲整栗，唐初规制，扫地欲尽”，与于鳞一鼻孔出气。此皆误以初唐为古体，故嫌李诗之一概放佚，而幸杜诗之偶一从同。岂知诗之为道，穷则变，变则通，《风》、《雅》之不能不为《楚骚》，《楚骚》之不能不为苏、李，皆天也。诗之古与不古，视其天与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为古，不知初唐已变江左；必以太白为蔑古，不知苏、李已变《风》、《雅》。余最笑何大复《明月篇》，舍李、杜而师卢、骆，以为“劣於汉魏”而“近《风骚》”欤？不知“劣於汉魏近《风骚》”句，乃言“劣於汉魏”之“近《风骚》”耳。不解句义，既堪咍噱，况当时之体，老杜已明断之。于鳞欲後来杰魁，仍拾信阳馀唾，徒以初唐一体绳太白、子美歌行之优劣，所以终身宗法唐人而不免为优孟欤？阮亭犹曰：“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虽其诗末二语，微辞讽世，唤醒无限，已无解於“接迹风人”、“妙悟从天”称扬之过矣。胡氏应麟云：“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未脱梁、陈。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此为得之。
方氏静宏曰：“太白耻为郑、卫之作，律诗故少。编者多以律类入古中，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按太白复古之功，不独在乐府歌行，於五律亦可见。《李诗纬》所谓“太白五律，犹为古诗之遗，特於《风》、《骚》为近”，是也。故知其薄声律，乃得诗源，谓其惮拘束，则成瞀论。观其一生，七律只得八首，固缘阳冰编次之时，著述十丧八九，亦由七律初行，笃於古者尚不屑为耳。太白尝自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何况七律哉？柴虎臣乃云：“太白不长於七律，故集中厥体甚少。”吾不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鹭洲”，“城隅渌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云”，“楼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等诗，柴氏何所见而断其不长也？
胡氏应麟曰：“五言排律，沈、宋二氏，藻赡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按沈、宋排律，人巧而已。右丞明秀，实超沈、宋之上。若气魄闳大，体势飞动，亦未可与太白抗行也。“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地形连海尽，天影落江虚”等句，右丞恐当避席。若“独坐清天下”、“黄鹤西楼月”等高调，更不待言。故论诗者胸无等级，语即近似，皆成隔阂，此类是也。
高氏棅曰：“开元後五言绝句，李白、王维尤胜诸人。”宋氏荦曰：“李白、崔国辅五绝，号为擅场”。按二说高氏为近之。右丞五绝，冲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绝佳处，太白有之，太白五绝佳处，右丞未尝有之，并论终嫌不敌。若崔国辅，特齐、梁之馀，谓不失五绝源于乐府之遗意则可耳。太白五绝，虽亦从六朝清商小乐府而来，而天机浩荡，二十字如千言万言，前人所谓回飙掣电，令人缥缈天际者，国辅能之乎？徐而菴谓“唐人五绝，惟太白擅场”，此言独见得到。然徐氏以太白五绝为似阴铿，阴工此体，故子美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也。此又不免泥解杜诗，且不省太白五绝佳处之原委耳。
高氏棅曰：“七言绝句，太白高於诸人，王少伯次之。”按《艺苑卮言》谓“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豪釐，俱是神品”。《诗薮》谓“太白、江宁，各有至处”。《弱侯诗评》谓“龙标、陇西，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漫堂说诗》谓“三唐绝句，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然吾独取高氏“少伯次之”之说。夫少伯七绝，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观场，随声赞美，其实堕云雾中，并不知其意脉所在，此其境地，岂可易求？顾余谓少伯诗，咀含有馀，而飞舞不足也。屈绍隆云：“诗以神行，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於天，月之於水，诗之神者也。而五七绝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盖非靡诘、龙标之所及，所谓鼓之舞之以尽神，繇神入化者也。”细玩屈氏之论，则知高氏所谓“少伯次之”者，非臆见矣。王氏谓“争胜豪釐”，太白胜龙标处，诚在豪釐之间，非老於诗律，不能下斯一语。惜王氏以“俱是神品”一语混之，说成李能胜王，王亦胜李。於是胡氏《诗薮》谓“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辞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为”。意议浅滞，妄分畛域，更不足驳也已。
葛氏立方曰：“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然《梁父吟》云：‘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人间门户，尚不可入，太清倒景，岂易凌蹑乎？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後际，始知金仙妙。’则所得於佛氏者益邃。”按太白一生，笃好仙术，尝与陈子昂、司马承祯、贺知章为仙宗十友，又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籙於齐州紫极宫，亦惑之至矣。必谓其诗中“凌倒景”、“游八极”、“折若木”、“餐金光”等语，尽如骚人之寓言而为之讳，诚属多事。然亦由其志大运穷，如少陵赠诗所谓“才高心不展，志屈道无邻”者，乃愤而为此轻世肆志之言。观其对当时宰相称海上钓鳌客，且谓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则知其愤激不平，舌唾一世之大意。譬如刘伶、阮籍之遁于酒，不可谊其纯正，亦不能笑其荒湎者也。葛氏乃以“阊阖不可通”句，谓太清尤难倒蹑，则真痴人前不得说梦。而又赞美“风火”、“假合”、“金仙”等句，以为得之佛者较前益邃，则知葛氏之惑，痼於太白多矣。夫太白咏仙咏佛，虽云游戏神通，终属瑕疵，不得曲护。後人於李集旁涉异教之作，学其寓言讽世者，而弃其惑溺不明者，斯为善学太白者耳。
王安石曰：“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汙下，十句九言妇人酒耳。”按荆公此论，《冷斋夜话》、《扪虱新语》皆载之。《老学菴笔记》则谓其非荆公语，乃读李诗未熟者妄言之。此辩极为明通。然务观解为荆公辩诬，却自谓“太白识度甚浅”，举“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等句，斥其“浅陋有索客风”。又云：“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壈也。”务观之识度诚讳矣，然伊古以来，文章出群之雄，而诗中往往萦情富贵者，亦不独太白也。子美诗云：“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退之诗云：“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子美能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退之能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而以学问为富贵公相之饵，且津津教人，抑又何也？瑕不掩瑜，一难废百，读古人诗者，亦观其大端可矣。太白一生飘然不群，富贵要人，实非其心目中所有。苏子瞻谓“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时，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气盖天下矣。夏侯湛《赞东方朔》曰：‘凌跞卿相，嘲哂豪杰，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吾於太白亦云”。曾南丰亦谓其“捷出横步，志狭四裔。始来玉堂，旋去江湖。麒麟凤皇，世岂能拘”。务观何均不之引而为此异论也！夫诗理性情，世俗见地，自宜痛扫；然必摘其全集之微玷，盖厥终身，侪之浅人，亦无当於论世知人之识矣。
