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入黄溪闻猿

入黄溪闻猿

入黄溪闻猿赏析


  这首诗作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县)。永州在当时属偏僻荒凉之地,奇山异水很多。诗人于永贞元年(805)贬为永州司马后,因司马是个闲官,加之心情抑郁愤懑,常寄情山水,形诸笔墨,排忧解愁。正如诗人自云:“仆闷则出游。”(《柳宗元集》)著名的“永州八记”等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诗人因此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故《新唐书》本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首五绝正是诗人怀着“堙厄感郁”之情,“自放山泽间”时所作。   黄溪,在永州东面,距州治七十里,是环永州城百里内名山水之最佳处。两山墙立相连,崖峭岩窟为缺,花木骈植,与山升降;浅水处多石,小者平布于底,大者可坐饮食;深水为潭,若剖大瓮,积水莫测..《柳宗元集游黄溪记》有生动介绍,可资参读。   其文末记时为“元和八年(813)五月十六日”。《入黄溪闻猿》可能同出一时,只不过一为文,详记黄溪之游,一为诗,直抒个人感慨。   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宗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   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同上)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呢?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诗人贬后自称)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哪里还有泪可流,哪里还有肠可断啊?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故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翻出新意愈苦。”(《唐诗别裁集》)又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同上)这些评述均中肯綮。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全唐诗话续编》卷上引惠洪《冷斋夜话》)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柳宗元的其它诗歌