苏氏轼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以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窃取白本传、诗集及他人论断此事者而合勘之，则知白之从璘，始由迫胁，而《旧唐书》所谓“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者，误也。既胁以行，见其起兵，遂逃还彭泽，而曾巩《太白集序》所谓“璘兵败，白奔亡宿松”者，误也。按《新唐书》本传云：“安禄山反，白转则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鼓泽。”夫起兵即逃，可见白非佐璘之人，与事败而逃，天渊迥隔，失节与否，专勘此处。论世者一以《新唐书》为主，而白之非失节亦明矣。白後来《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又《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餐霞漱流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夫胁而来，逃而去，辞官弃金，未汙爵赏，白之心事行迹，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跆籍贵势，世皆欲杀，故朝无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曰“先还汉”，曰“岂事秦”，曰“辞醴”，曰“上书”，曰“当时法”，亦剀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苏长公不能据《新唐书》、白本集、杜长律以洗千古之诬，但以白平日知人，断其不从永王，“当由迫胁”，未免臆测无据。且只言“迫胁”，不著辞官弃金、中道逃去之事，则安知非“迫胁”而反乎？论事不核不备，焉能塞议者之口也！若苏次公直谓“永王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绝不考究始末，一笔抹倒，读书卤莽之过，又愧其兄多矣。至蔡绦故为太白斡旋，谓其“学本纵横，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广，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赤可哀矣”。似能为太白末减厥罪，不知“藉以立功”四字，已将太白说成从逆之人，而不止於不知人之过，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若王百谷并谓“灵武之位未正，社稷危於累棋，璘以同姓诸王，建义旗，复神器，白亦王孙帝胄，慨然从之；璘本非逆，从璘乃为逆乎”。此则全与史传相戾，徒欲为太白颂冤，而不知永王不受肃宗召命，直犯江、淮之师，万不可以义旗目之者。文人高谈，无当实迹，徒为古人增谤而已。观太白《永王东巡歌》曰：“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埽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是太白直言东下之非，而劝以西上勤王，拥卫二帝，与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胁之困，逃去之勇，均於此诗可见。而浅者非加以诋诃，是为之文饰，蒙冤不洗，而徒日诵其诗，以为神品，又何赖有此知音哉？为之三叹！
方氏宏静曰：“太白《白头吟》，颇有优劣，其一盖初本也。天才不废讨润，今人落笔便刊布，纵云挥珠，无怪多。”又曰：“太白读书匡山，十年不下，浔阳狱中，犹读《留侯传》，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古人，是自绊而希千里也。”按东坡云：“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於易，学之不至，玉川子是也。”陶开虞亦谓“以天分胜者近李，以学力胜者近杜，学者各自审焉可也”。此论一出，几疑青莲纯恃天分，而流弊甚多矣。予故录方氏之说示人，知诗至圣境，都缘学力精纯，纷纷之喙，可以稍息。
洪氏迈曰：“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略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旁。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贵妃与禄山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不然‘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按太白《雪谗》诗一章，诚有合於古《巷伯》之义，此义烈之性，激发於不得不然者，虽以此万死不辞，若终身不官何患焉！龌龊小夫，惧祸结舌；大忠奇勇，痛快敢言。此其所本者厚薄异也，可第以诗人目之哉？刘氏鉴《太白诗序》，谓“《梁父》、《行路》诸吟，《巧言》、《巷伯》之伦”。杨氏遂《太白故宅记》，亦谓“《蜀道难》可以戒为政之人，《梁甫吟》可以励有志之臣，《猛虎行》可以勖立节之士，《上云曲》可以化愚夫之懵，《怀古》可以革浇漓之俗。其馀虽感物因事而发，终以辅世匡君为意”。两说均得太白诗之本原者。世人徒夸其纵横任侠之风，缥缈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义勃发，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调》、赋《行乐词》了事，犹沿苏子由之馀论，讥其以诗酒事君，亦大误矣。子美《丽人行》云：“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其发国忠之奸，亦能明目张胆言之，与太白英烈，可谓两绝。朱子曰：“偶记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脚板？”据朱子此论，可见诗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声乃精。若以“无迹可寻”，“不著一字”，为盛唐大家妙处，则“心切理直”之词，“浇风”、“恶木”之句，反似发露太过，无弦外音，而变风变雅之道，几乎息矣。李阳冰《太白集序》云：“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又自逊云：“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李华《太白墓志》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谓贤，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过。然亦可知太白诗本原，与《三百篇》相表里，而虚锋掉弄之小才，狂吟烂醉之恶习，信不可以借口学步矣。
洪氏迈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观李阳冰《草堂集序》：‘阳冰试弦歌於当涂，公疾亟，草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诬，辨正确不可少。而《旧唐书》谓以饮酒过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诗》亦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是太白真醉死矣。然阳冰《集序》云“枕上授简”，李华《墓志》云“赋《临终歌》”，此岂醉死者所为哉？余故录容斋辨正之语，俾捉月、醉死两诬，皆得白焉，否则仍与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说，同一嗤点前贤也。
●卷二
苏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後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於无所止者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变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废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
秦氏观曰：“杜子美之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李陵、苏武之诗，长於高妙；曹植、刘桢之诗，长於豪迈；陶潜、阮籍之诗，长於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於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於藻丽。於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至於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与？”按东坡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集大成”之说，首发於东坡，而少游和之。然考元微之《工部墓志》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此即“集大成”之义，特未明言耳，则亦非东坡、少游之创论也。顾少游谓子美“集众家之长”可，谓由於“适当其时”则不可。假令子美生於六朝，生於宋、元，将不能“集众家之长”耶？抑非其时而遂降与众家等也？少游，词人之亻隽耳，论诗则胶矣。且孔子所以为“圣之时者”，时中之义。今既谓子美“集诗之大成”，则宜取微之所言“无可无不可”者当之。若以“适当其时”之“时”，为“圣之时者”之“时”，不几於郢书燕说耶？至以“豪迈”目曹植，则不尽其量；以“冲澹”目阮籍，以“峻洁”目灵运，则不得其情。此与微之以“孤高”目颜、谢者，同一粗疏也。其尤疏者，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於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所见远矣。
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後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求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惟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
李氏纲曰：“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後，《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不然，导源已差，诵览著述，愈多愈缪。陆务观所谓“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者也。
朱子曰：“杜诗佳处，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此即朱子所谓“佳处在用字造意外，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者乎？然此类亦甚多。李氏于鳞谓“如‘文章有神交有道’，‘白小群分命’，‘随风潜入夜’，‘出门流水住’，皆道也，悟者得之”。愚窃取此意以读杜诗，叹其渊源活泼泼地，取之不尽。而黄山谷则谓“子美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陈绎曾《诗谱》又谓“刘琨、卢谌，忠义之气，自然形见，杜以此为根本。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杜深处多取此。刘越石、鲍明远有西汉气骨，杜筋骨取此”。赵氏氵方又谓“杜审言、陈子昂、沈期、宋之问皆杜诗渊源”。范氏温又谓“杜律诗法度全出於沈期，如‘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之类”。此皆於杜之格律字句间求杜之渊源者，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耳。至如坡公爱“轻燕受风斜”“受”字，陈舍人爱“身轻一鸟过”“过”字。葛常之谓“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是炼中一字；“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是炼末一字。潘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此直以用字造意尽诗人之能事，寻求不已，必堕入魔障者也。惟叶氏石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今古之怀，皆见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肆，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也。”此段议论，虽讲用字造意，而所见超乎象外，入其环中，可以参倚朱子之说，而痛砭今之专研《律髓》、《诗眼》，至於病入膏肓者。
蔡氏绦曰：“诗家视陶渊明，犹孔门视伯夷。集大成手，当终还子美。”按东坡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愚窃谓东坡持论太易，如子建、公，先不可以并称，鲍、谢亦非子建之匹，三代以下之诗圣，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子建、元亮，浑然天成，不在太白、子美下。其诗体则不如太白、子美之兼容并包，不可以元亮为胜子建，亦不可以元亮为胜太白、子美也。蔡氏比元亮於伯夷，是亦以诗圣品之，极得分际；惟脱漏子建为不精密。钟记室曰：“子建之诗，如人伦之有周、孔，羽毛之有鳞凤。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胡氏应麟曰：“兼六代者陈思，兼唐人者杜。”锺氏以周、孔属子建，实不料後有子美；胡氏以子美为只兼唐人，似不甚确，然藉此可知子建、子美无优劣也。敖氏器之谓“子美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拟议”，几矣，终不如杜诗“集大成”语为尤的实耳。
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邱师叙闾邱均》云：“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哀故国相张公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於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於六朝哉？
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伤其正气，由於理不胜而词有馀也。杜公虽涉於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後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奇、常，莫不好也。”观此，乃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蔑’之类，所谓转石於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沈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吉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难更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
江氏盈科曰：“子美作诗之时，即有意於传世。其诗曰：‘为人兴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按诗之为道，非惊人事也。必以惊人为事，李贺之奇，卢仝之僻，将为正宗，而温柔敦厚之教晦矣。且传与不传，非己之分内事。方作诗时，即有意於传世，是诗为务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世教陵夷，学校浮薄之子，钻研吟咏，无非为惊人传世之资，好名弃实，凿情害理，诗未传而心术学术已不可问。然则杜公有此二语，何也？曰：杜公自逊其初年学述之未成耳。言“兴僻”则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紧接二语曰：“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则知老而学力大醇，不复有此偏僻之兴，所以春来花鸟，无事雕肝钅术肾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若以“老去漫兴”者为不精，则其结句云：“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语意已不实注。何者？谢公险句固多，要以天然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人人脍炙，杜岂不知。陶公一生，本天为诗，曷尝有惊人之意挂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节渐於诗律细。”“细”与“漫与”是二是一，“漫与”乃所以为“细”也。必求惊人者，粗中之徒，任气陵蔑焉耳。杜公殆故抑其少作，而发此微言，以教人欤？程氏曰：“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题目。馀人诗非不佳，可命题者终少。好诗与好句，政自不同。”程氏此论极有味。人能知好诗与好句之优劣，则知惊人之句，必非典雅之诗，看董子三策，浑灏优游，殊不存一惊人之志也。黄山谷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须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观子美到夔州後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後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朱子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夫“横逸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横逸不可当”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後自出规模之说，便疑其老而漫与，率笔颓唐，无关佳处。试问夔州以後诗，如《谒先主庙》、《古柏行》、《诸将》、《秋兴》、《咏怀古迹》作，煌煌名篇，可置之耶？总之，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极意研练之诗，亦皆有兴到疾挥之诗。谢无逸所谓“老杜有自然不做语到极至处者，有雕琢语到极至处者”。黄氏生论亦如此，予极韪之。若论其大概，则山谷晚年“不烦绳削”之言，实不谬。故唐子西谓“子美到夔州以後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而杜公亦自以老去之漫与，为欲追陶、谢也。世人不知诗家真境，转取吕氏本中惊人即警策之说，谓“文章无警策，不能悚动世人，不足传世”。岂知悚动世人，乃诗之外心哉？吕氏又云：“晋、宋间人，专力於此，故失於绮靡，而无高古气味。”是亦自知前语之有流弊矣。仆平日论诗，窃取杜公“意匠惨淡经营中”、“下笔如有神”二语，分观今古，不拘一格，而以“下笔有神”者为极致。又恐“意匠经营”与惊人奇句，相似而不同之处，学者不能深辨，往往迷误终身，识流於怪僻，志失於务外，所害不细，故录江氏盈科语一则，而详言以折之，不惮其琐琐也。若观者仍有驳难，是必不读魏、晋以上之诗耳。李于鳞所谓“求工於字句，心劳而日拙”者，其此辈耶？山谷《大雅堂记》曰：“子美以来，四百馀年，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子美妙处在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得咀嚼有意，闯然入其门耶？”噫！心劳日拙者之多也，观此又不足怪矣。
宋氏祁曰：“甫混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馥，沾丐後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按仇沧柱谓“《旧唐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唐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遒劲，颇类欧史笔意”。愚谓宋氏此赞，括未能也。“千汇万状，兼有古今”，第言其体繁变词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独厌馀”也。又以能切时事，千言不衰为诗史，则杜诗之足贵，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陆象山曰：“诗学原於《赓歌》，委於《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者也，《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作而《骚》几亡，黄初而降，日以澌矣。惟彭泽一源，与众殊趋，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年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不愧。
屠氏隆曰：“王元美谓‘少陵集中，不啻有数摩诘’。此语误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之冲然幽适，冷然独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烦热；摩诘参禅悟佛，心地清凉，胸次原自不同。”按少陵诗如“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天寒鸟已归，月出山更静”，“林疏黄叶堕，野静白鸥来”，“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谷鸟鸣还过，林花落又开”，“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如此之类，不堪枚举，置之右丞集中，当亦高境。屠氏偏执之论，其不知诗犹可恕也。至谓少陵“不除烦热”，彼将以感时愤俗，迸泪惊心，为禅悟所不屑乎？不知伦纪缠绵，人生大节，一概扫除，置身何等？摩诘“凝碧池头”一作，将亦谓烦热未除耶？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且少陵诗集大成，何独缺摩诘一体之有！元美语自不误，无可攻也。
李氏东阳曰：“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可以为乐。如太白《远别离》，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於是，亦未可与言诗也。”按西涯此则论乐府，颇得悬解，不似于鳞等摹袭为古，割裂为奇。然论杜则独以《桃竹杖》引为极则何也？太白《远别离》一作，惚变化，实造绝之构；若《桃竹杖引》，特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也。必求其至，《兵车行》为杜集乐府首篇，其长短音节，拍拍入神，在《桃竹杖引》之上。西涯殆舍熟就新，遂不自知其偏耳。
蔡氏绦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按蔡氏此论，最得乐府真处。诗为乐心，本以言志，若乐府必作古人题目，摹古人声调，是诗莫古於乐府，亦莫卑於乐府矣。王氏嗣谓“杜公《曲江三章》学《三百》，《七歌》学《离骚》，《新安吏》诸作学古乐府，俱自开堂奥，不肯优孟衣冠”。张氏纟延谓“李、杜二公齐名，李集中多古乐府之作，而杜公绝无乐府，惟《前》、《後出塞》诸首耳。然又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轴，不主故常”。胡氏应麟谓“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黄氏生谓“六朝好拟古，往往无其事而假设其词。杜诗词不虚发，必因事而设，此即修词立诚之旨”。王氏士禛谓“《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沧溟诗名冠代，只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後人诋毁，则乐府宁为其变，不可以字句比拟也明矣”。诸说皆可与蔡氏之论相证合。总之，杜有乐府而无乐府，无乐府之乐府，乃乐府真处，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又沈氏德潜曰：“唐人达乐者已少，其乐府题，不过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耳，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据此则後世诗人本宜自创一题，咏歌时事，沿袭旧题，情理未笃。故余窃谓杜之乐府，非变也，真也；今之好沿乐府题者，非古也，似也。若于鳞之比拟字句，更不足笑矣。
沈氏德潜曰：“苏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贵，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Ι，生平抱负无不流露於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也。新宁高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按李于鳞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盖言唐人之五古，与汉、魏、六朝别也。王元美遂谓“杜长篇曼衍拖沓，於《选》体殊不类”。又谓“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不伦，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王贻上亦以于鳞、元美为定论，而谓“五言古诗，杜甫沈郁，多出变调”。愚皆以为不然。李之《古风六十首》，直追正始以前，其才力更在射洪、曲江而上，昔人既以复古许之，不待言矣。杜之短篇，有建安气骨者，昔人屡言之，今亦不缕述。即以杜之长篇论，《北征》一作，谓与《风》、《雅》相表里可也，况汉以下乎？《奉先咏怀》一作，非即蔡文姬《悲愤》之规模，而又超出其上者乎？且《焦仲卿诗》、《赠白马王彪》诗，或千馀字，或四五百字，皆非寥寥短章，故胡氏应麟谓“杜之长篇叙事，有汉人遗意”。乃于鳞、元美、贻上等，第以《选》体之清婉简净者号为古诗，而忘汉、魏诗之荦荦大者，遂觉杜公之恢闳崛聿，创此变调耳。确士亦不敢定为汉、魏以来之正体，而特尊之曰“诗之变，情之正”，此与高廷礼不敢目为“正宗”，而别以“大家”尊之，同一迁就调停之见，而不自知其眼光纤仄也。且天下文章有非“正宗”而足为“大家”者耶？名目琐碎，而无理解，徒成笑柄耳，确士以为特识何哉？至统李、杜之全集以观，露语率语，稚语累语，诚间有之。然径谓其五古病率坐此，不足以争衡陶、谢，更不敢望曹氏门庭，立论之果敢而无忌，莫此为甚矣。况杜之似《选》体者正复不少，概谓变调，杜亦不受也。夫于鳞、元美、贻上、确士，皆诗家之铮铮者，而议论之沿讹习谬乃如此，此无他，徒就成见以立言，而蔽於所不见也。是故特识未易自许，亦未易推人也。
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沈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覈。予考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沈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於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如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馀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
李氏梦阳曰：“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前景寓目，後景感怀也。如‘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前半阔大，後半工细也。唐法律甚严惟杜，变化莫测亦惟杜。”按崆峒学杜，摹拟有痕，刻划过甚，诚开剽窃之风，若此论五律一则，则方圆之规矩也。胡氏应麟亦谓“老杜五律，虽中联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间之。故习杜者，句语或有枯燥之嫌，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此初学入门第一义，不可不知”。此与崆峒皆为阅历之言。今人自以为情景交融，而不知夙非老手，何可挥霍任意哉？然周氏弼必谓“前联情而虚，後联景而实，轻前重後，酌量乃均。若前联景而实。後联情而虚，前重後轻，多流于弱”。又未免拘执过甚，视律诗如印板矣。
胡氏应麟曰：“五言律体，工部气象巍峨，规模宏远，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风林纤月落’，饯送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从人间来者。”按胡氏铺叙杜公五律胜场，美矣大矣。然卢氏世氵曰：“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动鬼神，︳谟定命，远犹辰告，蒿目时艰，勤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有用之文章也。”如卢氏所论，乃洞澈杜公五律胜场处，胡氏犹论其粗焉者耳。学者於胡氏之说，求杜律之大，於卢氏之说，求杜律之精，不患不得门而入矣。
高氏棅曰：“七言律诗，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崔颢、贾至、王维、岑参各极其妙，李颀、高适当与并驱。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篇什亦盛，如《秋兴》诸作，前辈谓其浑雄富丽，小家不可仿佛，信然。”按杜之七律较胜诸家处，不在浑雄富丽也。高、岑何尝不浑雄，王、李何尝不富丽哉？且《秋兴八首》，兴象声色，诚为名构，然持较《九日蓝田崔氏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诸将》、《咏怀古迹》等诗，则《秋兴》犹非杜公七律之止境也。胡氏应麟曰：“近体莫难於七言律。高、岑明净整齐，所乏远韵；王、李精华秀朗，时觉小疵。学者步高、岑之格调，合以王、李之风神，加以杜陵之雄深变幻，七律能事毕矣。”又曰：“七言近体，盛唐至矣，充实辉光，种种备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极。”二段於杜律胜诸家处，独得其微，过高氏远矣。然胡氏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等句，为字中化境，强为分晰，殊属多事。盖既曰化境，则从心所欲，神动天随，何篇章字句之能辨哉？王元美曰：“七律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非老杜不能。”此与胡氏同一胶而不化之见，不可以论变化无方、境与天会之杜诗也。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并奏，清浊高下，种种具陈，真有唐独步也。然其间半入大历後格调，实开中晚滥觞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刘宾客、柳柳州、白乐天、王仲初、许丁卯、杜紫薇、温八叉、罗昭谏之流，皆绝不学杜，非杜诗开之也。略能学杜而涉其藩篱者，惟一李义山，遂为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误於人？周氏不加详考，径立议论，妄矣！张氏远曰：“杜诗七言律，往往入《竹枝》、乐府，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类，俱有厚力深思，浅学不能及，亦不可学。”观此则杜律有不可学者，或坐古质太过耳，乌得谓滥觞中晚乎？中晚流易纤，惟不学杜故至此，今转以为杜罪，岂不冤哉！
●卷三
郝氏敬曰：“子美才富学博，其为近体长篇，多至千言，而气力愈壮，称擅场矣，然诗家妙义，正不在多。且如《麟趾》、《甘棠》，每章十馀字，汉高《大风》二十三字，倾动千古。自《三百篇》一变为辞，再变为赋，滥旁薄於古风，壮浪豪举於近体者，足矣。若夫长律娓娓，只足当其富有，无关性情。盖诗至近体，不免雕琢，更加凑砌，兴味已尽，葛藤蔓延，甚觉无味。故予於长律，不甚解颐。”按高氏棅曰：“排律之作，源自颜、谢诸人，唐兴，始专此体。开元後，作者之盛，声律之备，少陵独得其兼善者。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而不可也。”据此则排律导源甚远，不得疑其在近体之後；而少陵之无施不可，又不可以“雕琢”、“凑砌”、“葛藤蔓延”斥之也。郝氏必谓诗家妙不在多，而以《麟趾》、《甘棠》、《大风》为例，则《宾筵》、《闷宫》，何以列于《雅》、《颂》？《孔雀东南飞》一作，何以高於汉人？诗殆未可以多少论也。然仆窃疑少陵酬应之章，排律为多，即如《赠翰林张四学士》、《赠集贤崔于二学士》、《赠鲜于京兆》等作，大都褒称先达，感述沈伦，习染时贤，格亦无甚变化，较之《谒玄元皇帝庙》、《行次昭陵》、《重经昭陵》等作，精力甚逊，盖亦犹五七律中有率不经意之篇也。平心而论，排律一涂，杜直以馀力行之，可慕其宏富，斗靡夸多，亦不可斥其冗长，举一废百。胡氏应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陈，颇伤芜碎。惟赠汝阳、歌舒、见素、李白诸作，格调精严，体骨匀称。每读一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端，如周写生，太史叙传，逼夺化工。而杜从容声律间，真古今绝诣。”又曰：“杜大篇钜什，如《谒先主》、《赠歌舒》等作，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虽时有险朴，无害大家。”此二段措议平允，不似京山概贬长律为“无关性情”，太高而无当也。若杨诚斋云：“杜排律多矣，独《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图》一首，琼枝寸寸是玉，ヤ檀片片皆香。然排律仅可止此，五十韵、百韵非古法矣。予嫌其以次乘为上驷，既不甚的；又诗患长而无力，不在古人有之与否，若能以笔笔奋迅之才，行滔滔百韵之体，虽自我作古何害？”诚斋以少为古，是亦京山之见也。若德州卢氏统谓“杜公排律，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从容研玩，锋发韵流，尽洗排当，力由天授”。此则一例推尊，予亦未之敢从耳。
卢氏世氵曰：“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子美恰与两公同时，乃恣其崛强之性，颓然自放，独成一家，可谓巧於用拙，长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戆者也。”按胡氏应麟曰：“以少陵之才攻绝句，即不能为太白，讵不若摩诘？彼自有不可磨灭者，无事更屑屑也。”又曰：“五七绝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绝俱无所解者子美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绝句，遍阅其集，得‘东逾辽水北滹沱’、‘中巴之东巴东山’二首，与太白《明皇幸蜀歌》相类。”信如胡氏之言，是杜之五七绝，大率无足法矣。然敖氏英曰：“少陵绝句，古音黯然，风格矫然，用事奇崛朴健，与盛唐诸家不同。”锺氏惺曰：“少陵七绝，长处在用生，往往有别趣，有似民谣者，有似填词者。但笔力自高，寄托有在，运用不同。看诗取其音响稍谐者数首，则不如勿看。”观此二说，则知杜公绝句，在盛唐中自创一格，乃由其才大力劲，不拘声律所致。而无意求工，转多古调，与太白、龙标正可各各单行，安得谓其不屑为此，遂致绝无所解，只“东逾辽水”、“中巴之东”二首足传哉！卢氏谓“崛强自放，独成一家”，乃在个中。但又有“巧於用拙”云云，则似此老吊诡为心，求胜同时名士。此小家闪奸伎俩，心术不广，文章必怪。杜公一生平直，似无此见地也。果如卢氏之说，曷不全力出奇，而又为花卿、龟年风流蕴藉之作何哉？总之，杜公天挺之才，横绝一世，无所不可。自率本怀，则为绝句创调；偶从时轨，则为绝句冠场。疑其不习者非，疑其弄巧者亦非。学者论诗，当两体兼收，不可专取间响稍谐者，亦岂可专仿词气奇僻者哉！黄氏生曰：“杜公绝句，不入正声，特闻蜀中《竹枝》之音，聊戏效之耳。读者不必律以正法。”此则不知其为大手创调，而径断其为摹仿戏作，识弥粗矣。
刘氏会孟曰：“子美年四十五，自陷贼。明年，自拔取拾遗，扈从还京。又明年，始外补。又明年，始弃官入秦州。自是流离展转，凡三迁。当时朝廷虽乱，道路无壅，雄藩宾客之盛自若也。公以三朝遗老，负海内诗名，其游迹所经，如锦江、洞庭，意气浩然，江湖胜境，楼台高会，长歌短赋，倾晤宾主。当奔走流离，仓卒患难，而所遇犹若此，宜其诗之淋漓悲壮，迈群杰出乎！”又曰：“古今穷诗人，独称子美。然在天宝，则及见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苦厄，惟陷数月耳。後来流落夔、蜀，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按江氏盈科曰：“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时，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窜夜郎後，作诗甚少，当由兴趣萧索。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戎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於诗中发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年谱看。”此君论杜，与辰翁却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论杜，与此君之论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诗为心声，枯菀穷通，皆可自见。今谓少陵之出群，由於东道之豪盛，已觉不成议论，又以得见丽人为少陵喜幸，此其鄙恶居何等乎？青莲奇气凌云，视爵赏如尘芥。今谓流窜夜郎以後，兴趣索然，此稍有气概者所不为，况傥荡如青莲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称怀，亦不得谓诗之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莲夜郎以後，诗篇少见，安知不由编辑零落，亦不得断其兴趣颓唐，而况皆不然哉！今详据杜公《年谱》，并核其诗以为证。廿四岁，赴京兆贡举，不第，诗所谓“忤下考功第”者也。其後游齐、赵，在东都，至长安，既未通籍，困境可知。三十六岁，帝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公应诏而退，诗所谓“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者也。四十岁，进《三大礼赋》，始命待制集贤，又为宰相所忌。明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其实无以自遣，诗所谓“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微生г忌刻，万事益酸辛。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者也。四十四岁，始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乃得一官，诗所谓“耽酒须微禄”者也。十一月，往奉先，诗所谓“入门闻号兆，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者也。四十五岁，自奉先往州，自奔行在，遂陷贼中，其痛苦不待叙。四十六岁，四月脱贼，谒上，拜左拾遗。此一生最得意处，然家室未卜存亡，诗所谓“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者也。旋即以疏救房，诏三司推问，赖张镐救之获免。八月，放还省家，诗所谓“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者也。即在谏省中，亦不甚г足，诗所谓“朝回日日典春衣”，“我贫无乘非无足”者也。明年六月，即出为华州司功，诗所谓“无才日衰老”，“削迹共艰虞”，“孤城此日肠堪断”者也。四十七岁，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诗所谓“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者也。十月，发秦州往同谷，寓焉，诗所谓“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岁拾橡栗随狙公”，“手脚冻皴皮肉死”，“短衣数挽不掩胫”，“男呻女吟四壁静”者也。十二月，入蜀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诗所谓“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者也。明年，卜居浣花溪，诗所谓“卜宅从兹，为农去国赊”，“百年粗粝腐儒餐”，“恒饥稚子色凄凉”者也。又明年，公年五十，仍居成都，间往蜀州，仍归成都，诗所谓“老被樊笼役，贫贱出入难”，“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者也。五十一岁，仍居成都，诗所谓“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者也。其秋至绵州，冬挈家至梓州，又至射洪，诗所谓“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将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者也。五十二岁，在梓州，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止，诗所谓“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长傍人”，“穷愁但有骨，使君寒赠袍”，“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者也。五十三岁，归成都草堂，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此晚年最适意处，然屈居幕下，实非其志，诗所谓“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者也。五十四岁，辞幕府，归草堂。严武卒，遂离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云安，居之，诗所谓“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者也。五十五岁，自云安至夔州，诗所谓“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沈绵疲井臼，倚薄似樵渔”者也。五十六岁，迁赤甲，又迁西，又迁东屯，复还西，诗所谓“乱後居难定，穷荒益自卑”，“囊虚把钗钏，米尽拆花钿”，“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者也。五十七岁，出峡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诗所谓“暮年飘泊恨，今夕乱离啼”，“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杯”者也。五十八岁，自岳州至潭州，未几入衡州，夏复还潭州，诗所谓“穷困挫曩怀，常如中风走。羸骸将何适，履险颜益厚”，“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者也。五十九岁，春在潭州，夏再入衡州，欲如郴州，因至耒阳，诗所谓“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趼疮。萧条向水陆，汩没随渔商”，“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者也。而其秋竟以寓卒矣。统观一生，无非穷困，“楼台高会”，“田园花柳”，特偶一遭逢耳，安得谓其苦厄之境，只居数月乎？辰翁读杜不熟，遂论其诗，亦可嗤矣。若太白以乾元元年戊戌长流夜郎，以宝应元年壬寅冬卒，首尾四年馀耳。然此四年中，自《流夜郎留别宗十六》诗、《流夜郎赠辛判官》诗以下数之，长歌短赋，不下四五十篇。其中高华豪迈之作，指不胜屈也，况又有辑未备，分年未的者哉？且太白临终尚有诗，安在其兴趣索然也？雪涛任意挪揄，当由心境猥琐；而考古不审，贻误後人，与辰翁所论，皆李、杜之障蔽也。予故不惮详覈以辨之，且以戒世之识鄙而学疏者。
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一寓於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也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罗景纶以为诗中之经，杨诚斋以为诗中之圣，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於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於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止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於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元顺帝追谥文贞，为千古诗人之仅事，要亦当之而无愧色者也。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
李氏纲曰：“肃宗之弩房，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与阳城之救陆贽何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耶？予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观者如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语文章妙天下而已。”按葛常之《诗话》引张无尽《孤愤吟》云：“房未相日，所谈皆皋夔。一朝陈陶下，覆没十万师。中原已纷溃，老杜尚嗟咨。”盖为罢相时，杜子疏力救而发也。是则之衄师非无罪，而杜之救为徇私矣。然之败也，由於恢复两京之遽，固志大而虑疏；而之初意，亦欲持重俟时，中人邢廷恩等促战，仓皇遂及於败，则亦不当专为罪也。况考之罢相，《旧史》即系之兵败下，殊觉失之不审。《新史》曰：“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相”，虽兼二事，言仍未覈也。予检杜公《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云：“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於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之爱惜人情，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且尝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禄山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则之善谋，业已功在社稷，似可与陈涛之罪相抵。今只为琴工一事，遽免宰相，是欲使秦穆必替孟明，以一眚掩德也，岂用人之道哉！杜公救之疏，自为国家起见，故当时名臣，如颜真卿、韦陟，则谓甫此疏不失谏臣体，如张镐则谓朝廷罪甫，必塞言路，皆为能见其大。而《旧史》、《新史》既以之罢相，仍为陈涛斜之故，又以公之救，专为布衣交之故，於则不考时事，於公则测以私心，均不足为信史。若张无尽之作诗揶揄，尤ウ陋而不足道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於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之疏，则知公於国有爱惜人材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馀，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车战，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於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裨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之明年，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已杀张、许，又谗房、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馀焰而助之哉！李肇云：“宰相自张曲江之後，称房太慰、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徵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李伯纪比诸阳城之救陆贽，夫次律即非敬舆匹，而子美实无愧於亢宗也。後人读唐史，辄以房贻口实，杜之救房，即同瑕玷。予故录伯纪语，而历历证之如此。盖伯纪一代伟人，故能洞悉贤达事君交友之心胸，而叹其不苟於事；彼葛立方、张无尽之徒，何足以知之！
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後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於当时荒淫失国，惟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差失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於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於卒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於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屑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於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於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讠其耶？抑肃、代二帝於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於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
黄氏彻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语也。宜其孩弄严武，藐视礼法，而朱老、阮生皆与莫逆，遭田父泥饮，至被肘而不悔。其内直外曲，强御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测也。”按《旧史》杜本传云：“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性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史》语与《旧》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将出，冠钩於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公《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又少於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诗称杜甫，杜诗称李白，不足为异。其直呼挺之，用此礼也。特施之死後，而对子名父，为不宜耳。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沈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畔，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诞”，其性实然。然则杜诗中所以爱美严公不一而足者，皆将侪於虚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时，转为谀佞诈伪之流，非第“褊躁傲诞”之过而已也。岂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诗，曰“强移栖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尝以为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叹作《旧史》者之视富贵人太重，而礼公太轻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时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济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诸侯之客，谓称其本怀感恩报不可，谓形诸嗟咏，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床一语，不能谓非无心之小失；而要不当如史臣科断云云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於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礻是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世间之常法焉。
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ν、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行其平素鲠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於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歌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南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歌舒。”何其前後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於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於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於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於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於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逭，在於已汙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於己之节目，然已增後学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刘养正，养正从逆，伯安逼令引决。其母丧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义，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驰书辨论，君臣朋友，本无二理，伯安愧屈。夫维与虔之罪，即不至如养正之甚，而岂得谓其清白无玷，仍以朋友之礼待之，且为之嗟慕不置哉？然则少陵投献应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转为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未节，而不必申驳矣。然少陵之美王维也，顾氏炎武讥之。而王伯厚之讥郑虔失节也，何氏焯则驳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虽无用而不可少”。至顾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从永王，司户之仕禄山，皆文人败名事，使自好者处此，不知作几许云雨反覆！少队当二公贬谪时，深悲极痛，至欲与同生死，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此二说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贵乎名士者，贵其识大义耳。使伦常之际，心目不清，则与粪土何异，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辞官辞赏，先事而逃，与郑司户公然并论，此已不考之过。至司户之汙伪命，第目之曰“败名”，何其不知类也！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汙，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汙，则当绝其交於功罪覈实之日，此非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後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歌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於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於诗教者必知之耳。
黄氏鹤曰：“公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馀，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票’，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考。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是说。”按：仇氏兆鳌云：“元稹《墓志》：‘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或乃兼采本传，谓公卒於耒阳而殡於岳阳。考公之卒在大历五年，而史谓永泰二年，年次既属差讹，记事安得真确？”又唐人李观作《杜传补遗》，谓“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於何处。玄宗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於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时，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诬妄可笑，不值攻驳者。以与太白皆临终被诬，故既论其生平梗概，而遂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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